强世功 | 没有帝国的帝国史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释“大分流”无疑具有洞见，然而，达尔文 对“欧亚革命”的解释恰恰忽略了全球帝国史中的两个根本问题。其 一乃是全球史中的“郑和之谜”，即明代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全球大航海，甚至郑和已经发现了“非洲”，可为什么中国放弃了主宰全球 的机会而将其拱手送给后来的欧洲人呢?其二乃是“大航海之谜”， 即为什么欧洲人要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进行全球大航海呢?我们唯有 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大分流”的地缘政治 基础及其影响下的经济、文化起源。

虽然达尔文强调麦金德的影响，但他忽略了麦金德将全球划分为 大陆心脏地带、大陆边缘地带(内新月地带)和海洋岛屿地带(外新月 地带)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的长期冲击，导致 地处大陆边缘的中国始终以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作为首要任务，由此，中 国地缘战略的重心始终是与大陆心脏地带争夺“内亚地带”(拉铁摩尔 语)，这种长期的地缘战略重心塑造了中国作为大陆国家的品格，导致 海洋从未成为中国关注的重点。因此，“郑和下西洋”从一开始目的就 不是海洋世界的商业贸易，即使发现新大陆，这些不毛之地对于富饶的 中国也没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长期与北方文明程 度较低的游牧民族较量中，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人中原，在文化上被汉 化，从而强化了中国人的文明自信，以至于形成一种作为世界中心的自 我认 知。这种文化自信发展为傲慢，窒息了中国人对外界变化的感知，以至于中国在16、17世纪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对于西方新兴的科学知识缺乏关注和兴趣。而欧洲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刚好是中国王朝进人衰落的时期，这种历史的“因缘际会”加速了这种“欧亚革命”。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在历史上无论是作为大陆帝国的强大，还是缺乏海洋 意识 以及对西方的文化封闭和傲慢，都是因为在地缘政治上与大陆心脏地带 长期互动的结果。同样，西方崛起不仅源于地中海提供的生活方式，更 重要的是偶然发现了新大陆。这才是真正的“因缘际会”。

要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进行大航海，首先就要从地缘政治上诉诸 地中海世界的影响。欧洲文明始终是围绕地中海的争夺而展开的，在 这个意义上，商业贸易和航海之于欧洲人，就像农业耕种和骑马之于 中国人，乃是长期地理环境塑造而成的文化基因。更重要的是，欧洲 文明长期被东方文明打败，希腊文明被东方帝国摧毁，罗马帝国崛起 后又被东方的基督教所降伏，而基督教的欧洲差点被蒙古人摧毁(欧 洲人对“黄祸”恐惧的根源)。“帖木儿之死”对于欧洲的首要意义 就在于欧洲人幸存下来，但更为长远的影响却是蒙古帝国解体导致沟 通东西方商贸往来的“丝绸之路”断绝，而此时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 垄断了地中海与东方的贸易，对欧洲的不断攻势将欧洲人压迫到西欧 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而基督教对伊斯兰教并没有文化优势，“十字军东 征 ”不过是西欧在绝望中的努力且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地 缘政治环境中，大航海来自欧洲人的求生本能，除了寻找传说中信奉基督教的约翰王来建立包围奥斯曼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联盟，更重要的是通过海上找到与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贸易的渠道，因为后者不仅是欧亚世界的财富中心，其知识、价值和生活方式也意义非凡。且不说“四大发明”对欧洲崛起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欧洲人大航海时代所需要的天文学知识、舆图知识、航海知识等也是从东方传播而来，东方的棉布制造、茶叶种植技术、工程技术等今天可以理解为工业知识产权的大量发明创造也无偿地输人欧洲。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欧洲16一17世纪掀起了热潮，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然而，在这本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崛起后如何向东方进行知识传播，而全书对西方崛起前如何从东方获取知识只字不提，书中甚至连“四大发明”这个词都没有出现。可见，达尔文的“新帝国史”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只不过 是让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变得更为隐蔽而已。

四

从工业革命的“大分流”问题上溯到更早的“郑和之谜”，中西 方文明的差异显而易见，但其根源则众说纷纭。这成为从18、19世纪 欧洲的经典社会理论到当代全球史研究中始终绕不开的问题。若从“帝 国”的视角看，我们或许可以从不同文明传统发展起来的不同帝国形 态中给出相应的解释。遗憾的是，在这本帝国史著作中，达尔文并没 有关注这种古今中西的帝国形态差异，以至于未能看到不同的帝国形 态对“欧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达尔文叙述大英帝国历史的《帝国 筹划》的书名就来自亚当·斯密，那就让我们从18世纪亚当·斯密对 于“大分流”问题的解释开始。

在“大分流”问题上，达尔文援引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走向工业革命的道路，而这个问题首先来 自亚当·斯密的洞见。亚当·斯密敏锐地观察到，人类历史发展出两 条工业化道路。一条是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现代化道路，即从 农业到制造业再到商业贸易的道路。另一条是以欧洲为典型的“反自 然、倒退的”现代化道路，即从商业到制造业再到农业的道路。欧洲 道路的根源在于封建制遏制了农业的改良和发展，而最先摧毁封建制 的意大利商业共和国将释放出来的自由民投人到地中海商业贸易领域 中，而地理大发现推动全球商业贸易必须要求体积小而价值高昂的商 品。这就迫使欧洲从早期奢侈品贸易发展到工业品贸易，由此推动欧 洲率先进行工业革命。

亚当·斯密的洞见不仅在于看到了东西方“大分流”的地缘环境 影响下的经济根源，更重要的是看到欧洲这条“反自然”的商业贸易 主导的发展道路推动了欧洲形成“军事-财政国家”的现代国家结构。 商品贸易的利润取决于销售市场，为了打开市场欧洲国家不断发动战 争。战争推动了金融兴起，通过发行债券使得欧洲国家的战争规模和 能力大幅度提升。战争开辟的广大市场又刺激着制造业的发展以提供 更多的廉价商品。由此，在这条“反自然”现代化道路上推动贸易 一 战争一金融一工业这四个因素相互促进，从而形成“军事-财政国家” 这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因此，欧洲崛起不仅是商业贸易的全球化和工 业化，更是金融和战争机器的全球化。这种“军事-财政国家”的新型 政治组织将人性中最野蛮的力量释放出来，从根本上颠倒了人类文明 已形成的文明与野蛮的标准。这就是达尔文所理解的“现代性”，即 如何统一调动“人力”和“物力”，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 都组织成为一种“力”(第485页)。

如果说“文明”意味着对人性中野蛮的动物性的约束，那么“现 代”则意味着对人性中野蛮的动物性的释放，达尔文所说的“文化革 命”就是这场古今之争中将欲望/自由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野蛮力量 作为新的“文明”尺度：科学技术、工商业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体 的主权国家建构等，而“现代性”的最高原则最终通过战争暴力展现 出来。由此，“欧亚革命”推动“大分流”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基 于自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与儒家天下主义，始终坚持以道德来约束暴 力，而欧洲为了加入东方的世界体系走了一条“反自然”的现代化道 路，率先完成了这场从“传统”到“现代”的革命，构建起一种完全 不同于东方古典帝国的新型帝国形态。由此，推动“欧亚革命”的全 球帝国史也是“文明的野蛮人”的成长史，是东方古典帝国向现代欧 洲帝国转型的历史，是欧洲主权国家崛起并在全球建立殖民帝国的历 史，是全球最黑暗的奴隶贸易史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史，更是帝国主义 不断发起全球大战的战争史。达尔文有意无意地抹杀古今帝国形态的 差异，恰恰遮蔽了欧洲崛起所建构的现代帝国形态的野蛮性。直至今 天，我们依然生活在欧洲人造就的野蛮人的世界中，人类重返动物化 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贯穿全球化时代的潜在意识形态， 在全球化不断加剧全球地缘不平等的同时，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 网络战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常态。

若从帝国史的角度看，欧洲崛起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帝国构造。欧洲 帝国首先建构出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核，它基于现代性原则形成一个小型 的、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内部凝聚力的实体，我们通常称之为“军 事财政国”、“宪制国家”或“民族国家”等，都是强调这个帝国核心 的凝聚力，可以说主权国家乃是新型帝国的发动机。正是依赖帝国核心 的强大力量，欧洲小小的主权国家就可以征服亚洲或者新大陆上的庞大 帝国，从而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因此，“殖民帝国”乃至“殖民主 义”这些概念都强调欧洲主权国家对殖民地经济剥削、 暴力统治和军事征服。然而，在“新帝国史”叙述中，普遍强调欧洲殖民帝国并非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起来，而是大航海以来全球商业贸易无心插柳的结果。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往往是商人和冒险家从政府获得特许状，而以私人公司的身份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新帝国史”书写中，特别强调这种由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移民基于商业贸易的利益所建立的碎片化的、形形色色符合殖民地不同情况的多样化治理模式，这些殖民地在名义上效忠于英国国王，而实际上形成了“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这样的帝国不同于古典帝国的领土征服，是围绕商业利益组织起来的，因此帝国不是单向度的暴力支配，而是着眼于商业利益的妥协与合作，这就形成了达尔文的导师所强调的“自由贸易的帝国”或“非正式帝 国”。正是在此基础上，达尔文更乐于将大英帝 国看作是一个“世界-体系”(world-system) 。

然而，不同于沃勒斯坦用“世界-体系”概念强调欧洲中心区域 对边缘地区的经济剥削，达尔文将大英帝国看作是“世界-体系”是 为了回应对欧洲“殖民帝国”或“帝国主义”的批判。这两个概念虽 然可以互换使用，但“殖民主义”这个概念更多地从政治甚至军事角 度来展现帝国进行领土侵占和暴力征服的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经济资源的榨取越来越通过贸易、投资这些更为高级、隐蔽的形式展 开。因此，与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财富掠夺的“殖民帝国”相比，“帝 国主义”实际上是帝国的高级形态(列宁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高级 阶段)，是通过看起来平等的商业交易和投资实现经济财富不平等的 再分配，从而变成一种支配更为隐蔽、表面更为文明的帝国形态。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殖民主义”的“正式帝国”(殖民帝国)依 然具有古代农业时代“贡赋帝国”(阿明语)的影子，是古典帝国向现 代帝国转型的中间形态，那么“帝国主义”的“非正式帝国”或“世 界-体系”乃是现代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是经济力量起 决定性作用而政治力量服务于经济力量的产物。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帝国形态放在达尔文的“欧亚革命”的大背景 下，就会看到早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全球殖民更多具有直接掠夺财富 的古典“殖民主义”特征 ，而随后荷兰和英国无论在北美还是在东印度地区，虽然有“殖民主义”的因素，但逐渐发展出基于贸易和投资的“帝国主义”特征。但是，我们绝不能将“殖民主义”的正式帝国和“帝国主义”的非正式帝国看作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必须看作两种建构帝国的不同方式。事实上，欧洲帝国的崛起从一开始就同时具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两副面孔，且二者始终交织在一起，只是在 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呈现出不同形态。就早期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而言，它们在非洲和美洲完全以“殖民主义”直接 掠夺面孔出现，然而在它们刚刚进入东方世界时，更多以贸易的面目 出现。同样，大英帝国即使到了强调自由贸易的维多利亚时代，也需 要诉诸炮舰主义以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因此，在欧洲帝国的历史上， 海洋贸易始终与海军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由贸易政策始终与炮舰 政策联系在一起。英国是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时期， 却在印度强化“殖民主义”政策，将印度从一个“非正式帝国”变成 一个采取殖民统治的“正式帝国”。

可见，相对于古代农业的“贡赋帝国”而言，现代帝国的武器库 更丰富，军事的、宗教的、商业贸易的、金融投资的、文化传播的， 各种组合方式更加多样化，从而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动态化的帝国 面貌。如果说在18世纪欧洲帝国激烈的竞争导致在重商主义策略下更 多追求殖民主义的垄断优势，那么到了19世纪，当英国在欧洲的劲敌 法国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解体而消失，英国在全球商业贸易中取得了决 定性的优势地位，由此才开始推动一种“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因 此，我们发现欧洲崛起建构出以主权国家为内核、殖民帝国和“非正 式帝国”相结合的复杂面孔。

如果我们将新型帝国模式放在欧亚革命的空间历史背景下，就会 发现这种帝国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采取主权国家体系(威斯特法利亚体 系)的“大欧洲”，美洲、非洲和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建立起的庞大“殖 民帝国”，通过贸易和投资在全球建立起的“非正式帝国”(世界一体 系)的三角关系。这既是现代帝国体系内部的组织结构的三角关系，也 是全球地缘政治所形成的历史空间的三角关系。如果我们将这种新型 现代帝国的三角关系放在“欧亚革命”地缘政治大转型中，就会发现 无论我们如何在“话语”中批评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我们都始 终无法否定在“实践”中欧洲建构现代新型帝国并最终崛起的根本推 动力无疑就在欧洲内部，即欧洲面临地缘政治压力并没有轻而易举地 投降或被征服，而是面对“挑战”展开不屈不挠的生死搏斗。这种面 对“挑战”所形成的“应战”恰恰是欧洲人所崇尚的“自由”精神所 展现出来的野蛮性，并将这种面对压力进行反抗并始终主宰世界的野 性上升为哲学上的“主人”精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儒家文明对野 蛮的驯化在西方人看来恰恰是对“自由”精神或“主人”精神的扼杀。 在孟德斯鸠笔下，东方专制主义往往被形象地概括为“棍棒”统治， 这尤其体现在家庭中父权的绝对权威中。因此，无论是寻找通往东方 之路的全球大航海，还是欧洲国家内部的生死搏斗，都是作为外部条 件刺激着欧洲迈向寻求力量主宰的“现代性”。

在这种现代帝国的三角关系中，能够将微小的主权国家组织与庞 大的殖民帝国以及遍及全球的“非正式帝国”的复杂网络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恰恰是“现代性”所释放出的“力”：科学技术取代宗教迷信， 无限增长的客观知识取代了稳定不变的信念知识，大规模分工取代自 给自足，工业产品取代自然物产，抽象货币取代可见财富，法律(法 治)取代道德(人治)，公民取代了臣民，民主取代了君主。正是凭借 “现代性”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微小的欧洲国家可以对庞大的东方传 统帝国构成“降维”打击。因此，“现代性”不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简 单发展，而是不同维度上的革命性飞跃。小小的英伦三岛可以用新的 方式建构起前所未有的帝国形态，它不需要像帖木儿那样试图用军事 力量征服全球领土，却可以用贸易和金融力量将全球的资源和利润源 源不断地汲取到伦敦。传统帝国所需的钱粮和贡品是有限的，而大英 帝国榨取的财富是无限的。作为现代帝国的典范，大英帝国用英镑和 工业品取代了蒙古人的铁骑，从而实现了帖木儿的梦想，建立起新的 世 界帝国。

五

作为帝国史专家，达尔文的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部“没有帝国的帝 国史”。虽然“帝国”是此书的关键词，可是我们看不到他对“帝国” 概念本身的系统思考。可以说，他对“帝国”概念的理解始终处在欧 亚大陆旧帝国的范畴中，将帝国与领土占领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于 他所理解的“世界帝国”仅仅是“帖木儿之死”背后的蒙古草原帝 国，而没有看到大英帝国通过新的方式已经建构起新的“世界帝国”。 当他试图将传统的“帝国”概念与“世界-体系”区分开来时，无疑 陷人自相矛盾的境地，以至于他一方面将大英帝国看作“未终结的帝 国”，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不能将其看作“帝国”，而应理解为变动不 居的“世界-体系”。他认为欧亚大陆不能接受单一统一的世界帝国， 但却没有看到欧亚大陆已经处在被互联网、美元、全球商业贸易建构 起来作为“世界-体系”的世界帝国之中，只不过这个世界帝国不再是 大英帝国，而是美利坚帝国。

我在这里之所以强调这是一种新型的“世界帝国”，而不愿采用 达尔文的“世界-体系”或国际政治理论中惯用的“自由主义的国际 秩序”，就在于后者基于主权国家理论的“国际关系”思考遮蔽了西 方霸权的帝国实质，尤其是基于后现代理论的“新帝国史”叙述削弱 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至于今天基于主权国家概念思 考下的“中美关系”“中美竞争”这些概念实际上非常具有欺骗性和 误导性，自以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而忽略了西方现 代帝国的三副面孔，忽略美国乃是比大英帝国更为复杂的世界帝国体 系。首先美国在其领土内就是一个帝国体系，其次拥有“五眼联盟” 的帝国核心层，接着就是欧洲、东亚和中东等军事支配体制等以 盟国 面目出现的附庸国体系，此外就是作为后院经营的拉丁美洲，当然还 有其他依赖互联网、金融和贸易控制的“世界-体系”。因此，中美关 系的实质乃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主权国家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 国或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因此，中美关系不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关系， 而是中国如何面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问题。最近几年全球舆论关 注的“中美脱钩”的实质就是美国试图把中国开除出“世界帝国体 系”，因此，今天中美斗争不仅关乎两国命运，而且关乎世界秩序的 未来，即全世界都臣服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还是在主权国家的基 础上建立真正平等的国际关系?当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建构两种 不同类型的世界帝国时，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恰恰致 力于缔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而今天，中美竞争的根本依然是围绕 这两种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展开的斗争。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随着现代海洋帝国的崛起，尤其是太空、 互联网空间的兴起，大陆心脏地带的地理优势逐渐在丧失，走领土兼 并的大陆帝国道路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国。帖木儿之后，从拿破仑帝 国、德意志帝国一直到苏联帝国，每一次大陆帝国的崛起都试图走蒙 古帝国老路，结果都被海洋帝国所打败。大陆帝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不断重复帖木儿的悲剧，领土兼并的企图导致其他大陆国家 因恐惧而加入海洋世界的阵营，最终被海洋帝国打败。苏联曾经是最 接近成功的一次尝试，但恰恰是苏联的领土扩张战略将西欧推到美国 的世界帝国体系中，而中国也不得不与苏联分道扬镳，以至于1972年 尼克松访华成为冷战结束的地缘政治起源。

在这个意义上，《帖木儿之死》这部书虽然是脱离欧盟的英国人 写的，却应当成为欧亚大陆所有政治家的案头书，从帖木儿以来试图 建 立世界帝国的悲剧中总结经验教训，即欧亚大陆的国家必须放弃领 土兼并的老路，走一条相互交流、相互配合的合作共赢的新路，而这 也正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的道路。唯有如此，世界历史的 重心才能重返欧亚大陆，重返东方世界。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启示 就是必须放弃传统大陆国家的战略定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观念，持 续不断地面向海洋世界来拥抱全球。兼具大陆和海洋两种独特地缘政 治特征和两种政治文化品格必然要求中国同时推动大陆世界和海洋国 家之间的双循环，在欧亚大陆世界与海洋世界之间维持平衡，由此来 构建新型世界秩序。

然而，“欧亚革命”不仅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更是人类历史从传 统迈向现代的产物，是技术革命、经济革命、法律革命、政治革命、 军事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相互激荡的产物，这些革命最终推动人类通 过知识来把握宇宙、世界和自身。人类从分散在地球不同地方的区域 性帝国最终迈向世界帝国恰恰意味着人类拥有了组织并驾驭整个世界 的知识和能力，而这种知识和能力的持续增长也会推动人类在未来驾 驭更广阔的宇宙空间。英美主导的世界帝国乃是西方几百年来知识、 经验和智慧累积的结果，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西方现代知识所创造的 世界中。中国崛起无疑得益于近代以来持续不断地主动学习西方创造 的现代知识，我们唯有具有在知识上把握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的自主意 识和自由意志，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来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成果，推动 持续不断的知识创新，才有可能将中国崛起转化为对新型世界秩序的 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这部总结欧亚帝国兴衰历史的著作无疑 是我们思考未来世界秩序的入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