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有赖于对作为治理对象的社会组织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形成清晰的认知和判断；而这种认知和判断最好是基于比较分析的框架之下。一般而言，学者们对不同社会形态的认识，往往是从剖析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作为切入点的。因此，本节将简要回顾社会科学界对社会组织结构的已有研究，并指出相关研究在理解网络粉丝社群组织时的局限性。
（一）有关社会组织结构的已有研究回顾
学术界对社会组织结构的已有研究大体将其分为了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科层组织的金字塔型、网络型和同心圆型。
现代人类社会组织中最常见的组织是科层组织。这类组织是建立在明确的权力等级关系之上，通过比较狭窄的管理幅度和较多的管理层次设计，从而实现职能的严格划分和层级的严格确定。这类组织的典型结构为金字塔型。在韦伯看来，科层组织具有鲜明的等级性，权力倾向于集中在顶层，以理性作为组织运作的基本原则。由于科层制下的任务皆由严格的程序规则来控制，且组织内部不同层级之间分工明确，故而科层制组织有着较高的工作效率。因此，马克思·韦伯将科层制看作现代社会适应于中大规模系统管理要求的唯一方式。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经典的科层组织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层级过多导致的信息传递失真，以及效率低下等。特别是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这样的缺陷是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的。在后来的企业组织变革中，多部门（事业部）组织和矩阵型组织应运而生。而韦尔奇时代通用电气的巨大成功也让无边界组织名声大噪。但归根结底，上述组织类型都是对经典科层制的调整，尤其集中在决策权限的分散和授权方面，目的是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但当涉及组织重大战略性决策及其执行时，组织内部的等级关系还是明显存在的。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普遍运用，人类的交往方式和各类组织的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运而生的网络型组织结构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对象。网络型组织的特点主要有去中心化，节点之间没有明显的从属关系，呈现出开放、多变和灵活的特征。这类组织中的成员（个体或次级组织）不再作为独立的单位来运行，而是积极融入一个与其他成员共同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中，网络型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选择进入或退出某一关系网络。网络型组织也可能会分为不同亚类型。例如，在企业管理领域，有学者就分出了四种基本类型，分别是内部网络、垂直网络、市场间网络和机会网络；除了内部网络这种类型可以视为科层制组织的继续变革外，其他类型的网络则与科层制存在显著的区别。作为一种较为新型的组织形式，网络型组织对政府的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政府必须在明晰其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对相关治理工具和体制机制作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说科层组织和网络型组织主要受到管理学界的关注，那么，同心圆型组织则主要为社会学界所关注，后者源自对中国乡村地区传统氏族组织结构的讨论，费孝通的相关研究就是典型代表。这类组织是扁平化的、根据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氏族中的个体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向外扩展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每个人都是由己向外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越向外推圈子关系越淡薄。另外，由于传统氏族组织没有明确的团体界限、组织分工和规章制度，与组织内的个体没有硬性的制约关系，因此，成员也无须承担义务并对组织负责。尽管如此，组织中的个体行为也并非完全不受组织制约，在血缘亲属关系基础上衍生出的以人情、面子等形式的非正式权力，对成员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传统氏族组织的动员过程中，组织中的核心人物可以借助个体间的关系纽带，实现在整个组织内的横向动员。这种动员不一定借助专门通道，仅利用日常生活中诸如茶余饭后的闲聊等就可以完成，这就大大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同心圆组织是乡村治理中无法回避的治理对象。一方面，由于其乡土性和宗族性的结构特点，使得在国家权力下渗时可能会对国家权力形成抵抗；但另一方面，同心圆型的社会组织结构也有可能成为政府进行乡村治理时可以借力的工具。
（二）有关网络粉丝社群组织的已有研究回顾
已有不同领域的学者对网络粉丝社群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讨论。在经济学或管理学的研究者看来，粉丝社群是一种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型经济组织形态。这种经济业态基于某种共同的需求，其特征包括对某个人共同的喜好、对某个领域的共同兴趣、某种共同的感情依赖等。而来自社会学或传播学的研究则认为，粉丝的出现是一个文化现象，“饭圈”则是借助新媒体形成的新的文化群体。另外，还有学者注意到了“粉丝爱国主义”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指出了在社群经济模式下，粉丝群体成为拥有高度组织化能力和强烈参与需求的群体，而在与爱国主义政治议题结合后，引发了一些与“粉丝爱国主义”相关的公共事件。上述讨论说明，网络粉丝社群组织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都已显现出不小的影响力，正如有学者所言：“它已经扎根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当中了。”
为什么网络粉丝社群组织可以高效地组织和动员呢？学界对此问题的回答一般诉诸情感与认同。不少学者都指出，网络粉丝社群组织的动员主要是利用了情感策略。例如，胡岑岑认为出现粉丝狂热消费和免费劳动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粉丝组织对粉丝个体的情感卷入。而粉丝情感主要包括了由“光环效应”产生的崇拜心理、自我认识的投射，以及获得参与式陪伴等情感体验。还有学者指出，网络粉丝社群组织就是依托互联网空间、围绕共同喜爱的偶像所形成的情感社群，这个情感社群的动力机制就是情感力量。但是，情感总是具有半衰期短的特征，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如果缺少足够的互动链，那么粉丝基于情感而产生的动力总会较快地由“形成”走向“消解”，而巩固“形成”这一结果，或是由“消解”再走向“形成”，则需要不断地加强互动仪式链。
除情感外，粉丝对组织的认同是学界解释粉丝社群组织集体行动逻辑的另一路径。一般来说，粉丝的认同可以分为两种：对偶像个体的认同和对粉丝群体的认同。对偶像个体的认同更像是粉丝个体情感的投射，而对粉丝群体的认同才是学界普遍探讨的对象。曾庆香就认为，“饭圈”的所有权力皆来自认同的力量。她将这种粉丝的认同概括为自我投射式和情感卷入式两种，并认为粉丝个体加入“饭圈”就是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下，完成从自我投射式的认同到群体认同转变的过程。金韶和倪宁也认为现在的粉丝社群不再是单纯对同一明星偶像崇拜的集合，而是粉丝加入以明星偶像为核心的亚文化群体，通过社群内的互动参与以期获得价值认同。
而实际上，不论是互动仪式链还是群体认同的形成，都与粉丝社群的组织结构息息相关：组织结构决定了粉丝互动的形式和最终的动员模式，而互动形式与动员模式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组织结构的完善。
目前，学者们对网络粉丝社群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组织属性和结构两个方面。首先，在组织属性方面的讨论中，一些学者认为，网络粉丝社群组织不具备正式的成员进出程序，所以“饭圈”不属于正式社团，也不应被视为一种社会组织类型，而是正式组织和经常性聚合之间的一种形态。
其次，更多的学者关注到网络社群组织的结构，已有研究主要有三类观点：一是将其划归为科层制的金字塔型结构，认为“饭圈”内部有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体现出森严的等级次序，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所持有的观点。例如王艺璇认为粉丝社群组织的结构通常为“领袖+成员”的单层次结构；即便是那些根据区域和级别划分的后援组织也都有明确的层级划分。二是将其归结为同心圆型权力结构。位于最内圈层的是后援会等经纪公司首肯的管理型组群，“反黑”站、数据组等职能型组群以及一些有话语权的“大粉”；次一圈是一些资源产出型图站、影响力较小的组群以及忠实粉丝；最外圈是数量最多的普通粉丝。三是将其划归为网络型结构。吕鹏曾将网络粉丝社群组织概括为由点与线构成的拓扑结构系统，网络粉丝社群组织借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连通性，因此更可以大范围地调动各类粉丝与网民的资源。除了以上三种主流观点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也从侧面提供了理解网络粉丝社群组织结构的思路：潘妮妮在研究粉丝从“个人利益”向“政治参与”转变的路径中指出，粉丝组织有常态化的权力分层（通常基于资源和年限）与日常行动功能分组，还有成文的规则和非正式的习惯；吕欣和戴春旭在研究粉丝动员时提出，粉丝网络动员总体呈现出了横向扁平、纵向金字塔式的多层组织架构。
在20世纪末“体育迷”与“电视迷”风靡之时，有外国学者研究指出了“饭圈”粉丝的异质性，并将其分为三个层次——低层的社交粉丝（social fans）、中层的专职粉丝（focused fans）以及高层的特权粉丝（vested fans）。另有学者进一步根据知识（knowledge）、加入时间（access）、领导力（leadership）、地位（venue）和粉丝水平或质量（fandom level or quality）五个维度定义了粉丝的不同层级——边缘粉丝（ambient）、积极粉丝（engaged）、超级粉丝（superfan）以及主管粉丝（executive）。层级越高的粉丝对艺人的投入就越高。他们对“饭圈”粉丝组织结构的描述类似于上文中提到的同心圆型结构。
相比较而言，韩国的粉丝文化形成和发展均早于中国，学者们对韩国粉丝团体（K-pop）的相关研究是国内学术界理解和研究中国“饭圈”的重要参考。作为偶像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韩国粉丝社群很早就实现了组织化的转变。但目前有关K-pop粉丝的已有文献，研究视角大多集中在情感资本与情感劳动、偶像产业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性别主义、K-pop圈的影响外溢，以及不同粉圈之间的合作或对抗等。例如有研究指出，K-pop粉丝的劳动包括专业劳动、管理劳动以及非技能型劳动三类，这可被用来区分是否为“真粉丝”。而且，粉丝劳动已变成韩国流行音乐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种以粉丝劳动为特点的韩国“饭圈”行为模式，其影响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断外溢。有学者在研究老挝的粉丝社群时指出，K-pop粉丝活动促进了老挝新公民社会的形成。除此之外，K-pop粉丝的活动随着韩国流行音乐在国际上的推广也逐渐走出国门，开始与其他粉圈合作；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粉丝合作网络”概念来概括这一现象。综上所述，目前，很少有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于中国“饭圈”内部的组织结构及其与其他组织类型的异同上，而这恰恰是我们理解与“饭圈”相关的几乎所有社会现象的基础。
除此之外，在学者们关于“饭圈”的研究中还有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观点：粉丝对明星存在一种宗教式的崇拜，在互联网和娱乐经济的推动下，“饭圈”甚至可能会形成宗教化的狂热。据此，研究“饭圈”便不可避免地需要探究宗教团体与网络粉丝社群组织之间的异同。在关于宗教团体的研究中，研究者一般将其组织结构界定为伞状（umbrella）结构。关于伞状结构，目前学界并没有明确的统一定义。德里克认为在某些方面，伞状组织具有部分网络组织和联盟的特征；斯塔图森认为，伞状组织比网络和联盟更具有一定的等级结构；劳曼则将伞状组织定义为一种组织成员群体运作的集中式组织，这种组织是类联邦的，但与传统联邦形式相比，伞状组织中的成员既无自治权，也无决策权。在此基础上，国内研究者对伞状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徐宇珊在研究基层草根组织时将伞状结构定义为“一个组织作为核心与节点，支撑起其他更为基层的草根组织发展的结构形式”；而王瑾则在研究NGO组织时认为，伞状结构是许多NGO平等地相互联结起来，建立一个制度化的联合管理机构。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研究者，对“伞状组织结构”的定义都带有“联邦”的色彩。但是，在对宗教团体组织结构的讨论中，将其划归为“伞状结构”通常是从狭义的“宗教团体”出发，也即讨论的是核心教会与其他教会之间的组织关系，而这种核心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联邦色彩”的特征是饭圈组织不具备的。而若从广义上讨论教会和信众组成的庞大群体，则很难将宗教团体定义为组织，这是因为在宗教教会和信众中，除了教职人员外，信众并没有被纳入组织的管理中。而“饭圈”虽然看似松散，但“饭圈”中上到演艺明星的团队、后援会，下到普通粉丝，都是围绕着明确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且普通粉丝也在组织的日常管理运营范围内。综上，虽然宗教的组织方式与饭圈有一定的类似，但仍不能将二者视为同种组织类型。
（三）已有研究评述
在组织属性方面，实际上，正式社团（或称正式组织）的概念来自理性系统视角的定义，其中，目标具体化和结构正式化是判定正式组织的根本。但本文则从开放系统视角出发，不再界定组织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而是把组织看作相互依赖的活动系统，即组织是相互依赖的活动与人员、资源和信息流的汇聚。更何况，斯考切波也曾提出“无会员型组织”的概念。另外，随着网络技术的普遍运用和数字平台的扩张式发展，如今的网络粉丝社群已经不再是几十年前原子化追星时代松散的人员联合，而是形成了具有明确的目标、相对定型的运行规则和固定化运行模式的新型组织。这类新型组织在数字平台和资本的推动下，以其富有弹性的组织边界、精准的功能定位和巧妙的操纵手段，对数量庞大的成员，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们或许可以用一种更加包容的态度来思考“组织”的界定标准。
在组织结构方面，已有研究都无法完全体现网络粉丝社群组织的结构特点和动员机制。一方面，虽然粉丝组织看似有明确的层级，但层级之间并非完全由权力关系支配，这与金字塔式的科层组织不同；另一方面，同心圆结构的观点不仅忽视了资本在“饭圈”运作背后的主导性角色，也没有注意到“饭圈”中核心层和中间层之间的等级问题，还忽视了中间层中不同类型的积极分子之间的差异，从而无法解释“饭圈”中出现的粉丝行为与明星意志相偏离的现象。而拓扑结构的观点缺乏对网络粉丝组织独特性的概括——如果整个世界都是拓扑结构系统，为何网络粉丝社群组织较之其他社会组织有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呢？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对演艺行业网络粉丝社群组织的剖析，并对比其与已有几种类型社会组织的异同。本文认为，这类组织兼具了金字塔型、同心圆型和网络型组织的部分特点，但又有其独有特征，是一种有别于上述三类组织的新型组织形式，本文将其归纳为三维立体的水滴型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