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欧洲人的脑洞跪了！你们这样说中国问过我们的感受吗？

马可·波罗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动物形象

（法语插图版《马可·波罗游记》）

提到欧洲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马可·波罗那本影响颇大的游记。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让我们中国人匪夷所思的“神州”想象。有的人至少还到过古代中国，有的人压根儿没涉足这片土地，却敢大开脑洞整出一本游记，真是令人佩服。而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可以从容地回顾当初西方人如何把“神州”形象造了又拆，并且可能有心理活动如下：

全面辉煌的神州最初是由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披露的，他于1271至1295年间在亚洲广泛游历，在大约17年的时间里都在侍奉蒙古皇帝忽必烈汗。

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我们可见他对神州大地充满异域情调的自然现象产生的强烈兴趣：“梨子硕大无比，每个都重达10磅，果肉白皙，宛如面团，香气浓郁”，“桃子之大，每一个都有金衡制的2磅之重”。在他看到的奇特的动物中，有用他的名字命名、现称之为马可·波罗羊的大角羊。“蝙蝠大如秃鹰，而秃鹰则黑如乌鸦”。

对于后来在人们对神州的想象中起了重要影响的怪物，他这样形容：“巨蛇，有10步之长，腰身有10掌距之粗。在前部，靠近头的部分，它们长着两条短短的腿，三个如虎掌般的爪子，亮铮铮的眼睛比卖4便士的那种面包还要大。其喉咙之大，足可吞下一人；而其牙齿则又大又尖，而且它们的外形是如此恐怖，以至于不论是人还是任何动物，均会因为恐惧而不敢接近。”然而这段绘声绘色、挖空心思的对鳄鱼的描述，到了中世纪插图画家手中，则变成了游记文字旁边的一条微型的火龙形象。相比鳄鱼，人们显然更熟悉火龙呢。

法语版《马可·波罗游记》内页

1300年印刷

后来圣方济各会的传教士鄂多立克，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来表现他对神州的畅想。以至于他回到意大利之后写的游记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他观察得更加细致，因而记录了很多中国人日常生活奇特的细节，比如女人的小脚怎么裹，官吏们如何任由自己的指甲越长越长，以及怎么训练鸬鹚用来捕鱼。同时他又用讳莫如深的姿态和模糊的语句将神州的奇异程度夸大到天际。他开宗明义地说：“尽管我会讲到很多在许多人看来难以置信的事情，但我并不打算全部讲完。实际上，要不是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我自己恐怕也不会相信这些东西。”

而对于宫廷秘事，他也极尽保密之能事：“任何记述，凡涉及那位统治者（即忽必烈的继任者）的崇高地位以及他在宫廷中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未能亲眼目睹的人来说似乎都是难以置信的。”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描述让读者想知道却不能，在干瞪眼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展开想象的翅膀。也许一千个读者看了他的游记，就能想象出一万个或冷或热、忽云忽雨的神州。

而另外一本名叫《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的书，比前面这两本游记更加流行。虽然后来作者被证明不存在，而他的“个人经历”也不过是抄袭和编造，但这些不靠谱的文字还是因为他对欧洲人心理的了如指掌以及突出的文学才华（真的不是黑）而越传越广。他把一本“圣地朝圣指南”变成了神话、传说、猜想以及由偶得一见的事实构成的迷人的哥特式华美图景。

在他的描述中，环绕东方四周的是很多群岛。岛上住的是奇特妖怪的部落，有的眼睛长在额头上；有的没有头但有长在肩膀上的眼睛；有的长着马蹄；有的长耳及膝。有的可以用嘴唇把脸遮住，有的则是双性人。他毫不含糊地对大汗的财富大书特书，并用每个欧洲人都能明白的语言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大汗的宫殿有多么富丽堂皇。大殿里立着24根纯金柱子，墙上挂着发出甜香气息的红豹皮。宫殿中央摆着“大汗的龙椅”，“完全是用金子、珍奇的宝石和硕大的珍珠制成，四个角就是四条金蛇；周围还有用丝绸和金子做的大大的帐子，上面缀满了硕大的珍珠。”据说，大汗在自己房间中放了一颗红宝石，它“足有半英尺长，夜间发出耀眼的光芒，亮如白昼”。这个江湖骗子搞出来的花式杂烩不仅有人信，还被当作大约二百年间关于东方的最高权威。

“长着狗头的人（dog people）”

“曼德维尔”爵士凭着想象力为西方人描述了一个魔幻的东方奇观。

有了花样繁多的添油加醋的描述，接下来自然是要想方设法与这片神圣的地方建立联系了。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期，达·伽马开辟的航线使得葡萄牙人用较短的时间就摸索到了中国海岸，并开始从事小型商贸活动，但他们的海盗行径让中国人不胜其扰，因此也失去了向中国内地开拓的机会。中国只允许进行有限的贸易，把外国旅行者限定为少数传教士或者“进贡使团”的成员，准许他们从广东前往北京，并得到特许向天子叩头。一回到故土，这些颇感荣幸的耶稣教会传教士和大使们便匆忙地把他们经历的故事散布开来。

这样，中国反而无心插柳地让“神州”形象保持了一层神秘的面具，用温和无害的方式让外国来客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形象做了一波又一波宣传。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耶稣会士们被派到中国的意图，原本是让不信上帝的中国人投入上帝的怀抱，但往往并不能如愿以偿。其中一位叫做马泰奥·里奇的（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经过深思，觉得普通的福音传教不会吸引练达世故的中国人，那么怎么办呢？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他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国文化通”。于是他瞄准了官僚阶层，刻苦学习中国文化精华，赢得了礼部最为顽固的官僚的尊重。他对孔子的研究简直深入到可以和哲学家们互相引用《论语》。他发现儒家的行为准则与基督的训导惊人地相似，而官僚们也对他描述的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初步的兴趣。

 利玛窦

一切进展得如此顺利，好像就快要到相见恨晚、握手言欢的地步了。但当他试图说服听众接受基督教里的神秘因素时，中国的听众开始不买账了，他们认为这种迷信一点也不比道教徒或佛教徒的迷信好。所以里奇和他的后继者尽管有了作为使团成员的荣耀，却都没有真正打响自己的算盘。他们心里有多苦——他们没有说，我们不知道。

反过来，这个使团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成员们写出了在中国的经历，自然不必细说，更进一步的，耶稣会还出版了孔子著作的译本，孔子的思想就此漂洋过海。到了17世纪末，欧洲的学者们对这些译作表现出巨大的热忱。

小编仿佛听到了这些欧洲人在心里冲着神州嘶吼：“说！你们是不是故意的！”

具有西方人形貌特点的东方圣贤：耶稣会士所绘孔子像

有关中国的想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衰减，反而在18世纪又有了很多新的变异。

1776年，法国学者格林这样说道：“中华帝国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特别关注、着重研究的课题。传教士们首先用来自那个遥远国度的乐观报道迷惑大众舆论，地域是如此之遥远以至于无法戳穿他们的谎言。接着哲学家们也来捧场，并从他们那里找来任何可用之物，用以抨击、铲除其在自己国家看到的罪恶。这样，这个国家就在短时间内成了智慧、美德和良知之所，在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上，其统治最为开明长久，其道德最为高尚、美好，其法律、政策、艺术、工业同样如此，堪为世界各国的楷模。”

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多彩的神州大地已经成为了欧洲人心目中魔镜一般的存在，它光芒万丈，可以用来照射欧洲本土的各种妖魔鬼怪。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1697年出版的《中国新事集萃》中，就倡导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之间展开交流。他认为西方在数学、逻辑、天文学和形而上学方面有伟大发现，但和中国相比，西方的实用哲学和政治道德方面则处在劣势。他甚至说：“鉴于道德败坏已经达到失控的状态，在我看来我们的事态已是相当严重；我几乎认为有必要让中国也把传教士派到我们这里来，教教我们自然神学的宗旨和运用，因为我们派去的传教士就是去讲解天启神学的。”

年轻的伏尔泰从耶稣会士那第一次了解到中国，欣然接受了文明的孔子的教条，声称：“我已经专心地读了他的书，我还做了书的摘要；我还发现，他们所讲的完全只是纯粹的道德……他仅仅宣讲道德，并不鼓吹奇迹，书中毫无宗教寓言的因素。”在他的笔下，孔子变成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古老的中华帝国变成了法国乌托邦。而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则干脆发表了重农主义宣言《中华的专制制度》，希望君主能够按照中国的模式改造王国。

当然，有狂热的支持者，也有顽固的反对者。法国的卢梭、费奈隆，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都是唱反调的人物。西方人心目中“神州”的光环，随着欧洲与中国的实际联系增多，也不可避免地一点点褪去。毕竟，再花式的畅想最后也要落实到一点一滴的实地接触上。而大多数的中国人大概对这种光环的涨落并不了解，因为这些脑洞过大的西方人从没征求中国人的意见呐！（想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元素在欧洲的传播和接受历史，请关注《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

此文为看点（北京大学出版社）原创内容，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