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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日本明治维新前民众识字率高达40%」的神话 | 短史记

短史记-腾讯新闻 · 公众号 · · 2020-04-08 16:22

正文

中文知识界长期流传一个神话：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已高达40%以上。

这种说法，不止见于通俗历史读物，也见于学术著作。下图即截取自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书中说：

“江户末期男子的识字率是40%～50%、女子是15%。武士及农村的村长之类的干部几乎100%识字，城市商人识字率也达到80%以上”。

作者给这段话标注了两个注释，显示这种说法在学术界流传已久。

图：某学术著作如此叙述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平民识字率神话

还有更神话的说法。

下图截取自某学术论文。文章将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且认为比同期的欧洲（法国）还要高：

“江户幕府末期，日本民众的识字率高达60%～70%，而彼时的欧洲只有20%~60%，法国则不到10%”。

图：某讨论日本“国民性”的学术论文，对江户幕府时代日本民众识字率的表述

这个神话，常被用来比较中国的清末新政与日本的明治维新。

许多人依据这些数据，得出结论：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远高于中国。再将这个结论，与清末新政的失败、明治维新的成功相结合，推导出一种认知：晚清中国的“国民性”不足，国民程度太差，是新政无法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清末新政的不成功，导致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在近代大不相同。

国运，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之间，当然是有关系的。

但“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远高于中国”之说，却并非史实，而是一个统计上的陷阱。

图：欧洲人绘制的1840年代的中国

中文知识界之所以会流传这个神话，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日本学者也说过相似的话。

比如，北冈伸一在《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中这样写道：

“在江户初期，识字对武士来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在江户后半期，不识字的武士就是例外了。据说识字者的比例，即识字率(literacy)在幕府末期的成年男子中为40％~60％；成年女子为10％~20％。这在传统社会是惊人的高水准，即使在现在，在此水准以下的国家也为数不少。由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各种效果，其一就是文书行政成为可能。一旦识字率超过10％，通过文书复杂有效地传递内容，就成为可能。”①

“据说”二字，显示北冈伸一并未考据过上述数据的真实性。

其实，江户时代并没有留下关于民众识字率方面的全面调查。江户时代日本识字率奇高的神话，最早产生于来到日本的西方人，比如1811年被日本俘虏的俄国船长戈洛夫宁，在他的《日本幽囚记》中说，他接触到的日本人都拥有读写的能力。

图：《日本幽囚记》，1816年刊行

虽然江户时代没有留下民众识字率方面的全面调查，但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可供参考。

比如，教育学者八鍬友広《十九世纪的识字率调查》一书的研究结论是，在江户晚期：

日本6岁以上儿童，能写自己姓名者，男性约为89%，女性约为39%，能写自己的姓名和村名者，约为63.7%，能够记账者约为22.5%，能够写普通信件者约为6.8%，能够写普通公文者约为3.0%。

遗憾的是，中文知识界在转述八鍬友広的这一研究结论时，往往对写姓名与村名、能够记账、能够写信、能够写公文这几个层次不加区分，笼统称之为“识字率”。

比如，某学术著作如此写道：

“江户末期，日本老百姓的识字率普遍得到提升。男子约40%以上，女子约10%都接受过家庭以外的教育。日本教育学者八鍬友広的《十九世纪的识字率调查》中对6岁儿童的识字率做了统计，结果显示滋贺县识字率高达75% （男子约为90%，女子约为40-50%），冈山县的识字率近60%（男子约为70%，女子约为60%）。平民阶层的识字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②

单看这段表述，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八鍬友広的研究证实了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识字率极高”的错觉。

其实，若将表述中的“识字率标准”，注明为“能够认识、书写自己的姓名与村名”，这种错觉就会很自然地消失掉——所谓的“高识字率”其实很平常，主要是低标准所致。

下表是滋贺县1877-1893年的“自署率”调查表，引自八鍬友広的论文《明治期滋賀県における自署率調査》。由该表可知，所谓“滋贺县识字率高达75% ”，其实是“自署率有75%”——“自署率”指的是能够写出自己的名字和住址的比例。明治时代尚且如此，江户末期的情况自然也不会更好。（论文网址：

https://www2.sed.tohoku.ac.jp/library/nenpo/contents/64-2/64-2-01.pdf）

下图是滋贺县、冈山县、鹿儿岛县1886-1891年的“男女民众不能自署率”调查。引自日本学者斉藤泰雄的论文《識字能力・識字率の歴史的推移――日本の経験》。其结论与八鍬友広的研究大体相近。（论文网址：

https://home.hiroshima-u.ac.jp/cice/wp-content/uploads/2014/02/15-1-04.pdf）

这种“高自署率”，与“寺子屋”的发达有直接关系。

寺子屋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平民接受教育的主要机构，主要以庶民子弟为教育对象。据统计，江户末期日本全国共有约15000~20000所寺子屋。

寺子的教育内容，完全以日常实用为目的。比如，流行甚广的寺子屋教材《商卖往来》中，收录了361个词语，包括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的词汇65个、商品名称211个，这276个词占到了总词数的77%。另一种供农村民众使用的教材《农文往来》，则主要收录农家书信中常用的单词、短句和短文。③

明治十四年（1881年）的一份调查统计显示，长野县常盘村882名满15岁以上的男人，能写名字为76％，能写信为4％，能读懂告示为1％。从写姓名到写信、读懂告示，二者之间，存在着断崖式的下跌。若以前者为“识字率标准”，数据自然会很好看，但也很容易造成错觉——毕竟，在现代日常语境里，说一个人“识字”，往往等同于这个人拥有写信之类的基本文字表达能力。④

比较符合常识的数据，可以参考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的《日本教育的现代化》一书中的说法：

“自十八世纪以来，在全国，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建立了寺子屋。根据不完全了解的情况看，在德川时期末期，估计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平民多少识了点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寺子屋受过教育。”⑤

图：江户末期，寺子屋也常招收女学生

若以相同的标准，来考察晚清中国的“民众识字率”，也可以得出很好看的数据。

美国清史学者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一书中研究认为：

“来自19世纪中后期的信息显示，在中国，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读写。这一群体，既包括那些具备充分的识字能力的精英阶层成员，也包括处于与其相对的另一端的人士，即那些只认识数百字的人们。粗略地说，几乎平均每个家庭就有一位识字之人。”⑥

罗友枝把识字能力区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完全识字能力”（full literacy）,另一种叫做“功能性识字能力”（functional literacy）。前者致力于学习儒家经典，后者致力于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认读书写能力。罗友枝将“识字率”的标准放宽至“那些只认识数百字的人们”，于是得出了晚清中国“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读写”这样的结论。⑦

在罗友枝之前，金陵大学教授、美国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 ，也曾利用1933年全国性的中国乡村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在1930年代，中国男性“稍受教育者”约为45.2％，女性约为2.2％；中国男性识字者约为30.3%，女性约为1.2%。卜凯还亲自在安徽芜湖附近农村调查了102家农户共计512人，结论是“已受教育者占百分之四十四”。

在卜凯之前，1924年冬~1925年春，李景汉调查了北京的1000名人力车夫，结论是：能够阅读白话报者为333人，无力阅读白话报者为667人。⑧

图：金陵大学教授卜凯(John Lossing Buck)

这种以低标准统计得出的“高识字率”，主要得益于清末遍布城乡的私塾。

乾隆时期，曾有地方官估计认为，中等县城乡蒙馆的数量一般在200所左右。1905年废除科举改良私塾，部分地区曾留下私塾数量的统计，如1905年浙江嘉兴有蒙馆“一百数十处”，1907年杭州城内外有私塾203处（次年的数据增至280余处），1908年安徽绩溪县有私塾328所；1909年，河南省上报称，该省南阳、汝宁、光州三府分别改良私塾1547、2004、3284所。⑨

私塾数量上的繁荣，对应着收费的低廉。齐如山在直隶高阳县村塾读书，“花钱都极少，每一学生，每年不过小制钱五百文”；舒新城在湖南溆浦入塾就读，学费也不算高，“据母亲说，当时只费了她三个半天的功夫，到秋末的棉田摘野棉花，就把我千二百文一年的学费换得了”。⑩

幕府时代的日本教育，可以区分为藩校（贵族与武士，教授如何做统治阶层的合格一员）与寺子屋（平民，教授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内容）。清末的私塾，也可以区分为“短学”（贫寒子弟，学习写字、记账等基本技能）与“长学”（富家子弟，学习四书五经以走科举之道）。私塾费用本就低廉，“短学”相对于“长学”又要更为低廉；这些“短学”在平民教育中，起到了与日本“寺子屋”相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