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梅校长为什么伟大？
现在任何深刻与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被简化、矮化成为了“二极管”式两性矛盾模式，关于张桂梅校长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依然存在着用“性别矛盾模式”去解构这种伟大的虫豸。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为什么只办女校不收男生，这不是“歧视男性”吗？尤以当前互联网保守主义大本营知乎为甚。
这种观点每年高考前后都要炒一番，全都是囿于性别矛盾的狭隘视角，令人不胜其烦。
男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不能以省为单位统计，甚至以市、以县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问题最大的地方处在农村——换句话说，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中，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是异常突出的。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根源在于上世纪八十年我们的“分田到户”政策，这是一次对共有土地的“私有化”进程，但在这种进程之中，男女性别是严重不平等的——农村分地按男丁分，按一户有几个儿子分。
本文不去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是非功过，只是进行一个事实呈现——
按男丁人数分土地，让女性在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生活中严重不平等，成为了家庭中男性的附属品，这是一次封建化的倒退。
申纪兰奶奶为什么能在农村实践“男女同工同酬”？因为生产资料是【公有制】的，她们当年就可以直接分出一块地跟男队员搞生产竞赛。可见，生产资料平等是男女平等的根源。
然而在私有化进程中，不仅仅是土地，耕牛、拖拉机、化肥种子的分配，都变成了以男丁数量为基础的分配，女性在农村生产生活中也自然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八十年代的农村私有化大倒退之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女婴死亡率”暴增：看下图的数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女婴死亡率急剧上升，而且丝毫没有遏止的趋势；死亡性别比从50年的1.12，骤降到2000年的0.72——这意味着即便在2000年，每20.85个死亡男婴对应着29.13个死亡女婴。（图3）
很明显，这不是一个自然数字。同时，男女婴儿出生比，从60年代107.9升高到2000年的116.86，每100个新生女婴，对应116.86个新生男婴。
所以有时候数据会骗人，看入学率、就业率之类的，那好歹也是【长大成人】之后的数据，很多女婴连【长大成人】的机会都没有，生下来就成为了冷冰冰的“死亡率大数据”的一部分。
一方面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又以男丁数量分配生产资料，此外还有千余年重男轻女的文化惯性，农村女性权益之严峻可想而知。
那么农村女性能怎么办呢？生产资料不属于自己，在小家庭里小时候是为“招娣”存在，长大了就要“卖”做彩礼，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只有通过教育走出农村，这就是张桂梅校长存在的伟大价值。
所以我们要对“女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便在计划生育这种一刀切政策之下，城市独生女和农村女孩子面临的境遇也是迥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的，我们不能用城市的简单经验去带入农村、甚至是贫困山区。
现在把张桂梅校长树立为典型，其实是她在很小范围内对于八十年代私有化进程以来巨大的发展不平等打了一个很小的补丁。这个不平等包括——先富群体和未富群体的不平等，农村与城市的不平等，东南沿海和其他地区发展的不平等，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
诚然，华坪女中确实是靠财政的大力支持才能开搬下去，但是大家要理解“模范”“标杆”“表明态度”的意义，财政的职责其实就有尽量拉平发展中的不平等。
再读一读这句话，然后理解一下张桂梅校长的“标杆意义”：“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以自己微薄之力为私有化大潮下的“历史债务”尽力弥补，张桂梅校长的功绩在全国大范围宣传，更多是“模范意义”“标杆意义”——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尽的职责。
八十年代开始的“历史债务”还有很多，我再举一个农村的例子——农村医疗问题。
曾经，我们共和国建立了世界上覆盖最全面的医保体系——没有吹牛，在当时就是世界领先。当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山东掖县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有一个特例——中国，显著地示范着‘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一目标，如何在一个占有世界人口1/4的国家中实现。”可能当时世界看我们，跟我们现在看古巴一样，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福利特别好。
然而就在联合国做出这个报告的同时，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合作医疗覆盖的社队从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短短六年锐减近一半。1983年，全国范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农村合作医疗出现雪崩式地瓦解，覆盖面骤降至11%，一年时间下降40%。到了1990年，农村医保覆盖面仅剩4.8%，不及1958年的一半。
农村医保制度的瓦解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农民看病的问题，更有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传染病预防的作用。于是很快，一些已经被控制和消灭的传染病死灰复燃：如肝炎、肺结核、血吸虫病等。
同时，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严重，1998年全国这个比率是21.61%，也就是说全国每五个农民中就有一个因为生病重新陷入生活困境。曾经农村公共卫生站，摇身一变成了私人诊所，除却治病费用大幅增长，卖假药、乱医疗甚至跳大神治病封建迷信等现象迅速蔓延开来。
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我国先后在1990-1992与1996-1997年间两次试图重新推广农村合作医疗，重建农村医保，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2000年，曾经盛赞中国医疗保障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在191个成员国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列144位；卫生资源分配公平性评估中，中国位列188位——倒数第四。
2002年，国家开始提出“新农合”概念，经过10年的试点在2012年开始全国推广；而直到2015年才开始大力投入财政支持，三年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提升了近50%，至此农村合作医疗才重新回归共和国的农村中。
再次强调一遍：8、90年代的“繁花”是极少数人的“繁花”，是八旗子弟的繁花、是先富集团的繁花、是学阀士大夫的繁花、是买办与国际资本的繁花、是东南沿海富庶地区的繁花。而老少边穷地区、留守儿童、农业与农村、下岗工人，则成为了滋养繁花盛放的灰烬。
要深入理解农村“包产到户”经济基础的改变，彻底颠覆了“上层建筑”，详见这篇文章：
毛主席比所有人看得都“远”
现在任何深刻与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被简化、矮化成为了“二极管”式两性矛盾模式，关于张桂梅校长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依然存在着用“性别矛盾模式”去解构这种伟大的虫豸。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为什么只办女校不收男生，这不是“歧视男性”吗？尤以当前互联网保守主义大本营知乎为甚。
这种观点每年高考前后都要炒一番，全都是囿于性别矛盾的狭隘视角，令人不胜其烦。
男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不能以省为单位统计，甚至以市、以县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问题最大的地方处在农村——换句话说，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中，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是异常突出的。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根源在于上世纪八十年我们的“分田到户”政策，这是一次对共有土地的“私有化”进程，但在这种进程之中，男女性别是严重不平等的——农村分地按男丁分，按一户有几个儿子分。
本文不去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是非功过，只是进行一个事实呈现——
按男丁人数分土地，让女性在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生活中严重不平等，成为了家庭中男性的附属品，这是一次封建化的倒退。
申纪兰奶奶为什么能在农村实践“男女同工同酬”？因为生产资料是【公有制】的，她们当年就可以直接分出一块地跟男队员搞生产竞赛。可见，生产资料平等是男女平等的根源。
然而在私有化进程中，不仅仅是土地，耕牛、拖拉机、化肥种子的分配，都变成了以男丁数量为基础的分配，女性在农村生产生活中也自然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八十年代的农村私有化大倒退之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女婴死亡率”暴增：看下图的数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女婴死亡率急剧上升，而且丝毫没有遏止的趋势；死亡性别比从50年的1.12，骤降到2000年的0.72——这意味着即便在2000年，每20.85个死亡男婴对应着29.13个死亡女婴。（图3）
很明显，这不是一个自然数字。同时，男女婴儿出生比，从60年代107.9升高到2000年的116.86，每100个新生女婴，对应116.86个新生男婴。
所以有时候数据会骗人，看入学率、就业率之类的，那好歹也是【长大成人】之后的数据，很多女婴连【长大成人】的机会都没有，生下来就成为了冷冰冰的“死亡率大数据”的一部分。
一方面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又以男丁数量分配生产资料，此外还有千余年重男轻女的文化惯性，农村女性权益之严峻可想而知。
那么农村女性能怎么办呢？生产资料不属于自己，在小家庭里小时候是为“招娣”存在，长大了就要“卖”做彩礼，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只有通过教育走出农村，这就是张桂梅校长存在的伟大价值。
所以我们要对“女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便在计划生育这种一刀切政策之下，城市独生女和农村女孩子面临的境遇也是迥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的，我们不能用城市的简单经验去带入农村、甚至是贫困山区。
现在把张桂梅校长树立为典型，其实是她在很小范围内对于八十年代私有化进程以来巨大的发展不平等打了一个很小的补丁。这个不平等包括——先富群体和未富群体的不平等，农村与城市的不平等，东南沿海和其他地区发展的不平等，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
诚然，华坪女中确实是靠财政的大力支持才能开搬下去，但是大家要理解“模范”“标杆”“表明态度”的意义，财政的职责其实就有尽量拉平发展中的不平等。
再读一读这句话，然后理解一下张桂梅校长的“标杆意义”：“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以自己微薄之力为私有化大潮下的“历史债务”尽力弥补，张桂梅校长的功绩在全国大范围宣传，更多是“模范意义”“标杆意义”——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尽的职责。
八十年代开始的“历史债务”还有很多，我再举一个农村的例子——农村医疗问题。
曾经，我们共和国建立了世界上覆盖最全面的医保体系——没有吹牛，在当时就是世界领先。当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山东掖县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有一个特例——中国，显著地示范着‘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一目标，如何在一个占有世界人口1/4的国家中实现。”可能当时世界看我们，跟我们现在看古巴一样，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福利特别好。
然而就在联合国做出这个报告的同时，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合作医疗覆盖的社队从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短短六年锐减近一半。1983年，全国范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农村合作医疗出现雪崩式地瓦解，覆盖面骤降至11%，一年时间下降40%。到了1990年，农村医保覆盖面仅剩4.8%，不及1958年的一半。
农村医保制度的瓦解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农民看病的问题，更有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传染病预防的作用。于是很快，一些已经被控制和消灭的传染病死灰复燃：如肝炎、肺结核、血吸虫病等。
同时，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严重，1998年全国这个比率是21.61%，也就是说全国每五个农民中就有一个因为生病重新陷入生活困境。曾经农村公共卫生站，摇身一变成了私人诊所，除却治病费用大幅增长，卖假药、乱医疗甚至跳大神治病封建迷信等现象迅速蔓延开来。
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我国先后在1990-1992与1996-1997年间两次试图重新推广农村合作医疗，重建农村医保，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2000年，曾经盛赞中国医疗保障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在191个成员国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列144位；卫生资源分配公平性评估中，中国位列188位——倒数第四。
2002年，国家开始提出“新农合”概念，经过10年的试点在2012年开始全国推广；而直到2015年才开始大力投入财政支持，三年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提升了近50%，至此农村合作医疗才重新回归共和国的农村中。
再次强调一遍：8、90年代的“繁花”是极少数人的“繁花”，是八旗子弟的繁花、是先富集团的繁花、是学阀士大夫的繁花、是买办与国际资本的繁花、是东南沿海富庶地区的繁花。而老少边穷地区、留守儿童、农业与农村、下岗工人，则成为了滋养繁花盛放的灰烬。
要深入理解农村“包产到户”经济基础的改变，彻底颠覆了“上层建筑”，详见这篇文章：
毛主席比所有人看得都“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