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概念与测量

公众对于政治对象的态度、观念、感受等是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一直以来，由伊斯顿提出的政治支持是这一领域的核心概念。围绕这一概念建立起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体系是政治心理学的重要部分。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政治支持和政治信任是在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背景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组概念。在描述其他政治价值和文化环境中的政治心理现象时，这一组概念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一现状要求我们在有关政治学现象的概念化和理论建设上寻求新的方案。

本文认为，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研究应当将政治认同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这一概念能够更加准确和有效地界定并解释包括中国和西方政治社会在内的大众政治文化现象中的一些重要的心理过程和心理形态。本文将首先分析以政治支持或政治信任为标签的大众政治心理概念体系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不足之处，继而对政治认同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定义与解释。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对政治认同的不同类型与层次进行全面的实证测量，并对政治认同概念的操作化得失和理论前景进行讨论。

政治支持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包括政治信任、政治信心、对政府的满意度等，一向是政治态度和政治心理的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由这一组概念衍生出来的主要学术研究工作均建立在伊斯顿的政治支持理论之上。为了叙述便利，本文将这一研究传统简化地称为“伊斯顿体系”。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在这一概念与理论体系中进行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大量关于政治支持和政治信任等概念的文献。我们注意到，绝大多数文献所关注的政治支持、政治信任等概念或变量，实际上是伊斯顿所界定的“特定性支持”，指的是民众因为自身需求得到满足而给予政府或政治领导人的一种肯定性评价。而伊斯顿提出的“弥散性支持”，亦即一种超越具体事态利害、超越具体政府部门和具体治理表现的情感依赖和观念惯习，则未能得到具体和全面的检视。在以“经济人”理性来理解个体民众行为的认识论的影响下，“特定性支持”的本质是民众基于对自身需求是否被满足的评估后，对信任或支持的对象（客体）所形成的态度和认知结果。这其中的客体，即信任或支持的对象，一般是具体的政治行为者，如被选举得以执政的政党或担任政府职务的官员——总统、议员，以及具体的政府机构等。信任与支持的客体或对象也可能是具体的政策或政府执行政策的表现，如减税加税、限制移民、增加医疗公共卫生开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或忽略环境保护，等等。实际上，这样的信任、支持与更基础性的政治心理变量如民众对政治共同体的情感和态度或者民众对整个政权体系的总体立场关系不大。

当代政治文化、政治心理领域的诸多研究是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范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由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等人发展起来的“后物质主义—批判性公民”的解释，构成了实证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基础。这一理论预设了全球不同的文明体均存在一种同质化的三维现代化路线，即经济的增长或现代化会带动政治文化沿着同一方向演进。最后，这种现代化的过程会使各国均终结于同一种政治制度模式，即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这也就是美国政治学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以多党选举体制为社会发展终点的现代化理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研究政治支持或信任，含有明显的规范性预期——亦即对符合西方制度特征的多党制自由民主政府，公众的支持和信任必然应该是高的，反之则必然出现公众不信任或不支持政府的现象。但是，多年来的实证研究结果一直无法确认这一规范预期的准确性。

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将政府视为“必要的恶”。相较而言，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政治理念认为，国家（政府）是实现共同之善的必要组织方式，国家和政府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就是带领人民实现良好的公共秩序与大众福祉。要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实现人民的福祉，并不是要将政府作为临时受雇的经理人定期进行更换，而是必须持续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增强政府与人民的有机联系，加强政府和官员为人民服务、造福人民的信念和能力。这些根本的价值观和理念深远地影响了民众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首先，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本我”和“他者”之间的博弈或是契约关系，而是同一个共同体之内有着原生关系的组成部分。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更像一个大家庭，国家（政府）和人民均是大家庭中承担不同角色的成员。其次，政府或领导人不是竞争受聘、接受民众有限任期授权的“经理人”，而是公众生活中自然和长期存在的行为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分立和对抗的关系，而是长期保持血肉联系的和合共生的关系。再次，由于国家与社会均是政治生活共同体的有机构成部分，国家、政府领导、政府各部门及其成员亦是人民的一份子，国家与人民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对政府的支持与否定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对人民自己的支持与否定，而他者（如国内的反对者和国外的势力）对国家政府的批评与攻击，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人民即政治共同体一般成员的批评与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府特别是代表了全国人民即整个政治共同体的中央政府的支持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亦即对政治共同体本身，也就是普通民众自身的支持与信任。在这种政治文化中，政治支持或政治信任无法准确捕捉个人对政治共同体和作为政治共同体代表的国家政府的情感与态度。而政治认同则更能够代表民众与共同体、政治体制、国家等笼统宏大对象的关系。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认同”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基于身份同一性而产生的亲近与归属感；二是表示对客体的价值理念或其他条件的认可、赞成与同意。这样看来，认同就是主体认识到自己与客体存在某种相同的身份或理念。因此，政治认同可以被解构出两个方面的意涵：（1）认同主体从感情上承认自身与客体在政治意义上的某种被包含或者同一的身份关系；（2）认同主体在理念上赞同和接受客体的政治价值、观点、作为等。所以，我们可以将政治认同区分为两个基本类型——身份性认同和理念性认同。

图1呈现了政治认同在身份性和理念性两方面的内涵。身份性认同（图1，左）表示认同主体（民众）从身份上确认自己与客体的一体性关系。这种身份上的一体性和共同性，衍生出层层递进的三种心理类型。首先是“归属”。认同主体（民众）从主观上认定自己的身份归属或从属于客体（政治对象），这种主观认知属于先定的观念，不必得到客观实在信息的佐证或确认。其次是“联结”。身份的认定就等于关系的确立，意味着主、客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命运攸关、休戚与共的联结，也预示着无论是耻辱还是荣光都将一同分担和共享。再次是“依恋”。身份的同一和关系的联结使得认同的主、客体之间（以及同样从属于某一政治对象的个体之间）抱有同样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这种记忆和情感在认同主体的心理上持续积累进而厚植出对客体的依赖与眷恋。 

理念性认同（图1，右）表示民众从理念上确认自己对于客体正当性的认可态度。这种理念上的认可和支持，同样派生出环环相扣的三种意识类型。其一是“赞许”。认同主体对客体所秉持的价值、原则、观点及连带的行为方式表示赞成与接受。其二是“信任”。认同主体对于客体的价值理念和服务于公众的意愿给予肯定与信赖。这层含义既接续了伊斯顿体系对于“信任”最初始的定义，同时也接近于国内学者阐述过的一种大众政治心理——相信政治对象怀有良好的意图或者动机。其三是“拥戴”。认同主体对客体所享有的政治权力与资源予以承认和许可，并对其政治地位与形象表示支持、拥护乃至爱戴。这层含义反映了政治对象在公众心目中的正当性（合法性）。

需要指出的是，身份性和理念性认同并非孤立或相互隔绝的。事实上，二者具有共同的来源，即先定的基础政治价值观。首先，身份性认同来源于社会性因素（如文化、语言、阶层）与生理和物理性因素（如血缘、地域）的综合作用，它的形成无疑受到历史传承、社会学习以及人际互动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更大。因此，身份性认同的形成是在一个政治体系的基础价值观的笼罩之下进行的，注入政治身份的成分也是由基础价值观衍生的。其次，对于理念性认同而言，民众对政治对象的观念和意图进行识别，以及对后者正当性（合法性）的确认过程都需要依赖某种认识政治世界的思维范式来进行。也就是说，理念性认同是经过基础政治价值观的过滤形成的一种态度。身份的认定受到主体先在观念的塑造，而身份形成之后又反过来促使主体继续对既有观念进行合理化与强化。因此，身份性认同与理念性认同互为因果，相互影响，都受到所处政治环境的基础价值观的巨大影响。

在确定政治认同的定义与内涵后，本节首先讨论政治认同的情感与道德属性；其次讨论政治认同所指向的客体或对象及其特征；最后讨论政治认同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客观效应。

在伊斯顿体系中，政治支持（信任）态度是一种个人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是主体对于实在利害的理性计算。在这个框架里，政治态度（信任、支持）较少受私人生活情感因素的左右。并且，主体对于客体的信任与否完全是一种自由的态度选择，与主体或客体的道德与道德判断无关。然而，政治认同不仅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取向，而且还在特定文化观念的作用下，与道德发生紧密的联系。

认同态度的情感属性是由两方面的要素决定的。一方面，认同心理的逻辑内生于个人先定的主观身份和观念认知，而非出于对具体事态的客观判断和预期。因而，认同的形成是超越主体对于个人利益得失的计算的。另一方面，认同心理也受到特定文化环境对于主、客体关系定位的塑造影响，因而认同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包含浓郁的情感成分。以儒家的伦理观念为例，国家层面的公域关系完全是家庭层面的私域关系的引申与延展。私域与公域的伦理法则没有界限，以连续放大的形态存在，形成贯穿整个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体系。这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格局为社会家庭的情感和道德与国家政治中的情感和道德的相互交融提供了条件。

首先，家庭亲情关系对于公共政治关系的渗透使得民众与政治对象之间的互动具有了亲属感情色彩。在宗法体系的伦理中，政治权力和民众之间应当像亲族内长幼血亲的相处一般，建立一种共生一体、融合互嵌，讲求“居上位者关怀体恤——居下位者敬爱遵从”的双向亲合关系。这种关系强调整体性胜过个体性。它不鼓励在同一个共同体内部区分“本我”和“他者”的分离式角色配置，而是突出共同体成员一致的精神归属、共同的亲缘联结及利害基础，提倡相互之间的价值共享和心理共情。在这样的氛围下，民众看待政治对象的方式是充满情感色彩的，特别是对于抽象的高阶政治权威如国家、中央政府、首都、领导或领袖等，民众对他（它）们的认知往往超越日常的行政事务，表现为一种亲情式的心理眷恋和信仰式的精神依赖。所以，政治认同不需要以严格满足现实条件作为前提，远比基于实时状况评估的特定性支持或者信任态度要稳定和持久。

其次，对于个体民众而言，政治认同意味着道德义务与责任，具有先定的价值正当性和精神约束力。儒家的价值规范将构建围绕最高政治权力的团结向心的社会运行状态作为公共秩序的目标。家国一体的伦理构造也使得认同态度具有了评判主体道德水平的意义。“君臣之义”与“父子之亲”一并被阐述为做人的道德底线。一个人认同他所处的共同体与政权体系，正如敬爱自己的父母宗长一样，意味着笃正和忠贞，否则就意味着狂谬与背叛。谋反和忤逆在中国古代被视为道德上最恶劣的情节和律例中最深重的罪孽，在历朝都受到最严厉的否定。隋代开始正式将谋反列为“十恶”之首，并给与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对政治对象是否认同就成了一个衡量个人道德的重要指标。这完全不同于政治支持或信任对于其主体而言的价值无涉和道德中立性。

总结起来，政治认同心理包含三种普遍存在但无法被政治支持和信任等概念覆盖的大众情感。第一，受基础价值观中“个人—国家”关系设定的影响，民众对共同体和政治权力所产生的归属感。第二，应基础价值观中公共秩序目标的要求，民众对共同体和政治权力抱有的忠诚感。第三，由基础价值观中伦理规定的，民众在与政治权力的互动中对双边关系怀有的道德感。其中，道德感是最为核心但又复杂的一种情感。它指向对共同体基础价值信条的践行和对理想公共秩序的维护：一方面，权力持有者应当追求的道德目标被认为是实现既定的基础价值和良好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民众又将对于共同体或是政治权力的认同（即尊重、服从与忠诚）作为自己应当恪守的道德准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中华民族）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应该形成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应该“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涉及认同态度所指向的客体。有学者按照客体政治属性及涵涉范围的次序，将政治认同排列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制度认同、政府认同、政党认同、社会认同的连续谱系。还有学者曾以体制、政党、文化、政策、身份和发展六种客体对政治认同进行测量和分析。

我们按照构成成分的不同，将政治认同的客体归纳为两个层次：一为偏重文化和物态的政治共同体；二为偏重组织和制度的政权。其中，共同体层次的认同客体包括民族、文化、国土三类要素，而政权层次的认同客体则包括意识形态、基本制度、权力实体三类要素。表1汇总了政治认同两个层面共计六种客体要素，同时逐类枚举了具有代表性的认同对象。 

在政治共同体的层次，政治认同的客体首先体现为与现代国家相匹配的民族建构所包含的一系列要素，譬如以人口为核心的民族、通行的语言文字、主流的历史叙事、主体的宗教信仰以及代表性的象征符号等；其次是大众社会文化所因循的一系列从精神到物态的人文历史传统，譬如公共伦理、风俗礼仪、思维和行为惯习、审美艺术、历史遗迹乃至饮食方式等；最后是承载共同体的国土及其连带的标志性物态资源，譬如疆域、疆域之中的物产与地理景观等。

在政权的层次，政治认同的客体首先是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的组织和发展提供基本解释并规划理想政治目标和方向的指导性意识形态，譬如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本贤能主义、民族主义等；其次是规定国家公共生活与政治运行方式的总体规范与制度体系，譬如决定国家权力产生与归属以及行使的制度、决定国民参与政治生活方式的制度、决定产权与利益分配的制度等；最后是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和全面领导国家组织、运行的机关与实体，譬如执政或领导共同体的政党、中央政府机构、高层政治领袖等。

相比于其他的政治态度，政治认同的客体形态体现出明显的区别与特征。现有研究一般将政治支持和信任的客体分为政治行为人、政治机构、政体绩效、政体价值、政治共同体。这五项客体体现了从低至高连续变化的不同抽象化程度，并且相互之间有着较为明晰的界限。关键的是，政治支持或信任关系的本质是一种民众和国家之间以委托—代理式的角色站位进行利益交换的政治生活方式，因而主客体之间是彼此分割和对立的排他性关系。然而，对于政治认同而言，首先，认同态度的客体通常为比较抽象的高阶政治对象，同时，在情感和道德属性的作用下，不仅不同客体之间没有确切的界别，甚至认同的主体和客体之间也不能清楚地分割。因此，如果说支持或信任的主客体关系类似商业谈判中对坐的双方，那么认同的主客体关系就更像家庭餐桌上列坐的亲人。

认同主体与客体、客体与客体之间之所以难以分割，呈现抽象与杂糅的特点，同样要追溯到政体基础价值观的影响。例如，儒家思想中的“天命”和“家国一体”观念就对中国人的政治认同态度构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东方传统哲学的政治世界观中，政治正当性的根本来源和政治运行的终极依据是“天命”——最高政治权力来自“天与之”（《孟子·万章上》），属于不容置疑的自然权力。因此，政治权力的表现不应由具体的个人来进行主观评判，而是由上天依靠作为整体的“人民”的综合状况来进行反馈，并通过类似“灾异谴告”的方式来进行裁决。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使得最高统治权力作为广袤疆域内唯一代表“天命”的政治象征被植入社会生活。同时，在稳定的统一政治体系中，对于“天命”的公开定义和解释权由官学掌握。于是，政治权力怎么做才符合“天命”，以及权力的实际行使是否符合“天命”，就成为执政者基于对共同体命运与宏观社会形势的总体把握与权衡而做出的一种相对封闭的宣示与论证。

这样一来，政治的存在和运行事实上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抽象政治对象和高层政治权力实现了对于具体行政治理事务的抽离。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政权层面的意识形态、基本政治体制和中央政治权力是一系列建构出来的象征意义系统。同时，在共同体层面，除了一部分文化要素相对贴近实际生活之外，民族和国土两类要素同样也是高度抽象和泛化的。它们并不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直接和具体的联系，而更多的是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在个人认识框架中形成的想象的联结。因此，政治共同体和政权这两个层次的各类政治对象经常是相互交叉和联系的，并可以在像“天命”这样的政治世界观叙事下融为一体。这也就意味着民众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通常会向政权投射，而对于政权的认同也会向政治共同体扩散。这导致不同的客体在民众的认知当中形成绵密的交织，无法清晰地切割（下文展示的试调查数据会体现这一特征）。除此之外，不仅“天命”观念要求统治者以推己及人的态度去治平天下和造福百姓，而且，家国一体的观念也推崇将民众作为国家共同体一份子的共生和被包含定位，而不鼓励个人或社会仔细界分自己与国家（政府）的彼此关系。在这两个方面的观念的共同作用下，认同主体往往将自己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和合的整体而非分裂的两方。

根据经典的态度关系结构，政治认同现象也可以用公式表述为“A（主体）认同B（客体）的X（内容）”。上述关于认同客体的讨论回答了“B是什么”的问题，而围绕认同指向内容的分析则是要解决“X是什么”的问题。身份性和理念性认同分别指向不同的内容。身份性认同指向的内容相对简单。无论认同呈现为归属、联结或是依恋，主体所认同的内容都是自己与客体的某种共同性或连带性的关系。理念性认同指向的内容则较为复杂。主体对客体形成的赞许、信任和拥戴态度并不单纯立足于微观的个体实际体验，而是更多着眼于宏观的社会整体反馈。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由于民众往往将自己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具体的政治事务或政治行为者与总体性的政府、政权这些高阶政治对象区分开来，他们即使因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务产生不满或怨恨，这种情绪一般只会指向地方执行者，并不会指向政权领导者，也不指向国家根本制度与作为整体的“国家”或“中央”。如此一来，民众对具体和实际行政、政治事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被中、基层机构所吸收，而对于政治共同体的期许以及对最高政治权力的态度则往往超越具体事务，更多地取决于某种基础价值及其派生的秩序——比如“大一统”国家政治格局、民族或国家主义价值，或者以“礼治”为框架的社会伦理法则。

这些价值和秩序一方面为共同体提供了凝聚和组织其成员的条件，另一方面为共同体的成员提供了诠释世界与生活的理念框架，从而既构成了民众识别和认定自己身份的标尺，也塑造了他们考辨和衡量抽象、遥远的政治对象正当性的基本标准。政治认同的这一特征即意味着它的外部效应。事实上，在既有的相关文献中，对认同外部效应的讨论远多于对认同概念本身的溯源和剖析。先行研究普遍认为，政治认同对主体的行为模式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李素华提出政治认同既是民众在态度上对于政治权力的承认，也包括“自觉地以该政治权力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彭正德提出政治认同代表了一种情感层面的权威与服从关系，亦即民众承认统治者权力的正当性因而情愿听从其指示。李艳霞强调了政治认同具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践性价值。还有的研究明确将政治认同界定为心理和行为的有机统一。

综合地看，认同的建立将导向主体心理和行为上对于客体的自觉遵从或自愿付出倾向。因此，政治认同不仅具有价值上的规范性，而且体现出从内在心理到外在行为的连续作用机制。这种作用机制体现为广泛的政治认同激发民众在政治上的高度忠诚与支持，从而形成强大的国家凝聚力的过程。因此，政治认同能够极大地促进国家建构过程，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要言之，政治认同有利于实现良好的国家—社会关系，对于形成持久与稳定的政治秩序和良好的国家治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政治认同在大众政治心理中处于非常重要、非常基础、非常中心的地位，也可以从它与其他政治心理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中体现出来。它与正当性、政治（政体）支持、爱国主义等概念均有密切联系同时又相互区别。而西方政治学和政治生活中的“认同”，与本文定义的政治认同在内涵上也呈现出不一样的侧重。

政治学、社会学中常见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概念，也就是一个政治体系是否和为何获得其成员认可、接受的问题，映照了政治认同的一些核心要素。李普塞特认为，正当性是当权者使得民众相信当前制度是社会最优选项的一种能力。凯特把正当性问题的范畴限于公民对治国基本宪法原则的同意。阿尔蒙德则将政治正当性解释为当权者使得公民不因慑于惩罚而认为应当并自觉遵守法规的一种状态。结合这些观点，政治正当性首先是一种民众在心理上认可政治对象地位的态度，其次还是民众基于这种态度而遵循既定规范的惯习。这些意涵与本文界定的理念性认同高度吻合。因此，民众对政治对象正当性的认可与理念性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正当性或者合法性是政治认同所包含的概念。

由于态度属性的不同以及伦理色彩的区别，政治认同与政治支持（信任）在主客体关系方面呈现完全相异的形态。认同语境中的主客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套式关系，而在支持或是信任的语境中，民众与政府之间是相互分离甚至对立的关系。此外，指向内容的不同是政治认同与政治支持或信任概念的根本差异所在。政治认同的核心内容往往是共同体基础性价值与总体性秩序，而政治支持与信任的内容主要围绕公众需求的满足。虽然伊斯顿在阐述“弥散性支持”时也谈及了公民对于共同体历史和远景的某种荣誉感和参与感，以及超越个人主义的想象公共利益，这些内容已经非常接近政治认同指向的内容，但是仍然难以覆盖更加普遍的公共道德伦理与价值秩序。因此，虽然“政治认同”的内容与“弥散性支持”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但前者在价值和情境范畴上超越了后者。并且，由于“弥散性支持”被界定得过于含糊约略，在措辞上也远非通俗，这一概念几乎难以在实证研究当中实现有效操作。这也正是我们对于“认同”进行重新阐发，用以补充政治心理学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原因。

政治认同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现代政治概念之间有很强的关联。和政治认同类似，后两者同样具有高度的情感属性。它们均以民族国家作为客体，强调对所属民族或国家的效忠，并且也对作为主体的个人具有道德评判意义。从概念的构成逻辑来说，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需要以身份性的认同作为前提和基础。二者与政治认同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客体的范围。爱国主义偏重“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侧重“民族国家”的民族，它们的客体相对单一。政治认同的客体则涵盖包括民族国家共同体在内的更加宽泛的各类抽象的政治对象（表1），比单纯的“民族”或者“国家”更加复杂和模糊。其次，政治认同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态度指向的内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完全是基于国族身份归属而产生的强烈情感。但对于政治认同而言，身份性内容只是其半壁江山，理念性（正当性）内容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认同”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汇为“identification”。根据《简明牛津词典》和《韦氏英语词典》，该词除了识别、确认的含义外，首要指的是一个人对于自己归属于特定族群或团体的一种成员身份认定，其次是对于某人或某事的理解、支持。相较而言，中文词汇“认同”除了身份的归属之外，更偏重的是认可某种价值理念，“identification”则主要强调一种成员身份的定位，二者在身份性这一点上存在重叠，但在总体意涵上各有偏重。

“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fication）的表述在英文学术界中难得出现，著名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甚至都没有收录这个词条。在英文研究中更加常见的是一系列对具体身份的自我认定的概念，如“政党认同”、族裔身份，乃至关于宗教和性身份的族群认同等。洛森堡认为，“政治认同”指的是一个人感觉自己属于某些政治单位或地理区域（如国家、民族、城镇），包括感觉自己要对这些单位和团体效忠和尽义务。这种主要强调身份性的对于政治认同的理解在英语世界中颇具代表性。实际上，西方政治心理学现有文献中关于“identification”的讨论大都聚焦的是身份政治。

另外一组相近的英文文献讨论的其实是国族认同，即一个人对于自己作为某一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承认。大量关注“国族认同”的研究同样致力于解释构成这种身份认同的要素或者这种身份的形成对其他政治行为的影响。究其实质，无论对政党认同还是国族认同的解释，其核心都在于由自然条件或者社会条件构成的现实身份。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者着重挖掘了国族认同当中的文化面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认同——对于共同文化传统（包括共同的祖先、语言、历史、宗教、习俗等）的情感联结。还有学者在讨论身份政治的同时也涉及了民众对某项事件或政策的态度，并将这种态度也纳入“认同”的范畴中。这样的取向已经较为接近本文所述的理念性认同，但已有文献并未予以进一步概念化和理论化。

北美和欧洲的政治学中，认同研究的名义下最为繁盛的是选举政治中的政党认同研究。“政党认同”指选民基于自己身份背景与某一政党的亲近程度，从而长期以包括投票在内的各种方式支持该政党的现象。关于这种现象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将政党认同解构为选民基于自己属于特定族群的成员身份，因而对代表该族群的政党产生的情感依恋。这种理解将政党认同视作社会认同的延伸和表现形式，其核心在于种族、地域、性别等方面的物理性身份。第二种解释将政党认同解构为选民基于自身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利益群体的成员身份，从而对秉持这种意识形态的政党进行支持的理性决定。这种理解采用了建构主义视角，其核心在于阶层、职业、教育程度等社会性身份。还有一些研究融合了以上两种解释，认为人的身份是多重的，是先天赋予与后天习得的结合，因此也是交叉甚至流动的。

总体来看，英文文献中的“identification”指涉的意思不外乎某种身份的确认以及由身份连带的社会效应。这一概念含义存在两点不足。第一，“identification”即便就身份而言也仅仅局限在被某种吸纳型组织或者团体所包含的“成员归属性”身份，而不包括政治生活当中的一种“关系从属性”身份。所以，“identification”的客体只能是对主体开放的族群或团体，无法描述在一个宏大共同体当中普通个体对领导者的政治权力的态度。第二，“identification”极少甚至基本不适用于对某种价值理念的赞成或对某种客体地位的认可。这个英文概念仅携带了一部分“政治认同”的“身份性归属”含义，而完全无法顾及“理念性（正当性）认可”的含义。因此，“identification”虽能表示大众政治心理中的“归属感”和一部分基于成员身份的“忠诚感”，但是由于“理念性”含义的缺失，无法很好地对接中文“政治认同”所包含的“道德感”以及由正当性认知引发的另一部分“忠诚感”。

综上所述，英文的“identification”偏重认同中的身份含义。有关文献主要关注民众的某一特定身份与其行为的相互作用，较少考察民众在身份之上对于某种政治关系的承认，也没有触及民众在身份之外对于某种价值理念的态度。并且，在已有研究中，“political identification”的客体大多为某一明确的政党或民族国家共同体，不像我们讨论的“政治认同”那样呈现多类抽象客体交叉混合的情形。所以，本文界定的“政治认同”概念的完整内涵如果要用英文表示，至少需要使用两到三个词汇的组合，比如“identification and approval”（认同与赞同）或者“legitimating and allegiance”（认为其正当并给予忠诚）。

图2呈现了上述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中央的圆形代表政治认同，圆形的左侧为其身份性的部分，右侧为其理念性的部分。理念性的政治认同完全包含了正当性，同时与弥散性支持（信任）有较大程度的重叠。但理念性的认同与特定性支持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不发生直接联系。

在图形的左侧可以看出，身份性的政治认同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情感和道德属性方面完全相通。它与政党认同发生交叉，并与身份政治有一定的关联（虽然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以认为，身份性认同是身份政治和政党认同的前提条件和社会基础。

李艳霞、郑建君等已就政治认同的测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或实证检验。亚洲晴雨表（AB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等主要政治态度、政治文化的调查项目中也有若干题项能从某些维度反映政治认同的部分含义。但是，已有的研究或资料无法完整匹配我们界定的政治认同概念的全部内涵。本文尝试围绕政治认同概念的一系列属性与特征，结合我国的制度与文化特点，借鉴既有量表，设计一套完整的中国社会政治认同量表。

量表的主体包括三个部分（完整问卷可联系作者获得）。第一部分拟测量针对表1所示的政治共同体层面的三类客体（民族、文化、国土）的认同。针对三类客体，分别设计若干测量身份性和理念性认同的题目，以及若干测量认同的外部效应的问题。第二部分拟测量针对政权层面的三类客体（意识形态、基本制度、权力实体）的认同，同样设计若干问题分别测量身份性、理念性认同以及认同的外部效应。问卷的第三部分提取了若干在中国政治文化情境中具有代表性的价值叙事，询问受访者对其看法，用以支持未来关于政治认同的形成与来源的实证分析。问题的提问方式统一采取李克特量表的五分法形式，请受访者选择对于题干陈述说法的同意或接受程度。我们用这份问卷于2023年4月到5月期间在华东和华中地区六所高校对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小范围的测试调查。调查共计回收问卷405份，得到有效样本381个。受访者平均年龄为20.1岁，其中男性受访者占39%，女性受访者占61%。

首先，我们对问卷中直接测量政治认同的一共33道题目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利用正交旋转法进行处理。按照因子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确定四个公因子，它们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72%。表征变量之间相关性的KMO值为0.94，表明存在潜在共享因子，变量的选择和因子分析方法的使用具有极高的适用效度。从四因子的负荷矩阵中，我们发现存在较多的交叉负荷现象。我们按照严格的控制标准，删去所有交叉负荷大于0.4的题目指标，对余下的题目再重做因子分析。最终由四个公因子精简为两个公因子，共包含14道题目，它们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4.26%。

两因子的政治认同测量指标的成分结构如表2所示。表中从左到右依次标明了题项提问的方式，设计测量的认同类型或效应，以及认同的客体，并计算了每个公因子的信度系数。分析显示，两因子政治认同测量指标共有14道题目，因子一和因子二的信度系数分别高达0.8186和0.9334，大大高于可以接受的标准。这表明政治认同的两因子的测量结构具有极好的内部一致性，两个因子都展现了相当可靠的信度。两个因子各自包含的题目测量指标呈现出清晰的结构。因子一包含的五道题目反映的都是针对政治生活共同体的身份性认同，而因子二包含的九道题目中，除了C8一题的设计意图为测量身份性认同之外，其余题目反映的皆为针对政权的理念性认同及外部效应。此外，从两因子结构中可以发现，政治认同的两个基本维度——内涵类型和客体层次——的互动关系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不同的认同类型相对于客体层次具有特定的指向，亦即身份性认同态度更加倾向针对共同体层面的客体，而理念性认同态度更加倾向针对政权层面的客体。

在表2中，C14“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一题测量的是理念性认同中的信任意识。有必要指出，这里“信任”取用的是伊斯顿最原始的定义——指向内容是客体的善良动机，而不像“特定性支持”那样聚焦个体的主观需求。C19“尽管我们还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坚定地拥护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一题测量理念性认同中的拥戴意识，考察受访者对于政权基本制度和权力实体的地位与形象的承认态度。这一层意思从语义学角度来说是中文“认同”一词原本含义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由于受到对应的英文词汇“identity”含义偏重身份的影响，并且又与被广泛使用的支持、信任等概念接近，所以政治认同的这一层含义在既有研究中基本处于被遗漏和无视的状态。需要强调的是，主体对于与其距离遥远的抽象客体的态度并不适合用政治支持等围绕“满足个人主观需求”建构的概念来描述，相比之下，我们使用政治认同中的拥戴意识来指征民众对于政权基本制度和最高政治行为体的态度更为贴切。

随后，我们从认同内涵类型的维度着手，采取同样的方法分别围绕针对身份性认同的15道题目以及针对理念性认同（包括外部效应）的18道题目展开因子分析。如表3所示，身份性认同和理念性认同各自可以提取出两个因子，并且每个因子都具有很高的信度系数。同时，根据题目的内容，无论是身份性认同还是理念性认同，两组因子对应的理论含义都可以直观地分别归结为指向政治共同体以及指向政权这两个不同的层次。身份性认同的两因子可以依次界定为“对共同体的身份性认同”和“对政权的身份性认同”，而理念性认同的两因子可以分别界定为“对共同体的理念性认同”和“对政权的理念性认同”。也就是说，认同内涵类型的因子结构是按照认同客体层次来进行界分的。这是对表1中所展示的政治认同客体的两个层次、六个种类构成成分的实证支持。

在表3中，B2和C5这两道测量“联结”的题目分别从“辱”和“荣”两个方向考察受访者是否具有与国家命运与共的感受，这项设计旨在弥补先行实证研究仅仅以“自豪感”等正面情感理解政治认同的偏差。B8、B9、B10三题测量的是针对共同体文化的赞许意识，这一部分所指涉的“文化”含义侧重于群体思维和行为惯习及生活方式，这也对其他有关研究以语言文艺、民族节庆等相对有形的事物来表征文化的思路形成了补充。C1、C2、C3测量身份性认同当中的归属心理，需要强调的是，在对应政权层面的客体时，这种“归属”并不表现为通常意义上的“被包括”或者“属于某单位或群体的成员”含义，而是代表着在一种权威体量不对等的双边关系中处于从属的一方，这是在既往的有关研究中多被忽略或混淆的一点。

最后，我们聚焦认同客体层次的维度，采取同样的方法分别处理设计意图为测量共同体认同的12道题目以及测量政权认同的21道题目，进行两次因子分析，其结果合并得到表4。与上相同，表4中的共同体认同和政权认同各自可以提出两个因子。共同体认同和政权认同各自的两个因子对应的理论含义可以大致归结为身份性和理念性这两种不同的认同内容类型，亦即，认同客体层次的因子结构又是按照认同内涵类型来进行界分的。除此之外，认同的外部效应在历次因子分析所呈现的成分结构中都体现出与认同内容的密切联系，尤其与理念性认同具有更显著的一致性。因此，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可以考虑将其纳入理念性认同的范畴进行阐述和操作。

从以上数据分析中可以发现，第一，本文构建政治认同概念的总体思路与基本框架是合理和有效的。认同的两大内涵类型和两大客体层次在数据中得到了显著的区分与稳健的支持。数据显示，政治认同的两个基本维度——“身份性/理念性”类型和“共同体/政权”层次——实现了交叉互证。同时，本文对认同内涵和认同客体进行更精细划分的尝试也在实证数据中获得了反馈。上文理论讨论部分演绎出的六种细分的认同心理意识和六类具体的认同客体要素在所有因子数据结构中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第二，政治认同概念的内在细部结构具有很高的交叉相关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33道测量政治认同的题目之间存在大量的交叉负荷，表明不同的认同心理意识和客体要素之间存在频密的相互关联。这充分证明了政治认同概念的整体性和内部复杂性，也对通过实证技术将其加以拆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本文的概念化工作基础之上，政治认同的内部结构仍然存在进一步调整与完善的空间，未来基于更大更全面样本的田野调查有望推动这项工作的精进。

本文认为，在政治态度和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相对于政治支持、政治信任等常见概念，政治认同更重要、更具解释力。文章系统地构建了政治认同的概念体系，解释其内涵与结构，梳理其形态与特征，并确认了这一概念的适用范畴与方式。政治认同的情感化和道德化属性、抽象化和一体化的主客体关系以及宏大、超验的指向内容都使得它不易受到现实形势与条件实时变化的影响，成为定义和作用于大众政治心理、国家社会关系、政治秩序的重要变量。总而言之，如果政治支持（信任）是民众对于具体政治对象抱持的一种评估性的阶段性认可，那么政治认同就是民众对抽象政治对象更深层的持续性拥护，是一种稳定的大众心理现象。

我们设计了一套较为全面的政治认同问卷，旨在寻求有效的概念操作化方案，以对大众政治心理的不同类型和层次进行更加全面和精细的识别。试调查结果表明，问卷的设计思路、结构与内容是基本合理有效的。表2所抽取的14道问题囊括了我们所阐述的全部认同心理意识和客体要素，可以作为对政治认同进行综合测量的一套基础量表。表3与表4所含的问题则可以分别作为针对特定认同类型和客体进行测量的功能性量表选用。

政治认同的稳定性是由个人所处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的连续性所决定的。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经过长期历史积累并延续至今的价值叙事对一国的当代政治文化具有巨大塑造作用，因而对政治认同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源于历史传承的价值观与诸多新出现的价值理念如何共存与互动，并影响政治认同和其他政治心理的水平与走向？不同性质和层次的政治心理的具体界限在哪里？它们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些问题是需要研究者通过持续的理论思考、长期的社会观察、科学的数据搜集与分析来加以解答的。本文在尝试对政治认同概念进行构建和测量的过程中，还着重对有关的观念叙事进行了讨论与考察，为接下来进一步探索包括政治认同在内的大众政治心理与基础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方向与实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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