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讲课)
这似乎有些专横。黑格尔如何敢说我们的选择是任性的,而他的选择却是真正自由的呢?这不是明目张胆要把他的价值观强加给我们吗?
也许是这样。但如果我们考虑当代的一个类似争论,也许就会更加赞同黑格尔所要表明的观点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要想知道一种经济制度运转得如何,恰当的检验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使人满足自己的偏好。这些经济学家把个人偏好当作评价的出发点,而没有追问这些偏好是如何产生的。这些经济学家说,从众多偏好中进行选择,给某些偏好以更大的重要性(持有偏好的个人所赋予这些偏好的不同重要性除外),将是明目张胆地否认人们有能力判断什么是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东西,从而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我将把这些经济学家称为“自由派经济学家”。自由派经济学家有其批判者,我称之为“激进派经济学家”。激进派经济学家在同意把个人偏好当作评价经济制度运转如何的唯一基础之前,会追问个人偏好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举出了下面这样的例子:假定在某一时期,我们的社会把正常人体的气味看成理所当然的。对于出汗和可能闻到人身上的汗味这样的事情,人们几乎注意不到,即便注意到,也不会认为令人不快。这时有人发明了一种产品,它能有效地抑制出汗和气味散发。这项发明很有意思,但在我们描述的那个社会里,对此项产品有兴趣的人寥寥无几。然而,我们的发明者不愿轻易放弃。他精心策划了一场广告战,旨在让人们为自己是否比别人出汗更多、朋友们是否会对自己的体味产生厌恶而感到不安。
他的广告很成功,人们发展出了使用这种新产品的偏好。而且由于产品价格处于可承受范围之内,很多人都买得起,人们也有能力满足这种偏好。从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立场来看,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在这种经济运转方式中,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比其他方式不好的地方。而激进派经济学家却认为,这显然是荒谬的。为了避免这种荒谬性,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必须去研究偏好的基础这一难题,在评价一种经济制度时,不应看它是否能够满足任何偏好,而应看它是否能够满足那些基于真正的人类需要或有助于真正的人类幸福的偏好。激进派经济学家承认,如果采用他们的方法,我们就不能声称自己的评价是价值中立的。但他们补充说,任何评价经济制度的方法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所使用的评价方法仅仅是把满足现有偏好当作其唯一的价值标准。因此,虽然它假装很客观,这种方法的使用已经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自由派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对影响人们偏好的任何偶然情形都给予认可。
(穿着学位服的黑格尔)
这场争论显然很像黑格尔与那些把自由定义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之间的争论。消极的自由概念就像自由派经济学家关于一个好的经济制度的构想:它拒绝追问我们随心所欲地做事时所感到的“愉快”是由什么影响所致。持这种自由观的人断言,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并以对它的回答来区分出哪些选择是真正自由的、哪些自由选择仅仅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这乃是把一个人自己的价值观写进了自由观之中。和激进派经济学家一样,黑格尔的反驳是:消极自由观已经以一种价值观为基础了,那就是基于选择行动的价值观,不论这种选择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有多么任意。换句话说,消极自由观对影响人们选择方式的任何情形都给予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