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诞生于他（宇宙原初巨人）的口中，
刹帝利诞生于他的手臂上，
吠舍诞生在他的大腿旁，
而首陀罗则从他的双脚下出现。”
文 | 高学思 马德拉斯大学印度历史硕士、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ID：guanchacn），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这是印度最早文献《梨俱吠陀》中的一首梵歌，讲述了四大种姓的起源神话。在古印度社会，一个人的地位、职业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其所处的种姓密切相关。婆罗门（祭司）地位最高，刹帝利（王公）其次，吠舍（商人或农牧民）再次，首陀罗（奴仆）地位最低。而在四大种姓之外，还有着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又称“达利特”或“不可接触者”，从事清理尸体或污秽等最卑贱的工作。
种姓制度大约形成于三千年前，雅利安人入主次大陆的时期，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巩固，是印度文明最为人所熟知的特点之一。进入现代以来，印度许多仁人志士对这种把人按血统划分为三六九等的社会制度大加批判，认为它落后而残酷，是阻碍印度进步的毒瘤，并积极推动社会改革运动，制定反歧视的法律法规，试图彻底消灭种姓制度。
然而，时至今日，印度社会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制度的桎梏。笔者曾与不同种姓的印度人打过交道，还和其中一些成为了好朋友。我看到，他们身上所带的种姓烙印往往如影随形，对其事业与生活产生潜在的影响。不过，与古印度社会不同，一个人的种姓归属已经不是决定其人生的最重要因素了。
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将讲述五个印度年轻人的故事，他们分别来自四大种姓和贱民阶层。通过他们的家庭背景、生活处境、眼界、理想和对中国的看法，笔者希望给大家展示印度社会大千世界的一个微小截面。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年轻人将成为印度社会的中坚力量。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在故事开始之前，笔者必须声明：首先，实际中存在的种姓制度远比上述的简化划分要复杂得多，笔者虽然尽力去选择了几个比较典型的人物，但绝不敢说他们就代表了那个种姓群体（实际上每个种姓的人口都数以亿计）；另外，在现代印度，种姓对于一个年轻人，尤其是一个城市年轻人，影响已经不甚显著，希望大家在阅读时，能把故事的主人公更多的作为一个印度的年轻人，而不只是一个种姓的代表人去看待；最后，因为这五个年轻人都选取于笔者的朋友群体，而笔者在交朋友时肯定在不知不觉间过滤掉了许多不投缘的人，所以样本一定存在着幸存者偏差。特此说明。
下面让我们进入正题，从高种姓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开始讲起。
1
徘徊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婆罗门小伙
我要介绍的第一个人名叫Arpan Chatterjee——当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心中顿时生出了几分敬畏。因为Chatterjee这个姓氏实在太出名了：在印度独立运动史、近代文学史或科学史上，我已经多次与之相遇，比如印度国歌《致敬祖国母亲》就是由一位Chatterjee创作的。这个姓氏对应的是孟加拉地区的一个婆罗门家族，而我面前的这个90后小伙，则无疑是一位小婆罗门了。
出身文艺家庭的理工男
果然，在聊天中我渐渐了解到，Arpan来自一个比较典型的婆罗门文化家庭。父母都在加尔各答（西孟加拉邦首府，印度六大都市之一）的古典剧团工作，父亲是编导，母亲则是音乐家，家住在城市郊区的三层小别墅里，算是当地的中产阶级。Arpan曾经和我略带遗憾地说过，如今全球拥抱资本主义，从事文化艺术已经不吃香了，所以他家也不如社区中的其他家庭宽裕。但是，从他这一代开始，Arpan决心要做出改变。
在印度，望子成龙的模板大概就是“男学工程女学医”，Arpan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中学入读加尔各答的中央公立学校，大学则被南方的一所理工名校Anna University的电子工程专业所录取，该校位于金奈（也是印度六大都市之一），在国内地位类似于我国的华中科技大学。快毕业时，大部分同学选择直接就业或在国内读研，个别家庭条件好的则跑到了美国读硕士。Arpan比较与众不同，他了解到欧洲留学成本较低，所以申请到捷克理工大学学习航天工程。毕业后，他来到“印度深圳”班加罗尔，在一家从事测绘遥感的本地中型企业工作，因为与中国无人机厂商洽谈的机缘，我认识了他。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语言能力好。在Arpan中小学的课程中，三种语言——孟加拉语、印地语和英语都曾作为教学语言，所以对于他来说都近乎于是母语。另外，他说话也十分风趣。在得知他是印度罕见的独生子之后，我曾好奇地问他，贵国又没有一胎制，你父母这是何苦呢？他回答道：“也许是生下我后，爸妈太过失望，于是失去了再次尝试的信心吧。”
印度婆罗门祭司祈福仪式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虽然走上了工程师的道路，但Arpan并没有忘记作为婆罗门的本分——思考一些哲学层面的问题。他的facebook头像上写的是：”Professional Overthinker”（专业过度思考者）。而这种过度思考令他的思想稍稍偏离了自己的家学传承。
Arpan出身于一个信仰“不二论”（“梵我合一”：世界如梦境一般，“梵”是唯一真实，梵与自我终究是没有分别的）的印度教家庭，在成长过程中他却逐渐走向了无神论。当然，Arpan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不二论”本身就是无神论，信仰的是一个至高无上、唯一实存的真理，而不是什么人格化的神灵。”他甚至觉得，一个真正的印度教徒必然是信仰无神论的。而新中国之所以发展迅速，令印度望尘莫及，就是因为无神论的普及。
我有一次问他，你说的这么有道理，你父母知道吗？Arpan表示，在家里他还是要表现得正统些，虽然宗教信仰是很私人的东西，家人不会干涉，但如果思想太过叛经离道，家里就不好给他找媳妇了。我又追问：“所以你不介意包办婚姻？”他则反驳我说：“现代人对包办婚姻有偏见。其实调查数据显示，父母之命比自由恋爱在长期来看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毕竟结婚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需要两个家族互相认可。”我想，Arpan未来的妻子应该也会是一个孟加拉地区信仰“不二论”的婆罗门吧。
虽然Arpan一直强调自己并不会因为婆罗门的身份而歧视其他种姓的印度人，但从他的朋友圈来看，非婆罗门并不多见。据Arpan自己说，婆罗门之所以被认为身份高贵，是因为他们广博的知识体系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一个成功的婆罗门会用自己的知识造福社会，而且绝不会追求口腹之欲，实际上，大部分婆罗门都是素食主义者。因此，后来当我看到他拿起一块烤鸡腿开始大嚼时，自然是十分吃惊，并对他背叛自己种姓设定的行为表示不满。Arpan略带羞愧地说，我还不够成功，所以没必要在乎那么多条条框框，而且孟加拉婆罗门在传统上并不严格限制吃肉。
很显然，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人心中破坏了自己的圣洁形象，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发现他并非素食主义者的那个周末，我的厨神级中国室友特地做了一锅香喷喷的麻辣牛肉（牛肉可以在穆斯林市场买到），并配以从进口超市买来的红星二锅头，然后对Arpan说，这是传统的中国料理，吃一块吧，别人不会知道的。开始Arpan还一再推辞，等到几杯二锅头下肚后，他在酒精的麻醉下，好奇的心和贪吃的胃暂时战胜了印度教义，拿了一块最小的牛肉放入嘴里。当牛肉厚实的触感从他的舌尖传送到他的大脑时，Arpan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只见他迅速跑到厕所大吐特吐，然后回到客厅中席地盘腿而坐，口中振振有词，似是在念诵经文，祈求宽恕。我想，从生理上接受一种曾被教育无数次不可尝试的食物，要比思想上从有神论走向无神论难得多吧。
后来我们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Arpan也很快走出了阴影，回到了怡然自得的状态。说实话，他对待生活的那份从容和乐观，令我十分佩服。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去吃饭的路上，在闹市的街道上看到他。每次他都是面带微笑，在嘈杂的人群和混乱的车流中闲庭信步。也许这就是修习哲学所能获得的超然和自信吧。
“印度深圳”居不易，憧憬晚年修行去
虽然Arpan现在还只是一个小职员，但已经有着大部分印度人难以奢求的种姓背景、教育水平以及思维层次。我十分想知道，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婆罗门青年，他对未来有着什么样的憧憬。
当我问他将来的打算时，他首先给我算了一笔账：现在他每月工资约4500人民币，很快还会加薪，如果平均每月花销2000左右，一年下来就可以攒下三四万。那么三四年后，手里有了十几万后，就可以和家里凑凑钱，在班加罗尔一般地段买一个两居室的新房子（70平米房价约50万），然后就可以结婚生子了。不过对于如今班加罗尔每年以两位数上涨的房价，Arpan也觉得无所适从。因为房贷利率接近10%，雪球滚起来十分吓人，所以他只能自己攒钱，听天由命了。
“但是等我退休之后”，Arpan说，“我希望回到西孟加拉邦的喜马拉雅山脚下，过一段‘森林期’的生活。”据笔者了解，在印度人心目中，一个理想婆罗门的人生就应该这样度过——少年时努力求学，青壮年时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老年时渐渐脱离世俗生活，在森林中冥想修行或者云游天下，最后彻底弃绝一切欲望，严格苦行直至离世。我想，Arpan这一代婆罗门应该都不会希望在饥饿和孤独的苦行中告别世界了，但也许，他们中不少人的心中还怀揣着一个丛林修行的梦，就像印度神话中的那些智者、圣人们一样。
2
创业成功的90后刹帝利
在南方都市金奈，我认识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刹帝利小哥Prakash Raju。Prakash出生于1990年，现正在运营一个二十余人的商务咨询企业。据说，在印度独立前，他的家族曾是海德拉巴土邦（英属印度时最大的土邦）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主，而他的姓氏Raju，其实就是梵语“Raja”（王公）的变体。他的父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家乡小镇来到金奈，考入公务员队伍，他的许多亲戚也都在金奈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
借中印商务合作的春风进行创业
青春期时的Prakash曾经是个疾风怒涛的少年，最大的爱好就是骑着自己心爱的摩托，在午夜的海滨大道与一帮小伙伴竞速。后来读大学时，他也没有选择父母想让他学的法律或商务专业，而是决定学习艺术，在国立时尚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Chennai）修读时装设计，毕业后则在广告公司做设计师。
后来，日渐成熟的Prakash渴望拥有自己的事业，他敏锐的观察到身边中国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并从中嗅到了商机。在父母的支持下，他开办了一家商务咨询公司，专门以来印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为对象开展业务。虽然他之前从未学过法律或商务的专业知识，但从父母那继承到了出色的管理才能。Prakash雇佣了几个法律和商务专业毕业的印度员工，然后找了一些英语还不错的中国留学生做兼职。由于来印华企普遍对印度的商业环境、法律制度以及文化背景等等情况不太熟悉，于是Prakash的公司便提供从文件翻译、陪同翻译到公司注册、公关设计等一条龙服务。由于找对了市场需求，生意十分火爆。
从2014年开业以来，借着中印商务合作不断升温的春风，Prakash的咨询公司发展迅速，已经从最初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搬到了上百平米的宽敞明亮的写字楼办公室，Prakash自己的座驾也从两厢的小铃木换成丰田的大排量SUV。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老板，他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高富帅”了。但Prakash并不满足现状，他还有着更远大的目标，希望能让自己的公司走出金奈，成为全国性的企业，而自己则可以跻身上流社会，搬进环境绝佳的富人区居住。
刹帝利
善于利用家族关系解决问题
Prakash能够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在金奈的中国人圈内很受欢迎。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举重若轻地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棘手的麻烦事。笔者刚到印度时，想要给住处装宽带网络，于是选择了当地一家大牌的电信供应商，没想到立马就遭遇了传说中的“印度效率”：在交了全款后，装宽带的工人却迟迟不来，打电话去催，得到的也只有“You just wait, tomorrow I’ll come”(再等等，明天我就来)的回复。刚开始我们还天真的等待，后来经过了十几个“tomorrow”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去要求退款。
商家自然是不愿退款的，于是我们就去找Prakash帮忙。他得知我们的困难后，自信地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Prakash带我们到了临近的警察局，写了一张投诉单。警察看罢就把商家负责收费的员工传召到了警察局。员工来后，说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足够的权限。正当警察表示他们也束手无策的时候，Prakash直接向这个警察局的领导办公室走去，敲门进屋后和里面的警司聊了几句，出来后对我们说：“别担心，事情已经解决了”。
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有商家的另一位员工火急火燎地赶到警察局，退给我们全款，并连声道歉，说：“实在是不好意思，您所居住的那个片区现在正在铺设光纤，近期还不能使用网络，一旦光纤铺设完毕，我们立刻给您办理”。
我惊讶于商家态度转变之大，很好奇Prakash是怎么做到的。他笑着对我们说：“你看看警司门牌上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仔细一看，原来这位警司姓氏和Prakash一样，也是一位“Raju”。Prakash得意地说：“Raju家族在金奈警界很有势力，总警督就是我们家的远亲。刚才我进去警司的办公室和他叙了叙同族之情，后来他一个电话打给商家该片区的负责人，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关于中印战争，我们之间有个误会
虽然Prakash对每一个中国朋友都笑脸相迎，但他也曾坦言告诉我，他的长辈，尤其是那些在军队服役过的亲戚们，大都因为1962年的边境战争，对中国多少抱有敌意。那一年，印度军队在中国军队的突袭下全线溃败。我因为想要照顾Prakash的感受，所以从未和他深入谈论过这段历史。
不过，后来在有一次偶然谈到了印度的军事水平时，我才得知，原来印度人有另外一种看待中印战争的角度：即印度“在战术上失败，但在战略上取得了胜利”——经此一役，保证了“阿鲁纳恰尔邦”（与藏南地区大致对应）五十多年的和平。而Prakash之前很少和我们谈论这场战争，也是因为怕我们中国人受到“失地之痛”的刺激。我想照顾他的感受，却原来他也想照顾我的感受！
去年冬天，Prakash出差来了趟中国，在北上广深四大城市转了一圈。回到印度后，他首先抱怨中国的天气太冷，说自己险些被冻死在北京。然后就开始对中国的基建水平赞不绝口：“德里和北京差太远了，孟买和上海差太远了，印度和中国差太远了。如果我们的国家也可以发展的那么好，温度降到零下我也情愿。”
听了他对中国的赞美，我想知道，像他这样的准精英人士会不会憧憬移民中国。Prakash回答说：“中国虽好，但给外国人的感觉还是太难融入了，相比之下，美国对我更有吸引力和亲切感。另外，据说就像我们有时叫中国人‘眯眯眼’一样，中国人对印度人也有个蔑称，叫做‘阿三’。我很不理解，‘三’难道不是一个蛮好的数字吗？”
3
立志建立“中印贸易帝国”的吠舍小朋友
在印度期间，笔者曾经在一家外语教学机构兼职教中文。最近几年，中文培训在印度大城市里悄然兴起，然而学习人数还不多。我的班上有五名学员，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有专职司机接送。但是有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小个子，长期独来独往，衣着也比较朴实，但学习非常认真用功。他叫Suresh Jain，是位初中生，比别人年龄都小，但成绩却是全班最好的。一天下课，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吃饭，聊起了他的家世。
家道中落的昔日巨贾
Suresh的祖辈曾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商业世家——来自古吉拉特的“Jain”家族。正如其姓氏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耆那教（Jainism）家族。许多人可能对耆那教感到陌生，的确，它不如印度教或者佛教有名，信徒也只占印度人口的0.4%，但是，这一教派却在印度商界很具影响力。这一宗教的祖师玛哈维拉（“大雄”），与佛陀身处同一时代，都是反对婆罗门权威的代表人物。他的教义则比佛陀更为严格——凡入此教，必须完全素食，戒绝暴力，严禁杀生。由于农民在耕作中不免伤及小虫，所以大部分耆那教徒的都来自吠舍商人阶层。两千多年来的经商传统也让这一群体成为了“南亚犹太人”。
到了十九世纪末英属印度时期，Suresh祖辈因出色的商业才能，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委任，主管孟买辖区的谷物贸易，跻身当地名流。后来，升职调任南印度马德拉斯辖区的商务部，整个家族也就一起搬到了金奈（即马德拉斯）。除在商务部工作之外，Suresh的祖辈还经营高利贷生意，有自己的“民间银行”，获利颇丰。
谁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令Suresh的家族从山峰跌入谷底。在金奈所处的达罗毗荼地区，低种姓民众因不满婆罗门等高种姓群体长期以来在社会上的主宰地位，以及北方雅利安人种对南方达罗毗荼人种的霸权，所以发起了“自尊运动”，誓言要为达罗毗荼低种性群体争取平等的地位。Suresh家族虽在严格意义上不算是高种姓，但由于来自于北方，既富且贵，所以不幸成为了“运动”的对象。这场社会运动大体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也有个别暴力事件发生。最终，Suresh家族不仅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职位，绝大部分家产也被扫荡一空，家道中落，很是凄凉。
印度独立后，因长期仿效苏联路线，市场经济并不发达，善于经商的Suresh家族一直没有找到东山再起的机会。直到90年代“经济自由化”后，Suresh父辈通过努力，经营农产品贸易，才重新跨入中产阶级。
小商贩吠舍
押宝中国，学做“文青”
怎么样才能在21世纪再造一个有影响力的商业家族呢？Suresh家给出的答案是——押宝中国。Suresh最开始对日语感兴趣（也是个动漫迷），但在报名外语课程时，却在其父母的建议下选择了中文。Suresh对我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世纪。我要把中文学好，将来建立‘苏瑞氏’（Suresh）的中印贸易帝国！”
另外，Suresh学习中文的方式也颇可称道。掌握课本上的知识自然不在话下，在这之外，Suresh还广泛涉猎中文名著，以“文艺青年”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开了微信号，记录自己的中文学习动态。Suresh经常会发一些《道德经》名句，比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可能是由于对老子思想情有独钟，当然也可能是迷上了《诛仙》。最有意思的是，一天晚上，他发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他和几个同学畅饮青岛啤酒，桌子上杯盘狼藉，Suresh配的感言是：“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我们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勤奋好学的Suresh偶尔也有“掉链子”的时候。一个周末，他来上课时，略带愧疚的对我说，不好意思，这个周的作业没有完成。我惊讶地问道：“你一向是最努力的学生，难道出什么事了吗？”Suresh答道：“哎，昨天玩PokemonGo，跑到家附近的印度教神庙找精灵，结果被庙里的僧人扣住，批评教育了我整整两个小时才让我回家，所以耽误了学习。”他愤愤地说：“这些印度教分子真有趣。到一个房间中去，找一些不存在的想象出来的生物，不正是他们的日常吗？反倒教训起我来了！”
4
“共产主义接班人”首陀罗小哥
Kalki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他住在与我相邻的单元楼上，第一次见面是在楼下偶遇。他在得知我来自中国后，就模仿了一段中文发音：“Chingchong Linglong Dingdong…”。我当时有点哭笑不得，因为不确定他这玩笑中是否含有侮辱的意思，就冷淡地告诉他，这样和中国人说话不太礼貌，有歧视意味，就像北印度人叫南印度人Lungi或Madrasee一样。然后我们就各自回了住处，没有更多地交谈。
几天后，恰逢排灯节，可能是因为有些内疚，Kalki专门到我们公寓来送节日甜点。他说想和我们交个朋友，并自我介绍说：“我叫Kalki，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为何会信仰共产主义
Kalki的这句简短自我介绍令我们对他兴趣倍增。首先，他的名字“Kalki”与印度教“末世战神”相同，可谓很有冲击力；更吸引我的是，他竟是印度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会信仰共产主义，他给我们讲了一个跨越百年的家族故事：
在殖民年代，英国人曾同时控制印度次大陆和缅甸。二十世纪初，Kalki的曾祖父Balaji本是泰米尔地区（属于达罗毗荼地区）一个小村庄里的佃农，后应征入伍参加英军，被派遣到缅甸，驻扎在仰光。四十年代，日军进攻缅甸，Balaji参与抵抗，失败后被解除武装。无奈之下，Balaji在当地做起了小买卖，而Kalki的祖父和父亲都出生于缅甸。当时仰光市里一半的人口都是印度移民。
后来，缅甸独立，开始清算曾经充当英殖民者“爪牙”的印度移民。在民族矛盾激化下，印度裔越来越不受欢迎，终于在1962年，缅甸政府开始强行驱逐印度移民。Balaji一家只好回到印度泰米尔地区，当时Kalki的父亲Vijay还在襁褓之中。
回到祖国的Balaji一家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困窘：在家乡没有土地，在城市中又很难立足，只能打零工勉强度日。Vijay更是从小就受同学的欺负，被叫做“缅甸佬”，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
八十年代，适逢共产主义思潮（尤其是武装斗争）在印度兴起，而Vijay家作为十足的无产阶级，很快被“重新分配土地”等革命理想所吸引。Vijay积极参与了金奈党支部的建设与维护，还曾短暂加入安得拉邦的“人民战争集团”（PWG），参与武装斗争。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分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代代相传，以为生计。可惜，发生在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令Vijay有些灰心丧气，他退出了民兵队伍，回到金奈，结婚生子。还好，Vijay掌握简单的摄影技术，于是租了个小铺位，开了家照相馆，总算还是在城市里生存了下来。而家里最贵重的可动资产，就是一部Nikon相机。
仆人首陀罗
工作不好找，老婆无处寻
Kalki受父亲Vijay影响，也加入了金奈的党组织，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自称熟读泰米尔语版的《毛主席语录》，而最喜欢的一句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而他理解的“高贵者”，不仅包括传统的印度高种姓群体，也包括近些年发家的一些低种姓资本家和政客。Kalki憎恨他们官商勾结，为富不仁——“我们正遭受着种姓和阶级的双重压迫！”
不过，Kalki毕竟已经在城市生活惯了，所以对于分配一块农村的土地不感兴趣，他最关心的是组织能不能给他分个工作，然后再配个老婆。Kalki今年二十二岁，高中上到一半就辍学了，在家里的照相馆帮忙。近来家庭相机日渐普及，照相馆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Kalki需要找一份别的营生。他的英语、印地语口语水平还算勉强，阅读写作就不行了，所以考公务员是不可能了，Kalki现在正在学习电子电路方面的知识，希望能考个从业证，以后去做电工。
结婚是另一件大难事。虽然在印度，嫁妆是由女方家庭出，但就Kalki目前的条件，有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呢？当然，也有清洁工家庭来向他家提过亲，但Kalki对此很是不屑，说那家人毕竟是“达利特”（贱民），身份也太低了。他说自己曾立志要打破种姓通婚的禁忌，将来娶一个更高种姓的女孩。
Kalki自打在电视上看到了对比中国高铁和印度铁路的新闻报道后，就对中国佩服之至，在他心中，中国已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发达国家。一天，Kaliki问我：“中国的低种姓生活得怎么样？”我回答说：“还可以啊，我就属于中国最低的种姓——因为我们只有一种种姓。”Kalki愣了一下，随后羡慕道：“那敢情好，想娶谁就娶谁！”
5
为改变命运而读书的达利特大哥
关于印度贱民阶层的生活处境，笔者曾有一次难忘的经历。我曾在南印度的卡纳塔克邦游历。有一次，我正从一个乡下的小镇徒步走向另一个小镇，途中感到口渴，看到附近有一个村庄，就准备去求一口水喝。走近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达利特（即“贱民”）村庄，土路两侧都是特别简陋的茅草屋，与我之前在那一地区见到的村庄大不相同。村民十分淳朴，对我这个外人的到来似乎感到又惊讶又畏惧。由于他们听不懂英语或印地语，我便用手示意想要喝点水。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把我领到了他家的水缸前，但表情明显流露出了怀疑：身为“不可接触者”，达利特家里的水连一般低种姓的农民都不会喝，这个外国来宾真的不嫌弃吗？本来我还有些顾忌，怕这个村里的水不干净，但看到他们不自信的样子，我反而觉得自己一定要多喝几口。事实证明，那水清凉可口，喝过以后我也没出现什么不良反应。
不过，这一节我想要讲的主人公并不住在这个村子，而是居住在印度的商业之都孟买的一个达利特小家庭。男主人公名叫Vikrant Jadhav，生于1980年，现在也算是个“老男孩”了，他的大儿子正在上初中，小女儿则刚上小学。我在浦那结识了这一家人，当时他们正在自驾游，我便搭他们的顺风车一同去孟买。
一路上我们聊了工作、学业，从而得知Vikrant在一家能源公司做客户经理，而他的妻子则是一名中学生物教师。由于种姓、宗教属于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我没有主动去询问。回到孟买后，我应邀去他们家做客，进门时我看到玻璃架上摆着一尊小佛像（旁边墙上挂着佛教印度教耆那教通用的真言“唵”字符），才好奇地问道：“你们对佛陀很感兴趣吗？”“是的，我们就是佛教徒，”Vikrant回答说：“不知道你有没听说过马哈尔人，我们就属于那个族群，大部分马哈尔人都是佛教徒。”
知识改变命运
我确实知道“马哈尔人”，这个族群是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所在邦，也是经济第一大邦）最重要的一个达利特群体。数百年来，马哈尔人被当作“贱民”对待，饱受屈辱。二十世纪，马哈尔人中出了一位杰出的大人物——“印度共和国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他是印度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同时也是为达利特争取平等权益的最坚定的斗士。在他看来，佛教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宗教，可以是引领达利特摆脱歧视的一条进路。于是，在1956年，他与50万追随者在那格浦尔宣誓皈依佛教。在那之后，又陆续有大批马哈尔人效仿。今天生活在印度的约一千万佛教徒，大部分都来自于这场“达利特佛教运动”。
Vikrant的家乡在奥兰加巴德（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座中型城市）外的一座农村，他的父辈都是砌墙的泥工。当时他们家还没有皈依佛教，在村里地位很低。Vikrant现在仍清晰地记得，他在村里的小学上学时，学校的同学绝不允许他在学校的水龙头里接水喝，怕他污染了学校的水源。小Vikrant只好在每天早晨去学校前饱饱地喝上一肚子水，然后滴水不沾，一直撑到下午回家。六年的小学时光就这样熬过来了。Vikrant说，当时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受到这样的歧视，内心感觉到很屈辱，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改变。
中学时，Vikrant来到了镇上一所马哈尔人办的学校读书。在那里，他第一次清楚地了解了种姓制度的由来和其罪恶之处，以及安贝德卡尔的达利特平权斗争理论。从这时起，他就立志用刻苦的学习和工作，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老天不负有心人，Vikrant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贝德卡尔大学的热力工程专业，并获得了政府的助学金。在大二的暑假，他带着不识字的父母双亲来到奥兰加巴德，一同皈依了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与达利特的身份说了再见。
达利特的明天
Vikrant和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现在住在孟买一个中档小区的公寓楼里，除了楼下有两条流浪狗以外，周边环境还算不错。我问他，这楼是公司盖的吗？Vikrant说：“不，不，这是我们自己买的房子。”他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他显然对自己努力争取到幸福生活感到自豪。
是的，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而骄傲。就在几十年前，他的父辈们还被自己的种姓枷锁束缚得喘不过气来，要低三下四、唯唯诺诺的在村子里生活一辈子。而Vikrant和他的妻子（也是一位马哈尔人）如今都是大学毕业生，在大都市里做着体面的工作，有着不错的收入，两个孩子也都很争气，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最重要的是，他们以前因为自己的种姓出身而受到歧视的情况，现在已经大大改善了。
Vikrant说，如今在孟买这样的大城市，种姓已经不再重要，只要你有能力，总能找到适合的岗位。即使是回到了小时候生活的村子，他也很受尊敬。有很多小时候的玩伴为之前对他的不公平对待而向他道歉，只有个别婆罗门家庭还会有些顾忌，避免和他握手，Vikrant也只是一笑置之。
对于达利特群体在未来印度的处境，Vikrant表示很乐观。他说，安贝德卡尔是他的指路明灯，指引着他和许多达利特兄弟姐妹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而像安贝德卡尔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和改革家还有很多。实际上，近代以来，破除种姓歧视，尤其是根除“贱民”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许多印度教的领袖都在倡导平等与平权，而印度政府在这方面也着力不少，在升学、就业和低保等方面，给予达利特等低种姓很多政策上的优待。总体来说，达利特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在达利特都能做印度总统了（第10任印度总统纳拉亚南），”Vikrant笑道：“其实，我的人生经历也算是个不错的案例，说明印度在不断进步。我们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达利特（贱民）
6
后记
本文简单讲述了五个印度年轻人的故事。笔者只是具言所闻，并非意在对当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做一个系统的论述。不过，在这些零零碎碎的人物和事件中，或许我们可以一瞥种姓在当代印度的影响力。
一般说来，我们作为外国人，在观察印度时，容易走两种极端：对印度毫不了解时，会忽视种姓这一重要且印度独有的维度；对印度稍有了解之后呢，又常常高估种姓的作用，认为它决定了印度人的命运和印度社会的运作秩序。实际上，真实的种姓制度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在笔者看来，在当代印度，生下来就被规定从事某种职业的时代已经远去，尤其是城市中，种姓已经不太重要，比如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决定因素当然是一个人的能力和效率，而不是祖上是祭司还是奴仆。即使是农村人，也可以通过进城务工，或者争取高等教育或技术教育的机会来改变命运。
但是，不可否认，种姓仍然是印度人重要的身份标签之一。一个人的种姓与他的家庭环境、人脉资源、经济基础等等因素密切关联，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对其职业选择和人生境遇有不小的影响。同时，虽然政府已经就从法律上“消灭”了种姓歧视（在升学和就业上对低种姓的“保留配额”等优惠制度，甚至造成了某种“逆向歧视”），但这一制度实在根深蒂固，与三千年的种姓社会相比，近七十年的“无种姓社会”还显得太过稚嫩。无论从民众心理上，还是从社会组织上，现代式的理念和实践都还远没有普及。例如，据笔者观察了解，农村地区贱民的生活境遇，恐怕没有Vikrant大哥所说的那么乐观。印度如果想要完全摆脱种姓制度的不利影响，可能尚需几代人的努力。
作为一个在印度生活了几年，已经开始熟悉种姓制度运转方式的中国年轻人，现在如果让我想象一个完全摆脱了种姓的印度，我还会感觉有几分“超现实”。我猜测，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印度人来说，这大概就像一个清朝人想象没有“天子”的中国吧。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我一定要再去那个“科幻”的印度转转，找这几位朋友聊聊天，再写一篇“我认识的五个印度老年人”。
学术合作联系人：聂智洋（微信号：i87062760），添加时请注明：姓名+职称+单位
库叔福利
库叔的赠书活动一直都在！东方出版社为库叔提供下图所示书籍40本赠予热心读者。每天都送，请大家在文章下评论，点赞最高者（数量超过三十），库叔会在评论区回复并通知得奖。当然，评论的质量库叔会进行把控的。想和库叔聊天请添加库叔微信号（lwzkkushu），合作请联系微信（18514203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