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奇葩证明，警察叔叔这次真的不开心了……
据媒体报道：6月1日，云南省宣威市凤凰街道辖区居民陈某云持有身份证、户口本等相关证件到宣威市农村信用社办理银行业务，银行工作人员要求他到户籍地派出所出具户籍证明。
不过，银行最后等来的并不是其所要求的户籍证明，而是一份冷冰冰的“不予出具告知书”。
不予出具证明告知书 图片来源：云南网
虽然户籍证明在诸多奇葩证明之中算不上多么严重，但警察叔叔这次却忍不了了，不仅出具了告知书，还在文件背后留下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警告：
文字中称：请该银行严格按照多部门联合下发的规定办理群众的有关事务，不要让其再往返。否则，该派出所会按规定将此情况上报银行的上级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以及新闻媒体。
叔叔的霸气回应获得了一票网友的好评，大家纷纷说道：警察叔叔怼得好！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单位热衷于让群众到派出所开具证明，来规避自己的风险和责任。
细数近年来我国各地冒出的这些“奇葩证明”，委实让人哭笑不得，小编总结了几类最有代表性的奇葩证明，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最著名的“证明”：我妈是我妈
吴女士家今年初来了一位租客，按照规定，租客需要去派出所更换居住证。在西乡塘区边阳派出所办理时，由于房产证的名字是吴女士已故母亲的名字，办证人员要求出具一张“母女关系证明”。
令吴女士气愤的是，一个星期前她排了两次队来咨询，办证人员都告诉她不需要开具这种“我妈是我妈”的证明。
办证人员前后不一的要求，让吴女士和租客又先后跑了多次五里亭派出所及边阳派出所，花一个半月才办好新的居住证。
最无奈的“证明”：我是我
原籍河南驻马店的陶先生2001年在北京结婚时，户籍还在驻马店，当时结婚证上的身份证号还是15位，尾号是251。2004年，身份证号升为18位，在陶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身份证尾号被改成了2611。2006年，陶先生要将户口迁至北京，身份证号码的不同使他难以证明“我是我”。为此，他整整在北京和驻马店之间跑了7趟，直到找到从前的邻居开出证明：“我是在这出生、长大的。”这才艰难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2015年，陶先生再次遭遇证明“我是我”的难题。陶先生的儿子办护照时必须要有监护人的身份证明，可陶先生对比身份证和儿子的出生证明，发现身份证尾号仍不一致。大费周折之后陶先生的儿子这才顺利拿到护照和签证。
最心酸的“证明”：我妈已被火化
浙江省诸暨市市民何先生的母亲2010年突发脑溢血去世，为了将老人未能领取养老金取回，何先生来到社保窗口咨询。但此时，工作人员表示，要出示其母亲的“火化收据证明”才能拿回保险金。
让何先生为难的是，由于母亲去世突然，后事操办匆忙，亲人们都不记得“火化收据证明”放在哪里了。4年间，何先生陆续去了殡仪馆8次，民政局和镇政府也去了多次，直到媒体介入后，当地镇政府才于2015年5月13日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只要凭派出所开具的死亡证明就可办理业务。
最无语的“证明”：我是正常人
家住西安市长安区的张先生23岁时曾到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做过一次咨询，医生经检查，为他开了一些短期服用的药物。此后，张先生一直在一家学校担任任课老师，还担任过班主任，至今已30年。
2015年，张先生和妻子到长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协议离婚手续，工作人员分别对双方进行约谈，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说，像张先生这种情况，必须有县级以上专科医院出具的“正常人”相关证明才能办理协议离婚，否则无法办理。
张先生又回到30年前咨询过的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做完所有必要的精神状况评估检测后，终于拿到检测报告和“正常人证明”，并依据“证明”办理了协议离婚。
这类奇葩证明着实让人啼笑皆非，但尽管受到各方的职责与批评，状况却依然存在。
总理点名批评
在2015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时，李克强总理一连讲了三个故事:
一位基层优秀工作者参与评选全国劳模，报送材料需要盖八个章，最后省领导特批才解决；
一位台商说，在大陆营商最大的困难，不是优惠政策不够，而是知识产权得不到足够保护。
一个公民要出国旅游，有关部门要求他提供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
李克强费解地发问：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老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
总理的指责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不久后，一份重量级的文件便出台了……
相关文件跟进
2016年8月，12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
意见中指出，对于身份证、护照、户口簿等能够证明的14类事项，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予认可，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对于群众有特殊需求的，派出所就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缩短办理时限。
除此以外，意见中还规定：有关单位要求群众开具证明或者提供证明材料，要遵循于法有据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凡是公民凭法定身份证件能够证明的事项，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
证明无法“一拒了之”
看起来，以上文件像是公安机关在证明问题上清理门户，但这种清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未必是一件更方便的事。
原因就是：公安机关拒绝开具证明，但相关机构并没有停止索要证明……文件出台后，继续被要求开证明的公众，搞清楚找哪个部门开证明，将成为一门不小的学问，为开证明在各个部门之间来回折腾，也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老百姓办事可能会更困难。
求助无门的老百姓最终还是找上了公安机关，因此，警察怒怼奇葩证明的新闻也就此出现了……
如此奇葩的证明，究其根源是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么，这类事件为何如此顽强、屡禁不绝呢？
奇葩证明的中国特色
证件或证明在中国的历史，是极为悠久的。在1949年新政权之后，对于民众的管理，更加精密化，每一个人都被限定在有限的生活范围内，在这城乡二元割裂之下，管理部分，城市是单位、大院，农村则是公社、生产大队。出门走亲戚，也得开被俗称为路条的介绍信，结婚要单位同意并开具证明。农村人进入城市，被视为“盲流”。城里人则更多地是被粮票、油票这些类似流通货币的证明限制住。
这些证明是出于社会管理的方便，让社会尽量处于一种静态的局面，每个人各安其职各守其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摆脱了土地与单位的束缚，迁徙和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社会人口的迁移逐渐增多。
这种情况下，以上逻辑导致的管理体系已经完全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了，于是，户籍、档案、暂住证等等这些传统管理产物，都成为了每一个公民甩不掉的沉重负担，并成为各类奇葩证明得以存在的借口。
管制思维
眼下一些职能部门、一些办事人员对各类证明的依赖依然存在，还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管制思维使然。管制思维下，权力的设计和运行往往轻服务重管理，由此产生出了一些对待百姓不信任、不欢迎、不友好的表现，甚至非常僵化。
管制思维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它造成的不仅是老百姓时间和精力的耗费，更是整个行政体系运行效率的低下，以及民众信任感、认同感的降低。
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
除此之外，奇葩证明的存在也是由于行政管理部门各自为政，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迟迟不能打破、跨部门信息无法共享，造成了“信息孤岛”。
信息核实难度高，只能通过反复证明、反复核实消除壁垒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是屡屡出现“奇葩证明”的原因之一。
信任感的缺失
“信任感”与“责任心”缺失当属“奇葩证明”生存发展的背景土壤。“责任心”缺失固然意指政府部门不愿担责，“信任感”缺失则指向包括政府及民众在内的社会全体。
由于现今社会诚信体系和行政管理水平不高，为了挡住一些造假和便于管理，政府部门不断提高门槛，而提高门槛的办法就是出具各种官方的证明。
结语：
要想从根上解决奇葩证明的一问题，首先政府各部门要齐心协力，清理出哪些证明不需要老百姓再提供了；其次还是要实现治理模式的转变，以服务人民的心态来规范各处的工作；最后，在不久之后的将来，证明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等信息化的手段来开具让民政、公安、卫生、教育、工商及税务等部门之间实现数据共享、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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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网、南方都市报、中国警察网、新民晚报、城市化杂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