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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11”到“985”，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提升了中国大学的水平，但其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请看总第806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
《失落的名校 兰州大学启示录》
★ 兰州大学：名校的焦虑
★ 兰大校长王乘： 我们的办学条件严重滞后
★ 中国大学的马太效应
★ “双一流”建设需要深化大学治理体系改革
——专访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
2016年4月9日，120对双双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伉俪重返校园，共庆母校建校120周年。图｜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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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31日总第806期《中国新闻周刊》
5月7日，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去世。出人意料的是，
大师的陨落旋即引发了国内两家“交通大学”校友的口水战。
吴文俊就读于1940年代的交通大学，而在绝大多数新闻里，他都被说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这引起西安交通大学校友的不满，他们认为，吴文俊应该是他们学校的“正牌校友”。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交通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把主体部分迁到了西安，只留下极小一部分在上海。现在的上海交大，就是在当年这一小部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一般认为，西安交大才是交通大学的“正统”。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今一提到交大，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其实在10年前或更早的过去，西安交通大学才是真正的名校，曾经与中国科技大学同期开设少年班，并被称为‘中国的MIT’。”
雷颐的说法可以用数据来证明。过去，西安交大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是“985工程”首批名单里的7所高校之一。但从某个时期起，上海交大开始反超。尽管国内大学排行榜的科学性、公正性一直遭人质疑，但是在各种最新的大学排行榜上，上海交大的排名总是以明显优势领先西安交大。例如，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组长武书连主持编订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在最初的2003年，上海交大居第9名，西安交大是第12名，二者的差距还不是很大。到了今年，上海交大已跃居第4，而西安交大则落后整整10名，排至第14名。
最明显的差距，体现在两校的财力与师资上。据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交大从1993年开始，年收入就已进入全国前四甲。
2017年，该校的预算总额高达140亿元，排名第4，是全国仅有的4所预算经费超过百亿元的高校——是排名第15的西安交大的两倍。
在师资方面，截至2015年，上海交大拥有47名两院院士、70名“千人计划”学者，39名“青年千人计划”学者。而根据西安交大的官网介绍，该校拥有29名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与“青年千人计划”学者共计51人。
上海交大起点低却进步神速。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是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就是地域因素，虽然西安是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但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浦东已经超越深圳，成为新的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上海交大的这种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是西安交大无法比拟的。其次，工科的研究项目往往设备多、规模大，经费动辄上千万，因此以工科见长的上海交大就难免财大气粗。同样在上海，上海交大近年来的表现比复旦大学还要抢眼，大有成为“上海滩第一名校”的势头，在诸多因素中，其理工科大学的优势也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西安交大不仅被它的“同门兄弟”大幅反超，它要保持原有水平都已经很难了。
有数据显示，仅在1996～2000年，西安交大就流失了599名学科带头人与骨干教师。
这与兰州大学的境遇非常类似。
就像兰大一位校友所说的，拜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之功，纵向比，无论是师资、学生还是经费，兰大的各项数据当然比过去是进步了；
但是横向一比较，兰大就全面落后于那些东部地区的“985”高校了。
兰大与西安交大等一批名校的相对衰落，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的变迁。
2008年出版的《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以下简称《高教资源分布》）一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该书分析说，1950年代，中国调整高等学校院系，原则之一就是重点建设西部地区院校。经过调整，中国高校的布局相对均衡。
例如，从省级高等学校的绝对差异的变化看，极差值明显下降，由1949年的37下降到1953年的26，原高校数量最多的上海从37所减少到15所。
交通大学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上海内迁到西安，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
虽然在1990年代之前，中央政府也曾多次划定“全国重点大学”的名单，但大学之间的等级并没有后来发展得那么复杂与森严。
1993年7月，当时的国家教委决定设置“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向世界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教育部因此开始实施“985工程”。在“211”大学的范围内，通过数次画圈，又选出39所大学。
在这些学校中，拨款与定位又分若干层次。
例如，第一层级是北大、清华，目标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期拨款额度是18亿。第二层级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这其中仍有差别，其中浙大14亿；南大、复旦、上海交大、北师大各12亿；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10亿；中国科大、西安交大9亿。此外，从1992年开始还三次画圈，确定了31所副部级大学，即学校的校长与书记都是副部级，由中央直接任命。
根据《高教资源分布》一书，
代表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211”与“985”学校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
一些曾在计划经济时期名震全国的老牌重点大学，尽管后来也入选“211”和“985”，但由于地处中西部地区及东北三省，皆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人才流失、经费不足、学校学科排名与声誉下降的状况。
制图｜叶雪鸣
兰州大学校友、文史作家十年砍柴认为，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平权，其中包括区域教育资源的合理分布问题。
中国高等院校的地区差距是从1980年代后期，伴随中国经济的起飞逐渐拉开的。
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同时也拉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的差距。地方经济的活力，直接影响当地高校的发展。
在过去，地方经济与所在地的重点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学校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全额拨款的。不仅如此，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在这些地区高校工作的教师反而能够得到补偿——他们的工资要比东部地区的同行们高。但工资的地区差在1980年代中期被逐渐取消。
到20世纪末，中国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办学、以地方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体制。
经1998～2000年的调整，除少数教育部直属院校外，绝大多数高校都划归地方管理。
而“985”院校的经费，则由中央与地方按一定比例配套下拨。这样一来，经济发达地区也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能提供较多的经费和吸纳较多的大学毕业生，高校数量多，办学经费充裕，而不发达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高校数量很少，经费也少。
因此，在“985工程”实施之前，全国重点大学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但在高教改革之后，“大学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造成了马太效应，强的越强，弱的越弱”。十年砍柴表示。
高教改革之后，地方经济与当地大学有了共生共荣的关系。十年砍柴以武汉大学为例分析，在计划经济时代与现在，武大都是实力雄厚、排名靠前的全国名牌大学。但在1990年代，武汉的城市发展曾经经历过一个低潮期，直接导致武大也短暂跌入低谷，当时武大的很多老师也南下北上。比如清华大学当时新建法学院，就挖走了武大法学院的很多老师。
另一个例子是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它曾经堪称国内法学高校的翘楚，培育了当今中国法学界的许多著名专家。但在今天，且不说“西政”无法与中国政法大学比，连位于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都要将它反超。
在这种情形下，人才开始从西部高校向发达地区主要是东部高校流动。据不完全统计，最近20 年来，甘肃省至少有 4000 多名高级科技人才“孔雀东南飞”。近
10年，甘肃省调出高级职称技术人才上千人，调入不足百人，仅中科院兰州分院、兰州大学等重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跨省调出的高层次人才就有近 500 个。
无独有偶。位于山西的“985”高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2000～2003年共调出125人，连当时仅有的1名“长江学者”也离开了。
环绕北京的河北也好不到哪里去。在2006～2010年间，该省重点建设的5所骨干学校就流失了445名人才。
在东北地区，这一新中国重工业的发源地发生了持续的经济低迷，同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尤其是高端科研人才。
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说，“就吉林大学而言，在过去有一段时间里流失的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211大学’了。”
同时，他正期待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落实到位，经济回暖，人才最终回流。
根据《高教资源分布》的统计，2004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专任教师，东部地区有39万余人，而西部地区只有17.5万人。东部高校教职工超过3万人的有北京、江苏、广东等5省市，而
西部没有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超过3万人，其中，
江苏的高校专任教师数量是西藏的50倍。
制图｜叶雪鸣
梳理中国高校地区差异的演变，从表面上看，是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力量起作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讲， 时至今日，政府仍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市场的作用仍比较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