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2日晚，洪泰基金创始人盛希泰在清华大学创业导引课，做2017年开课第一讲。“一个人最大的机会就是与时代共振。”盛希泰详解了他所理解的时代机会，中国经济所经历的4次重启历程，以及目前面临的5大机遇。基于对时代的理解，他指出4+1条重点投资赛道，并对年轻的创业者提出了6点建议。
这是清华创业导引课的第四学期，从第一学期开始，我就是设计者之一。创业不是玄学，而是年轻人很好的选择。
我原来做投行做了25年，证券公司总裁、董事长做了十几年。5年前，我离开证券公司，想开始一种新的人生。三年前，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碰见并投资了姜华的一个项目《昆仑决》。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项目太复杂，我参与之后，项目很快落地到青海卫视。三个月之后，IDG投了A轮进来，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这个事太适合我做了，不缺人脉和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
每一个企业IPO时，都有一个招股说明书。中国资本市场27年了，两千多万企业，只有3000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里核心的一章叫历史沿革，什么叫历史沿革呢？这个企业今天成功了，回顾一下光荣的历史。你会发现每一个企业从起步到成功那一刹那，模式上80%都不一样了。
我说人生没办法规划，创业其实也是这样。创业者根本没可能从一开始就想好这个事，从头捅到底。要想成功，创业者要有很强的各方面素质，能够驾御风险，从起锚到到达理想的彼岸需要很长的过程。
我今天讲第一讲，主要想跟大家讲一下我理解的道德层面的东西。人在某个时代、某个时点，如果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时代在发生什么，然后作出判断，再坚决行动，如果方法得当，运气又不差，就有可能成功。
一个人最大的机会就是能够与时代同步，与时代共振，而不是五年、十年之后发现你同学成功了，一拍大腿，我为何当年没那样做，这是最愚蠢、最可悲的。
▌ 四次重启，每次都有重大战略机遇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四次重启，每次重启都有大的战略机遇。
第一次，1978年邓小平上台。
第二次，1992年邓小平南巡。
第三次，2001年年底加入WTO。大家一定要格外地回顾一下这个时点。特朗普上台后，第一天就废止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有人预测可能会出台更保守的限制中国的政策。这些怎么来的？我的解读是，2001年，我们千辛万苦给了各种承诺加入WTO，这相当于拉人进微信朋友圈。美国人觉得给中国人机会，是把你拉进某个朋友圈里。之后，美国发现十年下来，我们（中国）发展很好，不仅如此，抢红包多，发红包少。于是，美国人觉得不行，要限制。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原因。
中国很大的发展动力是来自于2002年以后。
尤其是从2005年到2012年。这8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造富运动，几乎每一个人，除非只有现金和存款，只要买了一套房子，除了通胀因素之外，身价有非常大的增值。所以，2002年这个节点对中国太重要了，整个商品涌到全世界，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第四次，就是现在供给侧改革+双创时代。
马云前段时间曾经说过“做决策、做企业，千万不要听经济学家的。听经济学家的，一定没好日子过。”我部分认同这句话。不管听谁讲，观点都是一致的，经济形势一片大不好，只不过是U型、V型、L型的区别。
而我的观点是，既然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多看正面东西。如果每个人都很负面，一定更加负面。国门是打开的，如果觉得不好，可以走人，可以用脚投票。
90后的中国人，应该是扬眉吐气的，应该彰显你的气质，因为你们背后的中国和20年前完全不一样。我说，你在美国再牛，你的语言永远不会比美国人好。你对美国文化背景的了解和理解，永远不会比美国人强。你们的优势应该是回到中国去，或者你要嫁接中国。英语不错，也有一帮美国朋友，同时你的大门又是中国，这才是你的优势。
90后的孩子不要唱空中国，因为过去20年移民的人，都错过了一个世界奇迹：中国高增长、低通胀20多年，打破了所有经济学家能够达到的理论极限。
▌ 我们现在面临着五大机遇
目前这个时点，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当然，肯定有污染，有其他问题，但是正面力量一定是最主要的。
第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可预期，这是前提。去年11月底，我和俞敏洪去硅谷考察8天，我们在MIT有一个演讲，很多美国朋友看到我准备的稿子提到政治稳定，很惊讶。我说有什么惊讶的？我去的当天跟全球最大的科技咨询公司Sullivan董事长在他的家里炉边谈话，聊到很多特朗普上台后的事情。美国就稳定吗？事实上是，中国很稳定。
摩根士丹利在2月14日为中国经济送上重磅“情书”，说中国2027年可以跨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报告指出我国2030年达到20万亿美元的总量，只需要维持每年4.6%的GDP增速就可以。
我坚决认同这个报告。我觉得中国政府有很多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2013年，是新的时代开始，一切都在重塑，机会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机会大于1992年的机会。
第二，整体富裕。最近这些年有一个词叫消费升级。以啤酒为例，中国啤酒行业从来都是增长，去年却出现了下跌，但精酿啤酒去年增长了40%。中国老百姓需要有逼格的生活。
消费升级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人跑到日本买马桶盖、买菜刀、买电饭煲。看着是很滑稽的事件，本质上是老百姓追求有逼格的生活。
第三，移动互联时代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现在有10亿部智能手机。这个数据超过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是很可怕的数据。在这个时代，我非常有民族自豪感。
德国是老牌制造强国，日本制造业很精。但是，德国和日本的移动互联网，最近五年，十年没有出现特别新的，伟大的企业。再比如以色列，前年有一本书写得非常好，说以色列是创新国度，但以色列也没有出现世界级的企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移动互联网没有深入发展。
为什么腾讯出现在中国？为什么Facebook出现在美国？因为它们分别代表全世界两大语言体。中国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无疑让任何人不可轻视。这真的是中国人的世纪。
第四，90后改变中国 ，改变世界。我经常说，90后是第一代正常的中国人。今天的90后，除了个别家庭很差的之外，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跟以前不一样。我们投了一个很好的项目，叫大V店，给妈妈卖东西，配送货。他们做了一个研究报告——90后妈妈有什么特点？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在朋友圈里晒自己，不晒孩子。你们可以寻访一下90后妈妈是不是这样？
我投的另外一个项目橘子娱乐，差不多估值2亿美元。他们出了一个报告，研究95后孩子的消费习惯。其中有一点说，95后的孩子、00后的孩子不用微信，用QQ。00后的孩子不一定用Facebook，这都是变化。
第五，大麻烦等于大机会。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有很伟大的进步，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环保、雾霾，金融、医疗、服务产业落后等，但是最伟大的机会已经非常明显了。大家知道，春节大年三十那天收发红包多少个吗？142亿个。12点敲钟那个时段，峰值每秒钟76万个。为什么会这样？美国可能吗？还有一个数据，去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是5.5万亿美元，美国1120亿美元，这种差距不可思议，这也是弯道超车最伟大的例子。美国老百姓人手几个信用卡，中国老百姓70%、80%从来没用过信用卡，但一步跨过信用卡时代。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这是我们的机会。你们年轻，没有框框，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出最美、最灿烂的图画。
目前中国提出创新创业的想法，不是偶然，而是经济增长和调整必然趋势。过去20年，中国经济调结构和保增长，保增长是第一位的，造成了水泥、化工、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现在中国要调整这种经济发展结构，存量不行，就要增量，就需要靠创新创业。
时势造英雄，时代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重要，不管有没有创业的基因，不管是合伙，还是当CEO。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种国策与目前90后的个性特别匹配。同时，习主席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核心就是创新。这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全吻合。
▌ 创业方向：聚焦四大领域
对于目前的创业方向，我认为有四大领域值得关注和投资，这也是目前为止洪泰所投资的方向。
首先是，消费升级和文化娱乐这两个赛道。消费升级上面已经讲过。中国有句古话，知保暖而思淫欲，这句话其实是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化娱乐一定是这个时代很大的推动力。去年电影票房500亿，虽然增速比之前下降，但这是建立在过去十年一直高速增长的前提下。电影屏幕数量增长70%，机会无限大。
第三个赛道是，人工智能（简称AI）和大数据。这点代表着未来。人，一方面喜欢偷懒，另一方面希望健康，所以，一定会借助各种力量推动智能装备的发展。AlphaGo 把围棋选手打败，便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体现，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到来，但是一定会到来，这是必然的。
有一本书叫《未来简史》，大家可以看看，想象空间很大。现在很多学生学放射专业，未来可能要失业。通过大数据，如果读了上10亿张、百亿张肺癌的病例，你说我不比任何医生的判断高明吗？显而易见的。这个未来发展空间太大了。我们这方面投的项目比较多，很多都在硅谷。
第四个赛道是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提起来好像比较负面，但机会特别大。当中国银行的利润被稀释掉大部分的时候，中国金融革命就开始了。微信和支付宝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投的一家公司叫用钱宝，他们去年年底，1个月实现了100万笔放贷，没有一个信贷员，完全是靠人工智能分析人的大数据。放贷的对象也是过去银行从来不服务的年轻人。这在过去难以想象。
我们今年会有一个新的赛道，叫泛互联网。凡是传统企业的互联网改造，不是“互联网+”，而是“+互联网”，有无限大的空间。我的说法叫“60后+90后”。目前为止，支撑中国前进、GDP增长，以及就业的不是BAT，不是互联网企业为主，而是传统企业。这些传统企业确实需要嫁接互联网这个基础设施，即“60后+90后”。移动互联网和人要喝水一样，已经是基础设施。90后孩子生下来就有互联网，他们对互联网的领悟和理解，相当于我做了20年的证券市场的感知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重点的投资方向。
▌ 给年轻人的六点建议
从证券公司总裁、董事长到创业者，我的最大改变是称呼，从盛总到泰哥。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原来我干老大，真的是一呼百应。而现在的时代不一样，真的需要有合伙人思维。我给在座的诸位提出六点建议：
第一，要有合伙人思维。什么叫合伙人？合伙人必须等量齐观、相互互补。在这点上，我跟洪哥（俞敏洪）的组合特别有意义，原来我做资本市场，他创业，等量齐观。一个单位一旦一个人说了算，没有另外一个人全方位思考、全方位行动，你也得完蛋。所有人都是你的下属，都是完蛋。我看项目时候，如果这个家伙没有合伙人，我是不投的，是没有未来的。如果找不到合伙人，说明不适合创业。
股权结构上，创业者需占据控股地位。其次，核心团队必须有股权，不能没有，或者仅仅只有期权。期权不适用于创始团队，不适用于合伙人。
第二，创始人格局很重要。谁都有性格，做事方式也不一样。关键是能不能包容别人，能不能听取不同意见，这点很重要。脾气不好，不意味着你完全可以任着自己的性子走。一个人成功的很大标志就是自我控制能力，能容纳别人，容纳不同意见，容纳能干的人。容人之量，善于妥协无比重要。
第三，不管什么时候，有人愿意跟你同甘共苦，有人愿意跟你一起混，这才是当老大的气质。如果没有人跟你混，怎么当CEO？怎么当老大？原来我在证券公司干总裁，其实我不大管具体事，他们觉得很奇怪，后来问我什么原因？我说每一个董事长、总裁都可以说我有个人魅力，决策多么精明，这些我都不讲。但是，有一条，我必须要说，“我非常善于做后勤部长”。
什么是后勤部长？善于给别人提供平台，善于给别人服务，善于兑现别人的利益，这就是后勤部长。作为老大，你能干没用，你的团队成员能干才有意义，这点非常重要。
我做洪泰基金的难度比我当年做证券公司的难度大太多了。我们公司投资经理大部分是90后，合伙人85后，我怎么跟他们混呢？我跟他们之间没有代沟。我跟他们处得很高兴，他们一开始跟我打拳，也打不过我（笑）。你真要跟人家打成一片，要想清楚别人在想什么，这点特别重要。
第四，应该打提前量，善于做计划，并且一定要算帐。中国第一个娱乐上市公司华谊兄弟，现在市值很高，为什么拍电影的能上市？因为他善于把一个企业计划做好，账算到位，而不是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从一个艺术家到一个企业家，每个人其实都既是艺术家，又是企业家，打提前量特别重要。
第五，选择的智慧，不管创业，还是工作，都很重要。人的一生，时间是有限的，怎么分配决定你是不是有成就。把时间分配给有意义的人和事，早晚会成事。选择智慧是成事的第一前提和第一智慧。人每天都在选择，从生到死，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第六，细心，这是一种习惯和自然，习惯成自然。说个例子，我们原来写招股书，相当于给企业画像。好不容易报上去了，某天被翻出来，发现有错别字，放一下，然后一放三个礼拜，碰巧碰到IPO停止发行，这样三年过去了。这不是段子。
我们的员工一定要懂职业训练，对得起别人，尊重别人。我干总裁，开始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我说从消灭错别字开始。当时我面对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很多都是硕士，说这句话相当于当年海尔张瑞敏在车间里说不能随地大小便。我们是靠文字吃饭的，写东西是饭碗之一，细心特别重要。
我说的这六条，有一个前提，即不管什么时代，有一句话是天理：十年磨一剑。很多年轻人恨不得明天就有成就。马云15年前做黄页时候也失败了，马化腾当年为了融资，躺在床上好几天起不来。不管在什么时代，成事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方向对了，你又努力，假以时日，才能成事。这点特别重要，特别告诫大家。
延伸阅读：警示！当下中国经济最棘手的6大难题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可以被归结为外部关系影响和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全球经济低迷导致外需萎缩、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不利等外部关系的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风险。但风险更多是来自内部。最显性的在金融、房地产、产业转型上的问题，隐性在内需不足、体制成本上升、地方债务隐患等。
表面上看问题各在不同的领域发生，但解决这些问题似有同一味药：强化内需，发挥企业家精神，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用一个简单的比方，天冷体质弱，感冒就没处逃。体质强健，天儿是冷是热都能扛。
岛君分享来自6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风险的看法，这些观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可能是同时并存，因此也就更加值得关注。
▌ 朱海斌：金融风险值得关注
2017年值得关注的是金融风险，比如整个经济的债务水平，像企业部门的债务，去产能过程中什么时候可以打破（尤其是）国企的刚性兑付，在2017年仍然是我们希望发生的，这些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关注的。另外一个金融风险的防范，是跟今年可能召开的金融监管工作会议相关的。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提到的风险或者杠杆，严格来说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风险，或者是企业债务风险，也包括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金融领域内部加杠杆的现象，像影子银行和表外的业务。
从最近几个月来看，央行和监管部门开始着手处理金融部门的加杠杆，如央行采取更加严格的宏观审慎金融监管，这也是2017年需要关注的。
从政策来看，今年财政政策会比较积极，财政赤字目标今年比去年会更高，去年是GDP的3%，今年预测是GDP的3.5%。货币政策可能会延续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相对比较中性的政策。对于中性的货币政策，我们目前的解读是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方面会非常谨慎，我们认为降息可能会有一次，但是也有可能不降，就是0到1次。降准可能没有。信贷增速会比较稳定，2017年的信贷增速目标我们认为M2增长目标将从13%降到12%，这反映了比较中性的传统货币政策。( 作者系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
▌ 祝宝良：房地产供给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小心再度高烧
通过去库存的办法把房价拉升以后，库存是去掉了，但是房地产供给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行政手段虽然能够暂时缓解问题，但是一旦反弹，就会很惊人。只有真正解决供给问题才能真正令房地产热降温。
首先，要解救中国的土地制度。一个是小产权房，另一个是土地还有没有开发余地。解救中国的土地制度阻力常常不小。导致了20个大城市房价疾速上涨的原因到底是货币发多了，还是土地减少了，还是地方政府不想要地？至今未有定论。
第二，要解决房地产的投融资问题。房地产本身有其专门的融资制度，对其如何融资、向谁融资等做出了规范。而这个融资制度本身，是想为一些低收入群体解决融资问题，不是在居民家里本来有房子的情况下，通过加杠杆，去鼓励他买房、炒房。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的做法正是通过加杠杆，商业银行直接放款出来。
第三，要解决房地产的税收制度问题。这也是大家都在争论的，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到底怎样解决的问题。
第四，要解决户籍制度问题。至今，我们也没有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通过农民进城来拉动需求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第五，要解决行政资源配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房价涨得最厉害的地段往往是学区房，或者是医院房。其背后的逻辑是，只要公共服务不均等，个别地方的房价就会涨得很厉害。
我认为这些措施是房地产破局的关键，但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我们任重而道远。(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首席经济师)
▌ 黄益平：过剩产能退出缓慢，新兴产业增长有限
我们今天碰到的经济下行，不是简单周期性和趋势性的变化，而是需要产业升级换代，这是一个大的看法。我主要担心下行压力会有的原因，就是新旧产业更替没有完成，新的产业都在兴起，但是还不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旧的很多产业将是企业过剩产能，还没有真正退出。这个过程没有完成，要说中国经济增长平稳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能不能走出下行周期，关键不是看美国，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我们的产业能不能转型，简单来说就是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从长远来看我其实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凡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企业家精神比较活跃的地方，产业转型没有问题。从短期近年来看，有很多因素支持今年的增长会比较平稳，但是我自己觉得要密切关注下行压力的风险。（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 周其仁：体制成本重新高企，经济难破重围
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 许成钢：内需不足，财政刺激难抵抗经济下滑
现在中国内部面临着比美国更严重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必须要认清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把问题推到特朗普和美国去。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美元的升值，而是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信心不足。也因为中国改革很长时间没有显著进步，一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基本上都是用财政刺激，来阻止经济增速下滑太快，并不涉及真正的制度改革。
我认为目前最重要是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内需不足的根源是家庭总体收入过低，只有裁减官僚机构，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同时大规模减税，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重新分配财富，让老百姓多拿，政府少拿，经济才能增长。当然，这可能需要长期改变的过程。（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 高连奎：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增大，尚无解决办法
2017年国内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主要还是企业和政府债务问题。第一，企业层面，融资成本高，企业债务居高不下，还会出现一大批企业破产；第二，政府债务危机也在持续增大，目前还没有解决的方法；第三，持续的通货紧缩，将会有更多的煤炭、钢铁产业逼至破产。
企业债务解决起来比较简单，只要降低存款准备金，企业融资成本就会降低，企业债务自然消失，而对于政府债务，则必须进行财税改革才可以解决，中国现在必须走出财税困境。
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才可以，而一个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其财政税收一般要占到这个国家GDP的40%左右，这也是中国目前应该达到的税收水平。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财政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政府必须不断改革这个国家的财税制度、财税种类与财政征收方式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财政支出的加大。
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还是以企业增值税为主，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10年中，所得税将会超越增值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收，而在未来20年后，消费税将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