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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军选择拍摄生育话题,因为它没那么多文化障碍,而生育观念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变迁。(陈为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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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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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陈为军出生时,妈妈没找接生婆帮忙,几乎独自分娩。因为害怕流血把炕“搞污染”,家人提前在地上铺好一大片麦秆灰,陈为军就生在灰上面。爸爸找来剪刀,按乡村的做法,用煤油灯烧一下,沾些灯灰,给新生儿剪了脐带。
农历九月,北方很冷,妈妈去找大人的衣服,想把孩子裹起来保暖。衣服找来,孩子却不见了。原来,趁妈妈离开,初到人间的陈为军沾着一身灰,蹭去旁边舂米碓的坑里取暖了。
陈为军上高中时,姐姐生孩子,已有接生员助产。那是村里一位接生经验丰富的老太太。再往后,陈为军念了四川大学,毕业后到武汉电视台工作。他拍了几部出名的纪录片,比如聚焦艾滋病家庭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讲小学生选班长的《请为我投票》。
2014年,陈为军开始拍生育。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度过的两年中,他拍了40个故事。由此而生的纪录片《生门》, 2016年12月16日在影院公映。片中四位产妇都面临早产,但各自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经济能力,使她们有了不同的命运。
《生门》曾在北京大学点映。北大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讲起人类最早的剖宫产——“恺撒式剖宫产”。当时产妇感染率很高,消毒技术有限,所以恺撒下令,在产妇严重感染,很可能死去时,医生可以切开产妇腹部,尽量救孩子。
“切口多宽都可以,切开以后把孩子抱出来,任母亲死去。”王一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恺撒想发动战争,而当时人口较少,他希望尽量增加儿童人口。从两千多年前的恺撒时代到现在,生育都同时与个人和社会密切相关。
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对生育观念有深远影响。陈为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选择生育话题,就是因为它没那么多文化障碍,而生育观念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变迁。
在手术室中,陈为军观察过剖腹产。为了让孕妇恢复更快,医生划的刀口比婴儿头颅直径略小,借皮肤弹性把胎儿拉出来。“首先看到羊水往外喷,有的像开啤酒瓶子一样响一声,小头就出来了。”他回忆起婴儿出世的情景,饶有兴味。
凶险的场景也很多。有位产妇大出血,抽血仪器速度没那么快,她的腹腔迅速灌满,好像一个小池塘。出血点有四五个,血像喷泉一样射起三四厘米高。医生看不见血液底下的东西,只能把卵巢、输卵管等捞出来,寻找出血点。
过于血腥的画面,陈为军没放在纪录片里。即便如此,片中产妇的处境仍令人揪心。
夏锦菊怀孕26周时入院,一连躺了几个月。因为触到上一次剖腹产手术的切口,她腹中的胎盘进入到膀胱部位,经常出血,手术风险很大。她很乐观,回忆自己生头一个女儿时的情景,肚子很痛,一边往手术室走,一边哭泣。
剖宫产时,宝宝大约半分钟就分娩出来,但夏锦菊很快出血两千多毫升。产科主任李家福判断,夏锦菊的子宫需要切除,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但夏锦菊不愿意。医生们尊重夏锦菊的意见,先用止血带捆住子宫,但止血带一松,她每分钟出血500毫升。李家福只好向她父亲征求意见。“不能因为保留子宫,把命丢了,因小失大。”他特别强调。老人为女儿签了字。
“你再努力一下,我今年只有33周岁。如果四十多岁的话,我还无所谓。”夏锦菊声音虚弱,近乎哀求。李家福低头看看产妇的腹腔,又抬起头考虑。夏锦菊的反应越来越微弱,似乎哭出了声。一位医生抚摸着她的前额,问她能不能听到。后来,她的心脏又两次停跳。
片中,手术过程穿插着护士清洗宝宝和夏锦菊父亲在电梯间等候的镜头。宝宝一切正常,洗澡,放声啼哭,留脚印;老人面色沉郁,情绪焦虑。医生告诉他,夏锦菊出血七八千毫升,输血大约6000毫升,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两次。
术后第三天,夏锦菊醒了,累计出血18000毫升。术后15天,她离开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刚苏醒时,她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李家福。李家福问她:“想不想见宝宝?”她努力点了点头。医生鼓励她:“想见就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