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次难以置信的选举中您读出了什么？
夏尔·佩吉[1]曾说，在历史中，要区分专注于寻常的管理事宜的“时期”和作为民族生命中伟大时刻的“时代”。在我看来，在暗淡与不足道的年月之后，法国似乎正在经历一个“时代”，正在重新进入历史——这个被雷吉斯·德布雷[2]称为“H女士”[3]的东西，即使眼下这个时代与这位幻想破灭的老革命者对历史应该如何的看法不尽相同。在近两个世纪中，这些“高光时刻”用一个手都数得过来：1789年6月20日的网球厅宣誓[4]、拿破仑上台与执政府[5]的重大改革、甘比大和茹费里们[6]确立了稳定的共和制、二战后的重大变革、第五共和国的建立、68年“五月风暴”的冲击波以及最终卷走了共产主义旧秩序的解放浪潮。
二十年以来，我们在历史中缺席。而如今，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三重革命：首先是两个主流政党急剧的、相似的同时出局——它们曾充塞政坛，却毫无创造、毫无建树；然后是一场代际革命——1968年后出生的青年男女接管了公共事物，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那一代人曾顽固地将他们挡在公共职位的边缘，直到现在；最后是一场地缘政治革命——它的标记便是二十多年前开启的身份认同式的、反欧洲的自我封闭周期的终结，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我们的价值观与安全的破坏、面对政治上缺乏规范的全球化带来的失衡、面对并不掩饰对欧洲团结与独立的敌视的美苏两国构成新雅尔塔体制的威胁，人们重新发现了欧洲团结的急切需求。没错，一个新的历史周期就在我们眼前、凭借我们的投票拉开了序幕。
几份民调都显示，法国人（目前）并不想给总统以议会多数……
让我们等待最终结果吧。如今我们正在目睹的，首先是社会党注定的解体与崩盘：它将迈向消亡，而这对仍然还相信这个幽灵、相信左翼团结神话的成千上万民众来说仍是十分痛苦的；同时，我们也目睹着执政右翼的慌乱：他们失去了领导人；意识形态上，威权、排外的民族主义的继承人和对欧洲开放的自由社会的捍卫者陷入分裂；政治上，他们被迫把整个总统竞选政纲肢解；而人事上，准备投入马克龙阵营的人和想要让旧的两党政治秩序复苏的人各执一词。
事实上，左翼的解体比右翼进行得稍快一些，但两者的解体都在“前进”中。传统左翼——埃皮奈[7]的那个左翼已经死了。传统右翼在议会选举中也很难存活下去。作为左翼根基的神话——左翼在本体论上的团结已经受损。而对右翼来说，受损的是它的规划和策略，而它从未宣称自己是团结和不可分割的。这点让右翼还有一些调整能力。不过，左右两侧的危机并不代表他们曾承载的那些价值观——对右翼来说是自由与忠诚，对左翼来说是平等与正义——会消失，它们可能会以新的形式体现在未来马克龙的综合中。
也就是说，左右分野并没有过时……？
不同倾向仍将也应当继续得以表达并互相竞争，但形式将有所不同。在左右这件事上，我们走出了两个无法兼容的体系的对抗年代——雅克·朗[8]在1981年曾将其形容为“光明与黑夜”——迈向了调和年代：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阴影与光明，也就是说，一方相比于另一方会提出多一点或少一点的自由与平等。此外，的确无法兼容的选择之间的裂痕——拒绝或接受开放经济和欧洲一体化建设——仍然存在，甚至还在加深，但这些裂痕如今出现在右翼和左翼内部。“马克龙的革命”旨在将政党系统与各种分野的新排序相适应：左-右分野还在，但在开放-封闭的分野面前已成为次要的了。
什么是马克龙主义？
戴高乐主义和中间派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混合。在获得政权的道路上，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是政治人物中唯一将戴高乐主义中那种一个人物与全体人民之间没有中介、无需党派的直接连结的幻想付诸现实的人。而在政治平衡与规划上，马克龙则代表了第四共和时期被称为“第三力量”的政治力量——也就是温和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的执政妥协——的重生。如果再向上追溯，马克龙主义意味着执政府的改革精神——拿破仑身上最优秀的东西——与茹费里的共和派现实主义[9]的综合或者至少是妥协。
西方的民粹主义正在退潮吗？
几个月以来，我确信我们正在见证强烈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怀疑主义的最后一搏。二十多年前，随着俄罗斯的威胁暂时消失、全球化正带着不稳定性入侵我们的生活，反欧洲的周期就此展开。它带来了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边缘化——德国是个例外、社会民主主义日益显著的危机、民粹政党的崛起与欧盟的真正瘫痪。尽管发生了英国脱欧，一切都表明我们正在走出这一阶段，因为面对普京的威胁态度、美国的放手与中东的动荡，威胁的重现拷问着所有西欧的民众。我们由此明白：只有我们联合起来、全力去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利益、安全、近15个世纪以来我们在欧洲建立的关于人的理念和人的权利才能得以保存和丰富。如果在今后十年里，在自由之上，我们没能为欧洲注入团结与实力，我们便都将消失，一个个消失。所有这些，马克龙已经明白，法国人也已经感受到。
您对社会氛围是否感到担忧？
国民阵线翻船让我们在短期内躲开了他们上台的噩梦。但左翼的分崩离析将愤怒与抗争的社会力量解放出来，它们可能导向暴力。法国社会彻底分化、割裂，互相对立，每个人都倾向于把自己视为他人乃至所有人的敌人。因此，在进行改革[10]时务必坚决，但同时也必须将这些改革放进一个消除隔膜、促进社会流动的整体方案中。必须展现出与决心相匹配的想象力与技巧。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给人感觉并不缺乏这些优点。
[1] Charles Péguy，1873-1914，法国作家、诗人、评论家。曾是早期社会主义者，坚定的德雷福斯派，后来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在第一世界大战中牺牲。
[2] Régis Debray，1940-？，法国作家、哲学家。60年代曾与切·格瓦拉并肩战斗，80年代曾担任密特朗的国际问题特使。
[3] Madame H.是德布雷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H代表的是大写的“历史”一词。德布雷在这本半自传的历史评论中感叹：“历史女士离开了我们。我们成了孤家寡人。”
[4] Serment du Jeu de paume，网球厅宣誓是1789年6月20日由578名三级议会（États généraux）代表在凡尔赛宫签署的一份誓言。当时，第三等级代表被禁止进入三级会议会场，这些代表于是聚集在凡尔赛宫的网球场内，宣誓在宪法制定出来之前绝不解散。在国王压力下的这一富有挑战意味的举动被视为是法国大革命的序曲。
[5] Consulat，执政府是1799年督政府（Directoire）在雾月政变（coup d’État du 18 Brumaire）中被推翻至1804年拿破仑称帝之间的法国政体。执政府名义上由三位执政官领导，而第一执政官拿破仑独自掌握实权。在执政府期间，法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建立统一发行货币的法兰西银行、重整行政体系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的掌控、与教皇签署教务专约（Concordat）实现宗教和解、推广中等教育、推行民法典等等。
[6]甘比大（Léon Gambetta）、茹费里（Jules Ferry）是第三共和时期重要的共和派政治人物，为共和制在法国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7] 埃皮奈大会（Congrès d’Épinay）是法国社会党在1971年召开的党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密特朗加入社会党并成为第一书记，他正式确立了左翼团结的路线。在一年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等左翼力量签订了《共同纲领》（Programme commun）。左翼联合最终帮助密特朗在1981年成功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位左翼总统，也让社会党从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取代共产党，坐稳左翼第一大党地位。
[8] Jack Lang，1939-？。法国社会党政治人物，曾在密特朗两届任期内长期担任文化部长，他在任时建立的音乐节（Fête de la musique，1983年正式创立）、遗产日（1984年创立，一开始名为“古迹开放日”，后来成为“欧洲遗产日”Journées européennes du patrimoine）等活动不仅已经成为如今法国人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也为欧洲其他国家效仿，成为超越国界的文化活动。
[9] 作者谈到的“共和派现实主义”在第三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共和派”（républicains modérés, républicains opportunistes）。他们支持共和体制，与奥尔良派、正统派以及波拿巴主义者相对，处在当时政治光谱的左翼。但与“激进共和派”（les radicaux）不同，以甘比大、茹费里为首的温和共和派认为共和制的落实与稳固应当逐步完成。他们与激进党人在议会中时常有争吵，被贬为“机会主义者”。义务教育、政教分离等极为重要的措施都是在机会主义共和派的推动下落实的，他们为共和国在法国的扎根与稳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0] 这里提及的改革主要指经济上的自由化改革。马克龙主张在奥朗德任期内通过的法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劳动法，加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他曾表示要动用总统的政令（ordonnance）来进行改革，以提高效率。工会及部分左翼政治力量已对此提出警告。
编辑：杜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