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网红白居易：他没遇见盛世，但他遇见了大唐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这两句诗，是一位名叫李忱的唐代诗人为悼念另一位唐代诗人而写的。

李忱作为诗人，除了名字跟“冰冰的老公”谐音之外，估计半点知名度都没有；《全唐诗》之所以能收录他六首诗，恐怕也是看在他另一个身份的面子上——他是唐朝的第十七位皇帝（包括武则天）、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说实话，这货做皇帝的水平倒是比写诗高得多，唐朝晚期的三大弊病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他全碰上了，可是在他的治理下，大唐居然看到了中兴的曙光，你说牛不牛。

那么，能让这么牛的皇帝在百忙中亲自写诗、深切缅怀的，应该也是个很牛的诗人吧？是李白吗？

不好意思，还真不是。虽说我也希望第一个得到大唐官方认证的“诗仙”是李白，但这里的“诗仙”，确确实实说的是白居易。不信您看这首诗的下面两句：“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好在白居易也是个牛人。在今天的语文和历史课本里，他是与李白、杜甫齐名的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凡会讲汉语的人，就算背不出，也一定听过他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和“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从这个角度说，他也算蛮对得起唐宣宗的高度赞誉。

不过话又说回来，白居易虽然牛，跟“诗仙”这个称号却实在是不太搭调——众所周知，他的诗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烟火气重，据说连不识字的老太太、回鹘的放牛娃、日本和韩国的半吊子书生，都能背他的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当然，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但这明明是“网红”范儿、是“流量明星”的特质，无论如何够不上“诗仙”的逼格。要知道，人家“正牌诗仙”李白是能把“真特么高啊”写成“噫吁嚱，危乎高哉”的，哪像白居易的诗这么浅显，半点“仙气”都没有？

当然，白居易也不是只会写“浅显诗”，“离离原上草”和“能不忆江南”的名气再大，也不足以让他跻身一流大诗人的行列。至于那些真正奠定他江湖地位的诗，并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

那是一些“有故事”的诗。关于他和它们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二·顺风顺水的日子可以很长

白居易虽然姓白，但跟青丘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四海八荒的上神一个也不认识，他的功名，是靠真才实学（或许再加上一点圆滑世故）挣来的。按照一般的套路，像他这样的有志青年往往都经历过非常苦逼的奋斗历程，不过具体到这货本人，还真说不上多苦逼。

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郑的一个小职员家庭。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和躲避战乱，他搬过几次家，不过好在那时候落户不难，学区房也不贵，所以他的学业并没受太大影响，该读的书没少读，该写的诗也没少写，那首著名的“离离原上草”，就是十六岁那年的考试作文。

回想我十六岁的时候，还趴在语文试卷上默写他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人和人的差距，还真挺大。

到二十八岁那年，白居易考中了进士。在后世看来，“二十八岁中进士”好像没什么值得炫耀，但在唐朝，这相当值得——当时有句话叫“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有为，然则进士科的考试难度可想而知。

白居易对此也很自豪，曾得瑟地写过“十七人中最少年”，完全不考虑另外十六个老男孩的感受。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是青年才俊中最年轻的，比如工作时认识的好基友元稹，就比他还要小八岁。

顺便说一句，元稹就是写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那位，他还写过一篇“半自传体”的《莺莺传》，后来一个叫王实甫的人根据它的故事创作了《西厢记》。相传，这货跟白居易非常心有灵犀，俩人甚至能默契到相隔千里却在同一个晚上写诗思念对方，满满的基情把当时吃瓜群众的朋友圈都刷暴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在当时，白居易和元稹还没有相隔千里，而是都在长安上班，他们经常约一群朋友喝扎啤、办沙龙、开party，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各种话题，一言不合就写诗，内容多半是互相吹捧或互开玩笑，总之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当然，那时候他们的官都不大，工资也不多，然而前景很光明、岁月很静好，不也算是很舒适的生活了吗。

纵观白居易这一生，虽然也受过委屈、遭过罪，但这种岁月静好的状态，占据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我固然不敢说，这货是唐代诗人中最有才的，但我敢说，他绝对是有才的诗人中混得最舒服的。比如从年龄上说，他活到七十四岁寿终正寝，去世后备极哀荣（连皇帝都写诗悼念，想想那排场），比李白六十二岁不明不白地死去、杜甫五十九岁凄然病逝船上，不知好了多少倍。又比如从级别上讲，他晚年混到正二品太子少傅、封县侯，最终以刑部尚书衔致仕（退休），虽然都是些“闲职”，但已经是陈子昂（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那位）、王勃（写“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那位）和王维（写“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那位）终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就算他人生中的唯一一次被贬谪，也是做“江州司马”，这虽然只是个正六品下的芝麻官，却比杜甫和李商隐（写“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那位）一辈子做过的最大的官还要大。何况，他只贬过一次官，而他的好基友元稹贬了四次，另一个好基友刘禹锡（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位）贬了三次。

综上可知，虽然唐代混得好的人很多，大诗人也很多，但像白居易这样混得好的大诗人，不多。尽管他也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尽管别人的更大不幸不能抵消他的不幸，但平心而论，大唐基本上算是没亏待过他。

那他因此感到幸福快乐了吗？这倒不一定。

三·娘是骂出来的，诗也是骂出来的

有人说，白居易百分之九十的诗都很烂——不是遣词造句烂，而是格调不高。由于我没读过他百分之九十的诗，所以不好赞同或反驳这个评价，不过就我看过的那部分而言，还真有不少“糟粕”。特别是到了晚年，这货在洛阳包养了一群“舞姬”，整天倚红偎翠享清福，这种状态下写的诗，质量可想而知。

不过就算在这个时期，他也写过几首挺大胆的诗，比如“但使武皇心似烛，江充不敢作江充”。

这里简单交待一下背景知识：江充是汉武帝时期的“奸臣”，后世有好多人喷他，一直喷了几百年。可是到白居易这儿，他却说这不光是江充的问题，要是汉武帝心里敞亮，能明察秋毫，江充还有机会干坏事吗？如果江充是奸臣，那是谁任用了奸臣？

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两句诗有什么问题，但在封建社会的环境下，它非常有问题，因为它太容易被理解为白老头借汉武帝来骂当时的唐文宗了。而且这不是白居易第一次这么干，在当年那首奠定他诗坛地位的名作《长恨歌》中，第一句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句话的实际意 思是“唐玄宗喜欢美女”。

写《长恨歌》的时候，白居易只有三十多岁，名气也不大，如果想借几句大胆的诗博眼球，还可以理解；可是写关于汉武帝和江充的《思子台有感》的时候，白老头已经是正三品的大官、闲官，完全可以钓钓鱼、打打麻将，不需要也不应该再来操这份闲心。就算真要写诗，以他当时的江湖地位，甭管写什么狗屁都会有一大群粉丝叫好，干吗非得触这个霉头？

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是白居易。他曾经是个愤青，后来是个大愤青，老了之后，就变成了老愤青。

白居易的愤青史可谓源远流长。比如在刚考上进士之后的那几年，他经常游历长安附近的大好河山，游着游着，就有了感触，于是写出了……《秦中吟》。

《秦中吟》是一组诗，一共十首，每首都是用文言文骂娘。比如《重赋》，写的是皇帝另设私库，储藏大臣们进贡的金银财宝，大臣们却也不肯自己掏腰包，而是打着皇帝的旗号搜刮老百姓。又比如《轻肥》，有几句写道“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几乎跟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出一辙。再比如《立碑》，居然说“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乃传后代疑”，意思是官员如果干得不好，光靠立碑宣扬自己的功绩，也只能糊弄一下“愚者”而已，在“贤者”眼中却并没什么卵用。

当然，要说这十首诗里最著名的，还要数最后一首《买花》。那句“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不仅用客观冷静的陈述piapia打了帝国的脸，也开创了新的唐诗风格——像记者那样观察、像旁观者那样记述、像亲历者那样思考。

这种风格的创作被白居易命名为“新乐府运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秦中吟》不算“新乐府”）。在给元稹的信里，他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来解释自己的写作动机：写诗，不是为了扬名立万，也不是为了无病呻吟，而是为了反映那个时代的光荣和疾苦，为了用笔去呼吁和呐喊。

可想而知，这些诗并没起到、也不可能起到他所期望的那种作用。但这大概是他唯一能做的了。

写完《秦中吟》之后，白居易还不过瘾，又写了《新乐府》五十首（也有学者认为《新乐府》写于《秦中吟》之前）。其实，这五十首诗倒不像《秦中吟》那样全是骂娘，不过最有名的几首，比如《卖炭翁》、《上阳白发人》和《杜陵叟》之类，也还是骂娘。《卖炭翁》就不多说了，中学课本上都有，那一句“心忧炭贱愿天寒”可谓写出了小商贩满满的无奈。《上阳白发人》写的是一位被强征进宫的宫女的遭遇，她很遗憾地没能完成玛丽苏式逆袭，只好荒废四十年光阴，“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杜陵叟》写的则是一个老头碰上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可是当地官吏非但不赈灾，反而逼着他赶紧交租；等皇帝终于得知旱情、下令免税，90%的人已经把自己的口粮交上去了，要是要不回来的，叩谢皇恩却不能免——“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在这几首诗中，白居易用大段的平铺直叙，不厌其烦地记录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碎碎念，诉说了他们无处诉说的伤痛和辛酸。由于它们措辞很直白，所以看上去情绪很克制，但读完之后，又让人有种莫可名状的悲凉感。后世评论说，它们几乎可以比肩杜甫的《三吏三别》，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跟杜甫不一样的是，写《秦中吟》和《新乐府》的时候，白居易还年轻，而且正处在青云得意的人生阶段。他笔下那些“黄衣使者白衫儿”，从没冒犯过他本人，卖炭翁和杜陵叟受的苦，他也从没亲身体验过。他只是看到了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看到了与圣贤书上不一样的百态人生。

其实白居易对“民间疾苦”的体会并不算深，因为他毕竟没有沦落到那个地步。何况他又是个很普通的人，既不像李白那样狂放洒脱，也不像杜甫那样悲天悯人，更不像杨涟、史可法那样纵然粉身碎骨依然坚持真理。他只是在有点文采的同时也有点良知而已，像他这样的人，历朝历代多的是。

那他为什么比别人出名呢？我只能回答，这要归功于大唐。

四·大唐的襟怀成就了白居易

白居易属于在安史之乱的废墟上出生的那代人。相比之下，杜甫虽然混得潦倒，总算还赶上了开元盛世的尾巴，见证过煌煌大唐的繁荣；而对白居易来说，那些都只是枯黄的纸页和老人口中无精打采的传说罢了。

但白居易仍然是幸运的。因为日暮西山的大唐，依然保持着盛世中的高贵、包容和自信，否则《秦中吟》和《新乐府》早该失传。

还有前面提到的《长恨歌》，它虽然用凄美的语言赞颂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但毕竟是关于宫廷绯闻的八卦；而另一首与它齐名的长诗《琵琶行》，更是一大通怀才不遇的牢骚。试想，如果这两首诗写于朱元璋时代，那流传下来的概率恐怕要大大降低了（明朝不禁绝这两首诗，是因为它们说的是唐朝的事，如果说的是明朝，未必有那么好的运气）。

可是唐宣宗是怎么评价它们的呢？在那首悼亡诗的第三联，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意思是连小学生都能读懂《长恨歌》，连外国小学生都能吟唱《琵琶行》，白先生真可谓红得突破天际。

这当然是极高的赞誉，但同时，这也是极广的襟怀——连小学生都知道“汉皇重色思倾国”，连歪果仁都会唱“江州司马青衫湿”，对大唐的名声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值得大唐皇帝夸耀的地方？然而唐宣宗就是夸耀了。他没有责怪这两首诗给大唐抹了黑，也没有痛恨写这两首诗的白居易吃着俸禄还骂娘，相反，他欣赏这个人的才华和骨气，并为他的文名远播而感到自豪。

所以他才会在悼亡诗的最后说“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啊。

因此，每当人们说，是白居易装点了大唐，我都会回复，不，是大唐成就了白居易。它的有容乃大、它的海阔天高、它的仁民爱物，给了白居易以及每一位像白居易一样的诗人以绽放才华的舞台，让今天的我们有幸吟诵“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得以悲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自元代直至清末，很少再有人写得出这样的诗句。清朝中叶，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这真的只是“天公”的问题吗？究竟是唐诗已被唐人写尽，还是唯大唐方能激发诗人的灵感？

从这个角度说，白居易应该感谢大唐。

当然，大唐也并没吃亏。它没有因《新乐府》和《秦中吟》的存在而减色，也没有因《长恨歌》和《琵琶行》的流传而招黑。相反，当它的风流被雨打风吹去，当它的辉煌被深埋故纸堆，当麒麟阁和大明宫终成残垣断瓦，恰恰是那一首首绮丽詹雅、炫彩流光、激扬慷慨、沉郁雄浑的唐诗，留住了它昔日的烟华旧梦，让它的富丽和繁盛流播万里、传唱千年。

今人每称盛世，必言梦回大唐；西方每论东土，亦必谓大唐乃华夏古典文明的巅峰。而这巅峰之上，当有白居易的一番功勋。

大唐并不是完美的。白居易也不是完美的。唯有他们的相遇，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