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专访苗生明：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

新京报： 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形势有哪些变化？面对新的犯罪形势，检察机关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苗生明： 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形势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刑事犯罪结构呈现显著调整，重罪数量及占比明显下降，严重暴力犯罪占比从2004年的19.4%降至2024年的3.7%；轻罪数量及占比持续上升，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占比从20多年前的不到55%升至近五年来保持82%以上，社会治安态势趋于良好。

与此同时，传统犯罪基本平稳，新型犯罪案件数量上升较快，特别是网络犯罪大幅增加，覆盖了大部分故意犯罪，如电信诈骗已经成为普通诈骗罪的主要形态，帮信罪、开设赌场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呈现明显的网络化特征。新型犯罪案件中，主要发生于市场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领域的法定犯上升明显，且大部分都是轻罪。如以法定犯为主要犯罪类型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占比从1988年的8.5%上升至2024年的37.8%。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抢劫、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轻罪数量及占比持续上升，我国社会持续保持安全稳定，但需要关注的是，因民事纠纷、性格偏执等引发的“一杀多人”等极端案件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加之互联网广泛传播，严重冲击社会心理底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犯罪新情况新特点层出不穷，犯罪形势日益复杂、多样，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区别明显，法定犯与自然犯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有较大差异，重罪与轻罪的治理策略不尽一致。即使是同一类犯罪中，每个案件也会有不同，同一个案件中，每个犯罪人情况也不一样。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复杂多样的犯罪变化，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2024年11月，最高检召开了 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议 ，强调要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在刑事检察工作各环节、各方面将“全面准确”的要求落实好，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法治思维，切实做到全面考量、区别对待、精准施策，坚决避免刑事政策适用上的简单化、机械化和“一刀切”。

比如，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金融安全犯罪以及严重暴力犯罪等必须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于“一杀多人”、报复社会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恶性案件，要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通过刑罚的及时性，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发挥刑罚的威慑效果。

对于轻微犯罪，特别是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过失犯，一般应当依法从宽处罚，但对于情节恶劣、人身危险性大的行为人，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真实感受，也要在法度之内从严处罚。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也要一体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充分考虑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体现依法从宽的要求，又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做到宽严有度，对性质严重、后果严重、情节恶劣的，也要依法体现从严惩治精神，不能一味从宽，“纵容”犯罪。

新京报： 最高检成立的“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备受关注，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指导小组？接下来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

苗生明： 2018年底，最高检进行内设机构改革，将刑事检察部门按罪名分工负责，分为四个负责捕诉的刑检部门，近年来总体运行情况良好，但也出现了刑事检察工作一定程度上整体统筹、协调不够的问题，影响了刑事检察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为解决刑事检察共性问题统筹协调研究、指导力度不够等问题，经最高检党组研究决定，成立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作为院党组领导下的议事协调工作机制，强化对刑事检察全局性、协同性工作的研究指导、统筹协调。各省级院也陆续成立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从这段时间的运行情况看，各刑检部门间的工作协同明显加强，全局性工作有了很好的一体研究和统筹牵引。

2025年，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将紧扣刑事检察职能定位，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刑事检察共性、综合性工作，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工作；依法强化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刑事诉讼监督、检察侦查等基本职权，构建刑事执行监督与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一体履职机制和检察侦查与捕诉审查一体履职机制；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持续优化刑事检察管理，构建覆盖办案程序、实体、效率、效果的案件质量综合管理体系。

新京报： 过去一年，刑事犯罪检察部门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依法打击各类犯罪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与成效？

苗生明： 刑事检察全过程参与、全流程监督刑事诉讼，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追诉犯罪、维护稳定、保障人权、守护公正的重要力量。

过去一年，全国检察机关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坚定捍卫国家长治久安，依法从严惩处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严惩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依法从严惩处邪教犯罪。坚决落实好检察环节反恐工作责任，探索建立检察机关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协作配合机制，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

依法严惩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一杀多人”特别是报复社会的重大恶性犯罪、极端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最高检对广东珠海樊某秋驾车撞人案、江苏无锡徐某金持刀行凶案等重大恶性案件第一时间挂牌督办、派员指导，对二犯已依法执行死刑，及时有力震慑犯罪，安定人心。健全个案总结和类案分析机制，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重大恶性犯罪案件进行回溯分析，深挖案件背后深层次原因，研究防治对策。

依法惩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从严打击毒品犯罪，2024年1月至11月，起诉毒品犯罪4.8万人，加强对新型毒品犯罪研究指导。积极参与打击跨境赌博犯罪专项工作，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某职校学生赴境外赌博网站工作等案件，加大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惩治力度。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2024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依法起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3.2万人。

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犯罪治理。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大限度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实质性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24年1至11月，85%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认罪认罚，认罪认罚案件提出量刑建议122.6万人，法院采纳量刑建议118.5万人，采纳率96.8%，若刨除审判阶段调整量刑建议数，采纳率85.4%，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率3%，较非认罪认罚案件低34.8个百分点。

新京报： 自2023年12月“两高两部”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 以来，该《意见》的适用成效如何？进一步统一优化执法司法标准后，带来哪些变化？

苗生明： “两高两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是巩固十多年醉驾治理经验和成效，推动我国醉驾治理体系更加成熟科学的重要举措。

总体上看，《意见》实施顺利，成效明显。根据新的入罪标准，2024年1月至11月，危险驾驶罪立案数大幅下降，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危险驾驶案件30.3万余人，同比下降42.3%。按照《意见》规定，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100毫升，没有《意见》规定的十五种从重情节的，虽然不再按照犯罪处理，但是行政处罚力度加大，对醉驾行为人依法予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罚款或者行政拘留的处罚。

《意见》出台后，进入司法环节的犯罪案件大幅减少，检察机关从严把握不起诉，不起诉率下降，从严提出缓刑量刑建议，实刑率同比增加6个百分点，刑事处罚力度加重。2024年1月至11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危险驾驶案件25.5万余人，同比下降16.8%。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作出不起诉3万余人，不起诉率约为10%，同比下降28个百分点。

各地检察机关按照规定加强普法宣传、源头预防工作，会同其他执法机关加强醉驾综合治理，减少源头案发量。2024年醉驾案件发案量下降、涉酒驾醉驾亡人事故量下降，进一步巩固提升醉驾治理成效，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