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虎通德論
卷》前言
《白虎通德論》，又稱作《白虎通義》《白虎通》（以下統稱《白虎通》，特殊之處隨行文變化），是漢代儒家的重要著作，代表了東漢朝廷及儒者對於當時重要問題大體一致的看法，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子藏·儒家部·白虎通德論卷》收録目前所知有關《白虎通德論》白文本、節選本、輯佚本及相關研究著作（原則上截止到一九四九年）四十四種，並附《獨斷》十四種，整合爲精裝十六開本十六册予以出版。
一
關於《白虎通》的成書時代及著者，史書上有這樣一些記載：
（揚）終又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後漢書·揚終傳》）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光武）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蓺也。（光武）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减省。至（明帝）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鯈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章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後漢書·儒林傳》）
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班）固撰集其事。（《後漢書·班彪列傳下》）
以上所列，説明《白虎通》是東漢皇帝、官員及儒者爲了統一且簡省思想的産物，參與者爲當時重要的官員和儒者，漢章帝爲最終裁決者，最後纂輯者爲班固。這樣以皇帝的名義來裁定思想的例子，在西漢時就出現了，如上文中提及的漢宣帝甘露三年（前五一）的“故事”：“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漢書·宣帝紀》），即屬先例。很多學者認爲，西漢武帝時期的崇儒還是起始，直到東漢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時期，儒學纔完成根本性的變化。從白虎觀會議的目的來看，除了要簡化經義之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統一思想。作爲一個由官方裁定的有關思想諸問題的解決方案，《白虎通》是政治人物和思想界所達成的大體共識，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了經學的繁複程度，也相對統一了當時的官方思想，無論是對當時還是後世都具有重要意義。
《白虎通》是漢代儒學發展的代表性著作，不過後世對於《白虎通》的研究却並不充分。北宋朝廷在校理政府藏書之時，進行了《白虎通》的第一次文本整理，其結果就是《崇文總目》所著録的《白虎通》較前代目録著録多有改易。後來的元大德本自稱由宋監本翻刻，成爲明清時期最流行的一個版本。清代學者最先注意到《白虎通》的是莊述祖，其校勘《白虎通》，並輯録佚文。後來盧文弨在其基礎上，廣泛吸收同時代研究成果，對《白虎通》進行系統校理，並於《抱經堂叢書》中刊行。抱經堂本《白虎通》與元代以來流傳的舊本不同，盧文弨自稱“凡所改正，咸有據依，於是元明以來訛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校刻白虎通序》），這就提供了一個新的權威性文本，對於其後的《白虎通》研究有重要推動作用。此後陳立、孫詒讓、劉師培等繼續進行校勘工作，尤其是陳立的《白虎通疏證》，成爲具有代表性的疏解類著作。《白虎通疏證》有淮南書局刻本，後收入《清經解續編》，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叢書於一九四九年整理出版此書，成爲了當代最爲流行的《白虎通》讀本。除文獻研究外，對《白虎通》的思想研究一般在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和中國經學史領域展開，如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祝瑞開著《兩漢思想史》、葛兆光著《中國思想史》、金春峰著《漢代思想史》、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等。近年來學術界對於《白虎通》的研究開始日益深入，對書中的讖緯思想、三綱等倫理思想與早期經學的關係等，都有深入討論。總體而言，對於《白虎通》的研究仍有較大的開拓空間，尤其是在經學研究領域。
二
關於《白虎通》這部書，由於成書時間較爲久遠，加之過去研究的欠缺，産生了很多問題，因而有一些需要特别説明的地方：
（一）關於本書的書名
文獻中所記載的與《白虎通》相關的名目有《白虎奏議》《白虎通德論》《白虎通義》《白虎通》。《白虎奏議》見於《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白虎通德論》見於《後漢書·班固傳》《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元大德本沿襲這一稱呼；《白虎通義》見於《後漢書·儒林傳》《新唐書·藝文志》；《白虎通》見於《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這幾種是不同的書，還是同書的不同名稱，歷來有争議。一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爲《白虎通義》“其奏議統名《白虎通德論》”，似乎認爲《白虎奏議》和《白虎通德論》是一部書。二是清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和清孫詒讓《白虎通義考》（收録於《籀廎述林》內）認爲《白虎通德論》是《白虎通》的别稱。三是清代學者莊述祖的《白虎通義考》認爲，《白虎奏議》與《白虎通義》是不同的書，《白虎奏議》是對在白虎觀會議中諸家討論、皇帝批答的原始文檔彙編，所以稱作“奏議”。而《白虎通義》則是班固依據前者所編訂的獨立著作，“通義”即是指通貫諸家、自成大義之意。劉師培《白虎通義源流考》、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白虎通疏證》的“出版説明”都同意這種看法。四是劉師培在《白虎通義源流考》中認爲《後漢書·班固傳》中的“白虎通德論”一語，實際是兩種書，即《白虎通》和《功德論》，那麽就没有《白虎通德論》這個書名了。因此，莊述祖認爲的《白虎奏議》與《白虎通義》非一書的看法應當是更合理的推斷，因爲班固必然要在大量的原始討論材料基礎上做綜合剪裁，纔能有《白虎通》這種著作出現。籠統的認爲《白虎奏議》就是《白虎通義》，恐怕是不合理的。至於《白虎通德論》《白虎通義》二名究竟有何區别，是否如劉師培所猜測的爲後來人的誤讀，現在不得而知，姑且存此一説，大體而言二者應該是同書的不同名稱。至於《白虎通》，則是《白虎通德論》《白虎通義》在後世的簡稱。
（二）關於本書的卷次、分節和輯佚
《白虎通》的卷數，《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載爲六卷。《崇文總目》、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均作十卷，其後十卷本大概成爲主流的篇章結構，如元大德九年（一三〇五）本。後來還有一些版本整理者依據己意增减卷數，有合爲四卷者，清盧文弨《抱經堂叢書》本所據者皆是如此。亦有合爲二卷者，如明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蔣杰刻本。而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則編爲十二卷，其中各卷內容與舊本不盡相同，大概是因爲疏解的文字較多，故而卷次有變動，最後又增加了“闕文”一卷，合計爲十二卷。除卷數之外，《崇文總目》謂凡十四篇，《直齋書録解題》云“凡四十四門”，元大德本亦是四十四篇，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説《崇文總目》脱一四字，全書共計四十四篇，這應該是一个合理的推測。四十四篇即四十四個經學專題，今本存四十三題，則當有一篇或相當於一篇的內容遺佚了。
現在通行的《白虎通》（如陳立《白虎通疏證》），各個專題（大題）下有若干小題，各個小題分别排列，而元大德本没有這些小題，其所有的文字都排在一起，没有分節。因爲元大德本是據宋監本而來，則宋本似乎也没有小題和分節。《四庫全書》本也没有小題和分節。盧文弨本和陳立《白虎通疏證》本，則大題之外還有小題。盧本在全書目録部分，每個大題後列有若干小題，總括各節大意，如“天子爲爵稱”“總論五行”等，小題結束後還有“共幾章”字樣。正文部分則依舊本，没有小題，但有分節。《白虎通疏證》本則把小題列入正文內，在各小題文字之後，題爲“右論某某”，也有分節。“共幾章”這幾字則附在每一大題之後，不入正文。這樣編排，顯然眉目更清楚。小題和分節是什麽時候開始有的呢？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一“右論天子爲爵稱”下有小注：“舊無細目，今依盧本。”如此看來，小題很可能是從盧文弨開始加上的。不過，盧文弨本“白虎通目録”下小注云：“不得古書校正卷數篇目，故仍其舊。”則盧文弨並没有改動篇目。看來情況應該是：盧文弨没有改動原書內容，衹是重新做了全書目録，並有分節。陳立《白虎通疏證》則把目録分别編入正文中，於是原書內容有了變化，有了小題和分節。總的來看，小題基本是對原文的提示，依據原文“某某謂之何”“某某爲何”而增加，所以衹是在編輯排版層面上的改動，令原文更加清晰，並没有改變原文的意思，所以這種變動問題不大。
關於本書的闕文，最早是莊述祖開始輯佚的，後來盧文弨也有一些輯佚。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十二爲“闕文”，收録莊述祖所輯佚文，並作疏解。佚文共計七類，分别爲郊祀、宗廟、朝聘、貢士、車旂、田獵、雜録，未分條。其後劉師培又有補充，有《白虎通義闕文補訂》，分爲八類，分别爲郊祀、宗廟、朝聘、貢士、車旂、田獵、宮室、存疑，共計四十三條。又有《白虎通義佚文考》一篇，考訂佚文數條。
（三）關於本書的著作類型
古人把《白虎通》視爲“通經釋義”之作，如東漢蔡邕説：“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後漢書·蔡邕傳》）古代目録學家基本將其列入經部，爲經解類著作的一種，即將其歸類爲經學輔助性著作，如《隋書·經籍志》列入經部論語類，《舊唐書·經籍志》列入甲部經録七經雜解類，《新唐書·藝文志》列入甲部經録經解類，《崇文總目》列入經部論語類，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列入經部經解類，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列入經解類，可知這是古代學者的共識。近代學者黄侃以《白虎通》爲“説經之書”，和古人的看法一致。當代文獻學研究學者多以之爲訓詁類著作，也大體合乎這個傳統。與此不同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將其列入子部雜家類，近代叢書如《四部叢刊》《新編諸子集成》等，則將《白虎通》收入子部，將其視作儒家思想類著作，也是經學體系解體後的一種處理辦法。由此，《白虎通》更多被作爲一種漢代的思想著作來對待，成爲哲學史、思想史研究的對象。
《白虎通》在文本性質上更接近權威性的儒學專題彙編類著作，是服務於儒學體系的。《白虎通》具有一定的思想屬性，因爲其討論了若干思想問題，但整體而言思想性稍弱。第一，此爲彙編型的作品，經由衆手，這一點和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有所不同。第二，《白虎通》所涉及的大體爲儒學問題，尤其是有關禮制的問題，雖然也涉及了若干思想命題，但是主體上仍舊無法構成一個完整一貫的思想體系，因而不具備思想文本的特徵。這和先秦諸子的文本不同，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不盡相同。
（四）關於本書的體例
由於存在複雜的學派傳統和解釋分歧，一些重要的儒學命題需要彙集不同觀點的説明和解釋，《白虎通》就是對於這些命題的權威解釋。如果把《白虎通》視作一種儒學專題辭典，那麽本書的體例就可以把握了。首先從本書的著作體式來看，這是一部較爲特殊的著作，其以若干專題爲主，每個專題下有若干小節（稱作章），最少的衹有一章，如“八風”，最多的有三十章，如“嫁娶”。全書現存共計四十三題，其內容涉及政治制度、禮儀、風俗、倫理道德、學術思想等各個方面。其中很多解釋都是分列不同的學術觀點，並没有專主一家，這反映了其爲綜合性經學辭典的性質。其現存的主題包括：爵、號、謚、五祀、社稷、禮樂、封公侯、京師、五行、三軍、誅伐、諫諍、鄉射、致仕、辟雍、災變、耕桑、封禪、巡狩、考黜、王者不臣、蓍龜、聖人、八風、商賈、文質、三正、三教、三綱六紀、情性、壽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時、衣裳、五刑、五經、嫁娶、紼冕、喪服、崩薨，共四十三個。如前所述，與唐宋本相比缺少了一個主題。此外，學者所輯佚的題目，還有郊祀、宗廟、朝聘、貢士、車旂、田獵、雜録。這些分類是輯佚者的歸類，與原書的關係還難以斷定。在各專題下有若干小的分論説，後來被清代學者重新編輯成爲小章節，如“爵”的專題下有十章，即十個小題，分别是：天子爲爵稱、制爵五等三等之異、天子諸侯爵稱之異、王者太子稱士、婦人無爵、庶人稱匹夫、爵人於朝封諸侯於廟、追賜爵、諸侯襲爵、天子即位改元。這樣，一個完整的解釋體系就形成了。經學家關於此問題的基本看法，都集中在這裏，這對於統一認識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麽，這些專題究竟是以什麽規則彙編的呢？如果我們推測今本的《白虎通》相當程度上接近原貌的話，則這些專題的排列大體是依據以類相從的原則編纂而成的，如爵、號、謚就是一類，相當於儒家講到“名教”的“名”的部分，居於最前面，這是表明尊君的意思。後來的社稷、禮樂，封公侯、京師，三軍、征伐，封禪、巡狩、考黜、王者不臣，三正、三教、三綱六紀，情性、壽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時，喪服、崩薨，大體兩三種可以分爲一類，而一些如紼冕，當與衣裳合，或者相連；其他的，嫁娶當與喪服、崩薨相連，五經當與聖人相連，八風當與三正或四時相連，辟雍當與封禪、巡狩相連，五行當與天地、日月、四時相連，如陳立所言，瑞贄當與闕文朝聘有關，筮龜、耕桑、災異、鄉射、五祀則難以歸類。從最開始的爵、號到最後的喪服、崩薨，究竟爲什麽前後如此安排，目前也看不出什麽道理來。與後世的類書，如《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比較，可以看出《白虎通》在主題安排上仍舊不成熟。因此我們推測全書的結構是依據討論的前後順序大體而定的，故而没有特别安排全書結構。這也説明，《白虎通》衹是一個經學專題討論的觀點的彙編之作，此書本身没有精心的結構，衹是大體上奉行以類相從的原則，由此産生了很多不夠周密的地方。
三
現代學術界一般把《白虎通》作爲一個思想文本來看待，在關於中國哲學或者中國思想的論述中，《白虎通》是漢代思想或漢代經學的代表性文本。幾種重要的思想史著作都把《白虎通》作爲重要的經學作品或思想作品來看待。這裏我們就其思想體系略作説明。
（一）陰陽五行的思維圖式
《白虎通》以陰陽五行作爲思想基礎和思維方法，這是漢代思想的一個基本模式。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陰陽就是陰和陽兩種抽象性質構成的關係。陰陽五行説把世界理解爲相互聯繫、相互影響轉化的一個整體，自然現象、人類社會、身體和思維等，都納入到這個整體之中。這個思潮從戰國晚期開始，到董仲舒及西漢經學家，以至於東漢時代，都是一以貫之的。如：“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黄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淮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白虎通·五行》，元大德九年無錫州學刊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這裏把五行和方位、陰陽之氣的變化以及萬物的生養衰滅聯繫在一起，體現的就是陰陽五行的思維圖式。書中還有“五行之性”“五味五臭五方”“陰陽盛衰”“十二律”“五行更王相生相勝變化之義”“人事取法五行”六節，分述陰陽五行之理。
陰陽五行的思維從抽象的符號體系，可以直接推廣到政治、倫理和歷史觀，這也是以天道推人道的方法。比如，和董仲舒等前代儒者一樣，《白虎通》也把五行和儒家的倫理規範比附起來，所謂以天道論人道：“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白虎通·五行》）再如以五行來推演歷史：“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白虎通·五行》）這個體現在歷史變革上，就是朝代和正朔的變化：“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白虎通·三正》）關於三統的理論由董仲舒所造，劉歆有發展，於漢代是極爲重要的學説，儒者們用它來論證漢王朝的統治合法性。由此可知，陰陽五行作爲一個思維的基本圖式，是理解《白虎通》及其他漢代思想著作的一個前提。
（二）對於自然世界認識問題的解釋
對於自然世界的認知，如天地生成的解釋，在先秦儒學中是不足的，而先秦道家和黄老學者、陰陽學者對此有很多討論。漢代的緯書對於天的自然形態有一些討論，在此基礎上，《白虎通》提出天地演化的層級變化：“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爲三光，號者爲五行。行生情，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白虎通·天地》）這是吸收了緯書《周易乾鑿度》等的講法，也有道家的影子，較之董仲舒的相關論説，具有更强的理論性。
（三）對於皇權秩序的論證
漢代思想大體是圍繞着論證皇權秩序而展開的，《白虎通》也是如此，其把爵、號、謚作爲最開始的三節，表明對於皇權秩序的論證是皇帝和經學家最爲關注的問題。如：“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白虎通·爵》）這種論證，就把皇權的根據落在天地之上。這是自董仲舒以來的一貫主張。《白虎通》把這種觀點進一步細化，從而爲經歷了新莽之亂的東漢朝廷重新提供論證，這是其基本的任務之一。當然，在關於皇權秩序的論證中，也有今文經學的特點，這體現在“天子一爵”的説法上。
“天子者，爵稱也。”（《白虎通·爵》）這即是“天子一爵”説。關於天子是否爲爵稱，在今文家這裏没有問題，《周易乾鑿度》，漢《易》的孟、京之説，《春秋》今文家，都有類似的説法，《白虎通》衹是把這些説法歸納出來。但是在《左傳》和《周禮》中，則否認天子爲爵稱。因此這個問題是後來今古文争論的一個問題。《白虎通》以天子爲爵稱，這説明當時對於君權的認識仍舊有一定的限度，特别是提到“明天下非一家之有”（《白虎通·三正》），《白虎通》體現了今文經學的基本精神，這是和戰國與秦漢的思想發展相一致的。顧炎武在論及此意時説：“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絶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以下矣！”（《日知録·周室班爵録》）這是非常精到的認識。當代公羊學者如蔣慶也明確指出“天子一爵”説的思想意義。
（四）漢代今文經學特有的思想論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