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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导演刘雨霖：不能辜负了刘震云和本世纪最牛中文小说丨毒药头条

毒药 · 公众号 · 电影 · 2016-11-05 13:09

正文

11月4日，由刘雨霖导演、刘震云编剧、江志强监制影片《一句顶一万句》公映。这部曾获茅盾文学奖、销量超180万册、被称为本世纪最牛的中文小说，最终由刘氏父女联手将其影像化。上映首日，票房421万，豆瓣评分6.2，成绩不俗。

公映前一天，刘雨霖辗转两个城市路演，落地成都已是11月4日凌晨1点多，忙完手头上的事，已是凌晨4：15，立马接受了毒药君将近50分钟的微信采访。她诚恳热情，善解人意，有如散发着暗香的花，滋润着干冷的秋夜，让人心生暖意。谈及电影、票房和外界评价，她说：“我拍电影是为了触摸观众的心，而不是观众的钱包。”

关于成长

一个父亲，三位导师

1987年7月出生的刘雨霖，是著名作家刘震云与公益律师郭建梅之女，本科就读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播音主持专业，曾梦想做访谈类主持人，采访那些有成就的人，了解他们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从小热爱电影的她，大二时，兴趣慢慢转向电影，想用镜头表现千千万万平常人的生活。

这与父亲其实有着莫大的关系。身为作家的刘震云，善于观察生活，洞察世情，喜欢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跟人聊天，吸取创作的养分，有着大爱、大善和大情怀。而从小扯着父亲衣襟、在书房长大的刘雨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也便拥有了一双敏感而有柔软的眼睛。从用“眼睛”观察到想用“镜头”表达，成为刘雨霖的梦想。因此，弃音从影，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和帮助。

不管在家里还是外面，刘雨霖叫父亲“刘老师”，而刘震云则叫女儿“导演”。敏锐的洞察、细腻的情感和丰富的内心是刘老师影响的，而她的电影创作之路，则得到了李安、冯小刚、江志强三位大师的强力牵引。

刘雨霖谈及李安对自己最大的影响便是“不着急”。

1、选材时不着急。每个导演心中都有很多故事，但一个电影只能围绕一个故事展开，并且血肉饱满地呈现，因此在选择所想表达的内容上不着急。

2、准备上不着急。现在很多创作者想马上把一个故事讲好，比如两个月攒剧本一个月拍摄，这样的创作状态必将是粗制滥俗的。因此，准备上得下笨功夫。刘雨霖遵循老师教诲，准备《一句顶一万句》时，前后花费两年时间，三番五次去看景，演员也会提前体验生活。而这样的拍摄状态，在国内已经不多见了。

3、导演路不着急。新人导演路还很长，不能只看眼前一部电影的一得一失，急于成名，急于一炮打响，急于从观众兜里掏钱。为了赚钱而拍摄电影，忘记自己的初衷。

刘雨霖称，这三个“不着急”不仅影响着当下的自己，也会影响自己一生。

刘雨霖谈起另一个导师冯小刚，主要讲述了《1942》拍摄过程中的事情。刘雨霖休学一年，以场记的身份跟在冯导身边长达半年之久，跟随整个剧组学习。

刘雨霖感慨冯小刚是“做别人不做”和“做别人不能做”的导演。比如《1942》，从2002年准备到2013年开拍，历经11年之久，冯小刚与刘震云坚持做这个题材，志在向世人展示中国这段苦难史。冯导也知道将要面对多大的困难，但他从不放弃，从不畏惧。

在刘雨霖眼中，冯小刚也是一位异常勤奋和不辞辛苦的导演。在准备《1942》时，冯小刚带着主创团队走访民间，去踩点，去采访。在拍摄时，休息是最少的，白天拍摄，半夜剪辑，三个小时睡觉，到了片场脑子还是最清楚的，他知道机位怎么摆，人物关系是什么。

刘雨霖对冯小刚片场的驾驭能力和执导的成熟度很是钦佩。《1942》大场面戏特别多，群演动辄上千。最忙碌时，11台摄像机同时开拍，冯小刚在顾全大局的状态下，不仅注意每场戏的细节，又让各个部门良性运转，还能顾及演员的表演状态。这种运筹帷幄的能力，让刘雨霖感悟良多。

而被称为“亚洲最成功制片人”和“中国唯一制片家”的江志强，则是刘雨霖的另一位导师。江志强曾制作过多部震惊华语影坛的鸿篇巨制，在电影圈内影响巨大。

作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制片人，他对刘于霖的帮助和教导也很多。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江志强懂电影，懂商业，却不愿意把电影彻底地沦为商业，他所追求的不是最赚钱的电影，而是能够影响人生的电影。

关于创作

取该取的，舍该舍的

幸得一位父亲和三位导师庇佑的刘雨霖，自己也付出了千般努力和万般辛苦。

为考美国的电影专业，刘雨霖努力通过托福，经历层层面试，拿到10所大学的offer。最终如愿，进入美国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成了李安校友。她的推荐信也正是由李安亲笔写的。到了美国之后，有过不适应、压力、挫败，如同所有成长中的女孩一样，最终在孤独与抑郁之后，破茧成蝶，练就一颗强大的内心。

2013年，刘雨霖自己创作剧本，带着创作团队去河南，8天拍摄而成的《门神》，成为她首部微电影作品。该片入围3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第41届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在内的8项奖项，也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个位中国本土导演。

《门神》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河南农村的故事。这个村庄里有个6岁的小姑娘伶俐，她的母亲离开她的父亲，和另一个男人在城市生活。母亲告诉她，贴门神那天回来。她就翘首企盼，然而最终回来的是假扮她妈妈的小姨。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善意的谎言满足了小姑娘的心愿，却不知道其实是小姑娘悄悄地藏起了内心的悲伤，满足了家人的善意。

刘雨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之所以要拍摄《门神》，是因为这个中国乡村小姑娘的悲伤被大家忽略了；她亲人的悲伤也被大家忽略了。像这样被忽略的情感，在我的故乡有很多。我想把这些被忽略的情感，告诉大家。”

问及刘雨霖为何对“悲伤”和“孤独”体验如此深刻？刘雨霖笑称，这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状态，是每个人会面临的问题。因为日常生活的重复、积压，让普通人忽略了这种情感，而自己作为导演，则想用镜头表达这种被忽视却又是普世的情感。刘雨霖本人也很柔软，至少在在电影中表达是如此的。

《门神》获奖后，刘老师才看成片，情感似乎没有多的波澜，但刘老师看到了刘雨霖的诚意，因此刘雨霖认为父亲是肯定的。但谈到这对父女和《一句顶一万句》，则是个“说的着”的故事。

《一句顶一万句》2009年成书，刘雨霖见证了这本小说的从无到有。之后，她带着这本书从北京到了纽约，前后读了好几遍。5年之后，还在纽约读电影的刘雨霖，鼓起勇气拨通父亲电话，表达了想将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影像化的想法。

作为女儿，刘雨霖了解父亲的日常，更懂他的脾气，想打动父亲是不易的，即便是亲父女——父亲不会轻易把作品交给他人改编，除非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打动他。

刘雨霖心中虽忐忑，但当她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之后，意外打动了父亲。刘震云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不是在跟女儿合作，而是在跟一个导演合作”。这次，刘雨霖作为导演，打动父亲的是角度，并非父女关系，而是“取舍”和“不着急”。

如何取舍，是刘雨霖在整个创作中遇到最大的问题。小说《一句顶一万》分上部《出延津记》和下部《回延津记》，时间跨度也是从民国到现代，能叫得上名的人物都有100多号，从体量上而言非常大，电影最多两个小时，根本无法将整本小说的故事说明白。

“绝不能把心中所有的故事、人物和情感塞到一个电影里。”刘雨霖在反复阅读《一句顶一万句》后，心中已初有概念：她从众多人物中，选择了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来进行改编。考虑因素有二：一，牛爱国和牛爱香都在寻找“说的着”的人，他们有各自的千难万险和千山万水。人物关系也有趣，一个结婚一个离婚，两个人心事有重叠。二，因为牛爱国、牛爱香生活在当下，对于第一次拍长片的刘雨霖而言，拍当下更容易，也更聚焦。

刘雨霖很享受与刘老师在剧本创作围读的时光。每天早上9点开始18点结束，刘雨霖将剧本一句一句读出来，然后分析这一场戏和前一场戏的关系，或者第一场戏与第二十场戏的勾连。父女之间再互相表达自己的意见，解决问题，一场场戏读下来，让刘雨霖对剧本中的人物、故事烂熟于心。下的是笨功夫，但一切都值。

当电影进入拍摄那一刹那，刘老师的工作就停止了。整个影片拍摄了63天，非常的顺利，这个过程的其实是技术、拍摄和制作环节，这是刘雨霖的天下。

《一句顶一万句》

追求质朴，不畏争议

刘老师并未完全“出局”。刘雨霖让他在片中客串了牛爱香的第三个相亲对象，满口的孔夫子和苏格拉底，但其实就是个卖手机的。

这个角色刘雨霖本来想找更有名的男性演员。但又转念一想，十年前，刘老师便在《甲方乙方》中追求刘蓓老师，但没谈成。十年后，《一句顶一万句》还得让他谈不成。最后只是做了个幽默的小段子。

这么看来，在片场，刘导有着绝对的掌控权。

之前，除了“取舍”与“不着急”之外，打动刘老师的还有刘雨霖的创作风格。她日后想做的每一个电影都要见不到导演的痕迹，见不到演员的表演的。而这些也被提前观影网友们批评为“90年代感”、“老气横秋”、“电视剧水平”......对于这样的质疑，刘雨霖称，她所追求的是质朴的、带有人间烟火气息的影像风格。

炫技，对于一个纽约大学出身的毕业生，不是什么难事，但单纯追求视觉快感有什么意义？真正好的电影是抓人心的，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情感是不需要任何外在技巧去包装的，越是质朴的影像风格，故事越好人物越抓人，才会越震撼人心。隐去导演指挥和演员表演，电影不就是生活的另一种表达，难道不该是质朴的吗？

有趣的是，业内人士则一边倒的好评。无论是高晓松泪洒电影院，张国立微博称重新认识刘雨霖，或是编剧史航，演员黄渤、黄晓明、范冰冰，主持人杨澜，时尚集团总裁苏芒在微博上的倾力支持，或是在提前看了点映的业内人士，对于《一句顶一万句》都是好评的。

而刘震云则说这是一部“说人话、又走心”的电影：“中国电影在发生变化，中国观众在发生变化，中国银幕越来越多，票房越来越高，但洒狗血的，胸大无脑，不说人话的电影居多。”

问是否因为“文二代”的光环，大家才做自来水？刘雨霖笑称，他们看着刘老师的面子上来看看，如果真不好他们没必要自来水。

对此光环，刘雨霖也不忌讳：“我从来都不会否定刘老师这个光环，或者认为这是一个枷锁，更或者是压力，能作为刘老师的女儿，是我一生的荣耀和恩惠。他的光环，照耀的不止是《一句顶一万句》，随时怀有大善大爱的心，善于发掘生活的动人细节，做每一件事勤奋认真，努力寻找自己喜欢行走的道路，这些都是他从小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样正能量的影响，伴随我一生。”

结束采访之后，刘雨霖发了朋友圈，“电影今日上映，一路走来，再难都没掉过眼泪；读完妈这段话，眼泪浸湿衣襟。”

——原来是母亲郭建梅彻夜未眠，为女儿发的鼓励之语，这夜刘雨霖没睡，刘妈妈也没睡。刘妈妈回忆刘雨霖成长的种种，字里行间流出的爱让人十分感动：“臭妞儿是我此生最好最说得着的‘作品'。”这种爱，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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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出版于2009年，被称“中国版《百年孤独》”和“本世纪最牛中文小说”。上部“出延津记”讲述的是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她，他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记”记述了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一去一来，延宕百年。看似简单，回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