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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讨厌屈服
作者|柴静
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
“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你和我是平等的
郝劲松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
2006年3月21日上午10:0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10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审判长看他一眼：“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
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场官司关于5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5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两年多，他打了7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这么少，很多人不觉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回落在你的身上。”
“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我只是讨厌屈服
帕克斯是美国一黑人女裁缝。1955年12月1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是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位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42岁的她厌烦了每天在生活中所收受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之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5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是1956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交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50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起码我试过了！在电影《飞越疯人院》中，麦克默菲是一个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的安排下打针、服药。但他建议更改日程，因为大家想看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的要求是改变一项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规律，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
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
拉奇德小姐像是有些让步：“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
麦克默菲第一个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
大家都想看球赛，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一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起码我试过了！”
郝劲松打赢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力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力就只是一张纸。”
我问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
日子有好有坏，时光有慢有快。一转眼，人人都过上了好日子，一睁眼，突然觉得我们还有新的诉求：我们不能仅仅是要过上好日子。
与您分享柴静的文章：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
1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象外国人一样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暏。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
他写 “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
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 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
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叫你当心”
十六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五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话”。
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伤感，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2
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生活在小城市，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会有多难。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象春天的暴雪……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这儿埋的是我爷爷’
‘才不是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伟写“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 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一把铲子，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有人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插在坟头上，香烟笔直地竖立着，几个人退后一步，看着这土坟，议论两句
“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
“对，贵得很，他原来都抽黑菊花”
“现在买不着了，80年代的时候流行”
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站了一会儿，魏说“好，走吧”
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烟没事吧”
“没事儿”
他们几个人“顺着那条之字小路，下到了沟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
这个拎着沾着土铁锹的美国人，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
3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让小孩子提问，孩子问“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4
他笔下的中国具体而细微。
他写姓魏的农民一家，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
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他买了一双三十多块钱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中华烟”很管用，能帮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晚饭后，女人打电话给男人，接电话是别的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叫他给我电话”
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好象没看见。
后来电话响了，她挪到另一个屋子里接，“你晚上必须回来”她声音很严厉“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何伟出门的时候，发现男人已经回来了，喝醉了，倒在墙边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样试试自我发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条送到城里卖，她挨家挨户推销，但她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没有“关系”，只好退回到这个孤独的村庄里。
后来她的口头禅成了“我管不了”，她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不看不听，用这种淡漠的态度来作消极的反抗。但人的心里是受不了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因为她听城里来旅游的人总谈起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一个人该怎么生活，他们有主张”。她在靠墙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子，上面铺了黄色绸布，摆了两尊佛像，还有三个桔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她觉得自己平静一点了。
隔着几米远，就是她丈夫泡着刚杀的野猪幼仔的白酒坛。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唯一看过三十几本法律书的人。一心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暗地张罗，双方都不动声色，书记是个女同志，请他吃饭，不明说，但意思谁都明白了“你要是不争，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但他不打算退，觉得书记在征地上的事让村民不满，他的胜算还挺大，竞选前镇里的领导来开了一个会，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扬了一下在任书记，然后让党员表态，轮到他，他心里已经挺清楚了，说了句“干得不错”，就坐下了。
他从政的经历就此失败，在此前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过“你绝对不要介入政治”，这事之后，他找了开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这是他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何伟写下这些，他说“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把过去的经验用来应用到现代的挑战上，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处在不同的世界里，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世界站稳根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伟不是记者，一开始也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美国的普通人，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坐着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呆一周，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行驶，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如果车撞坏了，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所以晚上他住在土路上，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为是驶近的车灯，拉开门帘，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他在月光里“静静地坐着，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后来在长城脚下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里藏起来”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知道“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烦”，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作无用功了”。
写这个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喜欢跟他打闹，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学之后，学校里没有零食，也吃不太饱，但一回到家，都是城市旅游的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电视，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对农村的人来说，“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电视不看就浪费了”
孩子肚子已经有点滚圆，腿上长出赘肉，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伟希望他能多吃点水果，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顺气”。她打量着儿子，挺满意“他现在有点象城里孩子了”。
何伟写“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何伟并不是从写“史诗”的雄心出发的，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
他的书被称作“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但他不太喜欢被归类，““非虚构”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词，它不是说这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哪怕我的书被分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点的”
他默默无闻写了很久之后才成为《纽约客》的作者，他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捆在身上的荆棘“我写作的领域由我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编辑决定，我愿意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决定权，这对我非常重要。”这种独立性让他更象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编辑有时会要求他去采访某一个热点事件，他说了句让中国新闻人会莞尔一笑的话“我能顶住”。
他也不回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参与。在三岔，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输血。何伟认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后也没争过那里的医生。争执之后，他写“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用连清川的话说“如果你要了解当下中国的真实生态，你就必须有这种窒息的体验。”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他们大吵，几乎动起手来。
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何伟经常被问，“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只不过，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候里“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反复摇摆，有时自行其是，有时候被裹胁而去。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但有一个细节除外。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嘉这个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何伟说，“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计算机给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后，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人问好几遍，他回答“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不给理由，也没提出另做选择。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他的反应只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当中有无能为力，也透露些许力量。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就懊恼不已。
对这孩子来说，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大富大贵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反正就是拒绝使用。
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从此以后，他永远叫魏嘉”。
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他好象有某种敬重和感情。
前阵子，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家族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这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儿出生，长到八岁，一个人关于熟悉和稳定的感觉都从那儿来。我爸问我“你看你什么意见？”
这个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家庭，我也没有那个财力去买那个房子，我只能说“由它去吧”
放下电话，我想，由它去吧，对所有我干预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当是看历史，旁观好了。我早就变化成另一个人了，我不需要这些。别动感情，就这么着吧。
在何伟书里，写到这个家庭里，魏嘉的大伯是一个智障聋哑人，村里人叫他傻子，没有人理他，何伟每次试图跟他说话，都被村民拦住“他听不懂”。只有不满6岁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时候他很欢乐。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到了门口，开开门，他把傻子拉下了车“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养他的，他们不给，我只能把他留在这儿，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 。傻子没有任何表情。
魏带着他哥哥穿过院子，走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雕塑，进了大门。
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车把人送回了大山里，在离村子里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了，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伟再回到三岔村的时候，傻子远远地看见他，咧着嘴大笑，指着轿车，比手势，是在讲述坐过他车下山的事。
“我懂”何伟说“我记得”，他想道个歉，说自己当时明白这事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抱歉把傻子丢在政府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办法表达歉意，傻子还在那儿激动地大大比划着手势。
后来补助就有了，再后来还给残疾人发了彩电，魏嘉的爸爸把彩电送给了一个“关系”-------“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
等孩子6岁之后，长出了父亲一样的桶状胸脯，也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对傻子不理不睬。
我已经学会了不理不睬，觉得这样才能避免痛苦，何伟却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冷漠之下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