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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宋代文化研究》第3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 要：
南宋后期有关朱熹《四书集注》的疏义之作层出不穷，历经前后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宁宗朝嘉定年间，代表著作为胡泳《论语衍说》、辅广《论语答问》与黄榦《论语通释》，此阶段的疏义之作侧重于阐释申发朱注的义理；第二阶段为理宗朝前中期，代表著作为真德秀《四书集编》、祝洙《四书附录》等，侧重于引用朱子《语录》《文集》等相关文献，以朱证朱；第三阶段为理宗朝后期至度宗朝，代表著作为赵顺孙《四书纂疏》，广收朱门弟子的疏义之作，象征《四书集注》疏义的最终定型。同时，以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为代表的疏义之作以名物考证开《四书集注》疏义之作的别格。《四书集注》疏义的形成与发展，是《四书集注》经典化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
理学；朱熹；《四书集注》；疏义
古代经学文献体系大致可分为经、注、疏三个层级，疏义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一门经学研究的成熟与定型。唐初官修《五经正义》意味汉唐经学的最终定型，宋代《孟子注疏》的出现亦象征《孟子》学在宋代从子部到经部的升格。随着程朱理学的官学化，南宋后期围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文简称《四书集注》）的疏义之作在学术界大量涌现，代表《四书》作为一个整体在经学界的成熟，也意味着朱熹《四书集注》被推尊为《四书》“正注”，正式走上经典化的道路。
大致来看，南宋后期朱门后学的《四书集注》疏义之作有其发展过程，可参考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日知录》“四书五经大全条”所述：
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榦，字直卿，号勉斋先生）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德秀，字希元，号西山先生），名曰《集义》，止《大学》一书。祝氏（洙，字宗道）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后有蔡氏（模，字仲觉，号觉轩先生）《四书集疏》，赵氏（顺孙，号格庵先生）《四书纂疏》，吴氏（真子，号克斋先生）《四书集成》。
引文中顾炎武简要地勾勒了南宋《四书集注》疏义的发展历史，指出了南宋后期朱子后学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今人对此议题也颇为重视，顾宏义《朱门后学〈四书〉著述与晚宋理学的发展》介绍了晚宋八种重要的《四书》疏义之作；许家星《朱子四书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回顾了宋末以来的《四书》注疏演变史，并将其分为两大阶段；谷继明《试论宋元经疏的发展及其与理学的关联》将宋元经疏放入古代注疏史中进行观照，阐发了宋元经疏的诠释学特色；刘成群《“附录纂疏”体经学著作与“四书五经大全”的纂修》总结宋元经疏中的“附录纂疏”体例。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重点关注《四书集注》疏义在文本形态上的演变与发展，并将其发展过程根据时间细分为三个阶段，考察在各阶段中疏家所遇到的理论困境及其突破。
朱门后学对于《四书集注》的尊崇，首先源自朱熹的“夫子自道”。对这部穷其一生撰成的代表作，朱熹颇为自负：
语吴仁父曰：“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
《论语集注》如称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学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养熟，可谓甚生气质。
朱熹在讲学中自谓《四书集注》中的《论孟集注》一字不可增损，要求朱门弟子排除异见，涵咏注文中的意味。诚然，《四书集注》是理学史上无可争议的划时代巨著，但朱熹对于《四书集注》的推崇，客观上对其弟子自抒心得的《四书》学著作有着“抑制”作用，如真德秀在为朱熹弟子滕璘所作墓志铭中就提到：“公初为《论语说》，子朱子善之，因谓为学以变化气质为功，而不在于多立说，公为矍然，自是不敢轻论著，终其身。”朱熹去世后，朱门弟子谨守师命，奉《四书集注》为师门“圣经”，朱门弟子的《四书》学著作开始围绕《四书集注》为中心，以《集注》疏义的形式展开，形成一种特殊的“文献集群”。
在朱门直传弟子的《四书》疏义之作中，胡泳《论语衍说》与辅广《论语答问》是早期的两部代表作。胡泳，字伯量，建昌人。胡氏亲受业于朱子门下，嘉定年间任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顾名思义，《论语衍说》是针对朱熹《论语集注》的“推衍之说”。此书今已失传，幸而赵顺孙《四书纂疏》征引部分胡泳《论语衍说》中的解说，可以推测此书的体例。以《论语·学而》第一章为例：
胡氏曰：“人性皆善”，人皆可学也；“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学之端也；“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学之效也。
此章朱熹《论语集注》的注文为：
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朱熹《四书集注》效仿汉代经学家的训诂之体，注文较为简要。对于朱注下语的轻重缓急与言外之意，往往只有长期追随朱熹问学的弟子才能知晓。对比《衍说》与《集注》之语，可知胡泳将朱熹的注文分为三节，以“人皆可学”“学之端”“学之效”三个渐进的层面对朱注进行逐句的推衍。《四书纂疏》中保留此类胡氏语颇多，兹不俱引。要之，胡泳《论语衍说》实际就是针对《论语集注》中朱熹注文的疏解，虽不以疏名，其实则为疏体。
与《论语衍说》类似的疏体著作尚有辅广的《论语答问》《孟子答问》（合称《论孟答问》）。辅广，字汉卿，号潜庵，从学于吕祖谦、朱熹，著有《五经注释》《论孟答问》《诗童子问》等。对于辅广《论孟答问》的体例，元代学者袁桷在重刻序文中已有阐释：“至于辅公，则直彰其义，衍者隐之，幽者畅之，文理炳著，不别为标的，以尽夫事师之道。”所谓“衍者隐之，幽者畅之”，无疑指辅广《论孟答问》是对于朱注中较为隐晦之处的疏释之作。同样可以对比《四书集注》中朱注与《四书纂疏》所录的辅氏之语：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论语·学而》）
朱注：谨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实也。
辅氏曰：谨，谓所行不放纵，不放纵则有常矣；信，谓所言不虚妄，不虚妄则有实矣。
朱熹将“谨而信”分为言、行两个方面进行解读，但由于朱注简奥，并未直接说明何以“谨”则“行之有常”，“信”则“言之有实”。因此，辅广在《论语答问》中针对朱注进行阐发，他以“不放纵”解释“谨”，行动不放纵则自然有常；以“不虚妄”解释“实”，言语不虚妄则自然有实。《论孟答问》对于朱注“章解句释”的疏解方式，无疑证明此书是朱熹《四书集注》的疏义之作。
朱门直传弟子所作的《四书集注》疏义之作中，嘉定年间流传最广、学术价值最高的当属黄榦《论语通释》。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淳熙年间从学于朱熹，深得朱熹器重，妻之以女。朱熹临终前将未成的《仪礼经传通解》托付黄榦，勉其成之。朱熹去世后，黄榦是朱门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黄榦的《论语通释》是《四书集注》疏义史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其意义在于黄榦大量引入朱熹《论语或问》《论语集义》中的材料来疏证《论语集注》。黄榦弟子陈宓在《论语通释题叙》中论道：
先生合文公《集注》《集义》《或问》三书而通释之。盖《集注》之辞简而严，学者未能遽晓，于是作《或问》一书，设为问答，以尽其详，且明去取诸家之意。先生恐学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辞而列之于后，以便观览。然《集注》《或问》间有去取之不同，发挥之未尽，先生追忆向日亲炙之语，附以己意，名曰《通释》，于是始无遗憾矣。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论语通释》，亦提到：“其书兼载《或问》，发明晦翁未尽之意。”在朱熹《四书》学的发展历程中，朱熹先广泛收集二程及其门人的经说，编成《论孟精义》（后称《集义》）《中庸辑略》等集注本，在此基础上朱熹对众说进行去取，形成精简版的《四书集注》。在编纂《四书集注》的过程中，朱熹又撰成《四书或问》，以问答体的形式解释《集注》去取众家的原因。根据朱熹的原意，《四书集注》本应与《四书或问》配合阅读。但从实际的流传情况来看，《四书或问》内部发生分化，《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一直被朱熹及其弟子所重视，在刻版时往往与《学庸章句》合刊，而《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却因为《论孟集注》在朱熹生前的反复修改，导致其无法与《集注》一一对应，在朱熹晚年的讲学中已经被弃用：
先生说《论语或问》不须看。请问，曰：“支离。”
《语孟或问》乃丁酉本，不知后来改定如何？——《论孟集注》后来改定处多，遂与《或问》不甚相应。又无功夫修得《或问》，故不曾传出。今莫若且就正经上玩味，有未通处参考《集注》，更自思索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书，便以为是也。
作为朱熹去世后的朱门领袖，黄榦《论语通释》与胡泳《论语衍义》、辅广《论孟答问》最大的不同，即在于胡、辅的疏义专门围绕朱熹《集注》展开，而黄榦《通释》敢于征引《集义》《或问》中的异说，对《集注》的部分观点进行阐发与修正。在黄榦与同门叶味道的书信中，黄榦颇为“大胆”地指出，朱熹自谓“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的《四书集注》，实际上仍然存有值得商榷的空间：
朱先生一部《论语》直解到死，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不亦君子乎”是第一段，几番改过。今观程子云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是不愠然后君子也。
朱熹《论语集注》注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句时，先引程子“虽乐于及人，而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又在下文中加入己说曰：“愚谓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相比之下，程子之说认为“不愠然后君子”，而朱子之说则认为“君子然后不愠”。对于《论语集注》中收录两说不同者，朱熹曾经对弟子解释道：“《集注》中有两说相似而少异者，亦要相资。有说全别者，是未定也。”言下之意，朱熹对于《集注》中两说的去取尚有未定且值得商榷之处。《论语通释》在比较程子、朱子二说后，断定程子之说更符合《论语》本义：“以‘说’‘乐’两句例之，则须是如程子之说，方为稳当。”
由于《论语通释》兼载《或问》，黄榦往往会对《集注》与《或问》之间的差异进行辨析，这就是陈宓所提到的“《集注》《或问》间有去取之不同，发挥之未尽，先生追忆向日亲炙之语，附以己意”。如学者所论，黄榦“对《集注》时加质疑，体现出唯理是从的精神，勇于批判亦成为勉斋学派的一大特色”。身为朱门新一代领袖，黄榦对于《四书集注》的不盲从态度，即特别体现在黄榦打破了《四书集注》的“文本壁垒”，率先引入《或问》《集义》等其他朱子学著作与朱注进行比较相参，这为后世《集注》疏义之作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论语通释》成书于黄榦晚年，嘉定末年经过弟子陈宓的镂版与推广，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论语集注》疏义著作。至理宗初年，《论语通释》已经至少拥有延平、莆田、潭州、临邛四个版本，影响范围横跨南宋东南、中部与西南疆域。对于此前已经刻有《四书集注》的地区，《论语通释》删去《集注》正文，仅保留黄榦的疏文，成为类似经学史上“单疏本”的文献形态对于朱门后学而言，《论语通释》是当时争相传阅的理学要籍。身处泉州的朱门学者陈淳曾致信陈宓，请求示以刻本《通释》：“勉斋《论语增释》（按：即《通释》），果蒙肯来相药，尤千万之幸也。”真德秀亦在信中言及“近日专论《论语通释》”，可证《论语通释》在当时理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综上，在宁宗朝的嘉定年间，理学界已经出现了如胡泳《论语衍说》、辅广《论孟答问》等针对朱熹《四书集注》的疏义之作。这些著作专门针对朱注进行阐释与申发，虽不题以疏名，但实质就是《四书集注》的疏义之作。作为朱门领袖，黄榦《论语通释》突破性地打破了《四书集注》的“文本壁垒”，引入《或问》《集义》等相关朱子学著作对朱注进行阐释与发明，这为下一阶段疏家广引朱熹《语录》《文集》入疏义打开了大门。
二、 《语录》《文集》入疏：《四书集注》疏义发展的第二阶段
作为朱子文献的另外两大宗，朱熹《语录》与《文集》进入《四书集注》的疏义著作，是《四书集注》疏义史上的一大推进。众所周知，朱熹一生的学术思想不断变化，由此对《四书集注》始终删改不辍。相对于晚年定著的《四书集注》，《文集》与《语录》中保留了不少朱熹早年的未定之论以及师友之间讲学的往复问答，能否以《文集》《语录》来阐释《四书集注》，是摆在南宋后期朱门后学面前的一大理论问题。在第一阶段的《四书集注》疏义中，胡泳《论语衍说》、辅广《论孟答问》没有广引《语录》来阐释《四书集注》的体例。黄榦《论语通释》虽然合《论语或问》于《集注》之后，但也没有大量采用《语录》来疏证朱注。作为朱门领袖，黄榦在理学史上甚至是以《语录》反对者的形象出现。南宋学者李性传在《朱子语续录后序》中提到：
池录之行也，文肃黄公直卿既为之序，其后书与伯兄，乃殊不满意，且谓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
嘉定八年（1215）李道传刊《朱文公语录》于池州，邀请黄榦为《语录》作序。镂版后黄榦不满于池录中的诸多讹误，甚至有意重新校勘。引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黄榦对于《语录》与“著述”二者之间的价值判断。在黄榦看来，《语录》是“随时应答之语”，而《四书集注》《周易本义》等著作是“平生著述之书”，前者的权威性远不及后者，由此黄榦《论语通释》中当然不会大量地引用语录文献。
然而，随着朱子《语录》在南宋的陆续刊刻与大量流传，理学界对于《语录》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李性传提出了一个更为通达的见解：
故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
针对黄榦“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的论断，李性传进行了修正：对于《四书集注》这种成书于朱熹晚年的权威性著作来说，当《集注》与《语录》出现异同时，学者当以《集注》之说为准，但《语录》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对于《诗集传》《周易本义》等成书相对较早的朱熹著作，当它们与《语录》之间出现异同时，《语录》在成书之前则以书为准，《语录》在成书之后则以《语录》为准。李性传此说大大提高了《语录》在朱子学文献体系中的地位，这正反映出朱熹《语录》在南宋后期被学者普遍重视的现象。
同时，从文献使用的角度上看，类编本朱熹语录的出现，更加方便疏家将各家语录散入《四书集注》的疏解之中。嘉定八年（1215）黄榦作序的池州本《朱子语录》以记录者的顺序进行排列，这固然保持了语录单行本的原貌，但不利于读者根据某一主题进行检索阅读。嘉定十二年（1219）黄士毅于眉州刊刻《朱子语类》，将各家语录打散之后根据主题进行分类，其中就有《大学》五卷、《论语》三十二卷、《孟子》十一卷与《中庸》三卷等关于《四书》的浩大篇幅。又如《直斋书录解题》“语孟类”著录《晦庵语类》二十七卷，陈振孙解题谓：“蜀人以《晦庵语录》类成编，处州教授东阳潘墀取其《论语》一类，增益其未备，刊于学宫。”陈振孙将此书著录于《直斋书录解题》的经部，反映出南宋后期理学界已经将朱熹与弟子讲论《四书》的相关语录视作一种正式的经学著作。
在上述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推动之下，《语录》正式进入《四书集注》疏义的进程更加水到渠成。黄榦弟子陈宓就曾以黄榦《论语通释》为底本，补入《朱子语类》中的语录材料：
杨丈来此，方将所借黄家《朱子语类》添入旧说答门人者，然后谓之《注义问答通释》。向来未有答门人之说，因循及今，始得为之。俟毕当纳去传写。约而可行，无如此书，勿贪多也。
由陈宓书信可知，此前黄榦《论语通释》的确未有“答门人”之说，而陈宓在《论语通释》的基础上，添入黄士毅《朱子语类》中的《论语》部分，将书名改称为《论语注义问答通释》。陈宓卒于宝庆二年（1226），其增补《论语注义问答通释》的时间大致为宁宗嘉定末年至理宗朝初年。这部被陈宓增补过的黄榦《论语注义问答通释》，在著作权归属上颇为复杂。《宋史·陈宓传》记载陈宓著作有《论语注义问答》，即指此书；而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论语注义问答通释》，又将其题为黄榦所著。更有意思的是《宋史·艺文志》同时著录了“《论语注义问答通释》十卷”与“黄榦《论语通释》十卷”，说明经过陈宓增补语录后的《论语注义问答通释》与此前黄榦亲撰的《论语通释》也可以被看作是两种不同著作。
此类著作尚有王柏的《论语通旨》。王柏（1197—1274），字会之，金华人。王柏从学于北山先生何基，为黄榦再传弟子。元代学者吴师道称王柏年逾三十，“以勉斋黄公《通释》尚缺答语，约《语录》精要足之，名曰《通旨》”。王柏生于庆元三年（1197），“年逾三十”大致为宝庆三年（1127）以后，亦为理宗朝初年。《论语通旨》在后世虽亦无传，但这证明黄榦原本《论语通释》的确未收语录材料，且更重要的是，南宋理宗朝前后以《论语通释》为底本增补《朱子语录》（《语类》）已经成为一股学术潮流。
由于《论语注义问答通释》早已亡佚，在后世学者眼中，真德秀《四书集编》是最早将《语录》引入《四书集注》的疏义之作。顾炎武就提到：“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更字希元，浦城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号西山先生，著有《大学衍义》《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西山文集》等。对于这部《四书集编》，真德秀自述曰：
《大学》《中庸》之书，至于朱子而理尽明，至予所编而说始备。虽从《或问》《辑略》《语录》中出，然铨择刊润之功亦多，间或附以己见。
根据真德秀自述，《大学集编》《中庸集编》广取《大学中庸或问》《中庸辑略》以及《朱子语录》中的各家经说羽翼《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对于众说中先后异同、重复颠舛之处，真德秀还进一步进行了删润铨择，并附以己见，形成基于《大学中庸章句》的全新疏义。
上文已提到，第一阶段的《四书集注》疏义主要以阐释朱注的义理为主，而自陈宓、真德秀等人开始，《四书集注》疏义之作大量摘引《语录》等各类相关文献，使得疏义的重心从“释义”转向“集成”的第二阶段。作为宁宗、理宗二朝的理学领袖，真德秀这种广引文献疏证《四书集注》的理念，已为当时的学者所熟知。朱门弟子中的“保守派”学者陈淳就尤其不满真德秀在学术上的“骑墙”思想：
在泉幕，正遇真侯乐善而能受尽言，乃反讲学务骑墙，而不必是非之太白；论事务骑墙，而不必义利之太分；行政务骑墙，而不必诛赏之太明；与人交务骑墙，而不必善恶之太察。熟此一线路，而不自知其为病痛之不小也。其《读书》谓廖丈先《集义》而后《集注》为得先师之遗训。
真德秀赞同朱熹弟子廖德明“先《集义》而后《集注》”之说，主张先博观再约取，这也解释了真德秀广取众说编成《四书集编》的学术动机。然而这在固守师说的陈淳眼中，却是一种缺乏主见，专务“骑墙”的治学“病痛”。有趣的是，《宋元学案》在对比真德秀与魏了翁二人的学术时，一方面赞赏魏了翁“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一方面则贬低真德秀“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平心而论，相较魏了翁而言，真德秀的理学观念固然相对保守，不敢大步跨出朱子学的范围，但若从本文所关注的《四书集注》疏义发展来看，真德秀绝非“墨守”朱注之学者，他在《四书集编》中广引《语录》《辑略》，甚至还征引张栻的《南轩论语说》（又名《癸巳论语解》）与黄榦的《论语通释》，这都是相对前一阶段《四书集注》疏义之作的理论突破。
然而，从书籍流通的角度上看，真德秀《四书集编》这部著作在南宋后期理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首先，从此书创作的时间看，真德秀在《四书集编》所收的《大学章句序》后留下一则识语“宝庆三年八月丁卯后学真德秀编于学易斋”，可知真德秀《学庸集编》大致成于理宗宝庆三年（1227）前后。可是，宝庆三年之前陈宓增补的《论语注义问答通释》已经行世，故《四书集编》并非如顾炎武所述是第一部采《语录》入《四书》疏义的著作。其次，从刻版时间上看，真德秀在世时仅成《中庸集编》《大学集编》，《论语集编》《孟子集编》为度宗咸淳九年（1273）后人从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大学衍义》《西山文集》等著作中采摭而出，合为《四书集编》刊行传世。由于《四书集编》的刻版流传已在南宋垂亡之际，故赵顺孙《四书纂疏》仅收录了真德秀《大学衍义》《西山读书记》等著作，丝毫没有提到这部在元明之后颇受重视的《四书集编》。
从文献流传角度上看，在《四书集注》疏义发展第二阶段影响更大的著作其实是祝洙的《四书集注附录》。祝洙，字安道，建宁府崇安人。祝氏为朱熹外家，祝洙之父祝穆即受学于朱子门下。祝洙为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景定年间任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度宗朝任监行在文思院。在祝穆父子编纂的《方舆胜览》中，收录了理宗朝兴化知军徐直谅向朝廷推荐祝洙的奏文，其中就提到了这部《四书附录》：
洙在家庭，讲论精密，尝读朱熹《四书集注》，见其间有引而不发者，遂掇诸家语录附注于逐章之下，名曰“附录”，参稽互考，曲畅旁通。洙岁在丙辰，蒙恩赐进士第。于时宰执程元凤、蔡抗尝取其书，进呈乙览。有旨与升擢差遣。
从徐直谅的奏文可知祝洙《四书附录》的体例为广取各家语录附注于《四书集注》各章之下，来阐发朱注未发之义。此书虽已失传，但《永乐大典》中尚存有数条，考其所引文献，除了朱子《语录》之外，《四书附录》尚引有《朱文公文集》（如《明堂说》《答林择之书》）与前人经说（如《孟子》范氏说），可知祝洙《四书附录》所取的文献资料主要为朱熹《文集》《语录》与部分前人经说。
祝洙《四书附录》在理宗朝的理学界影响颇大。首先，此书曾于宝祐四年（1256）由宰辅程元凤、蔡抗进呈御览，获得官方褒奖；其次，朱熹嫡孙朱鉴为此书作序，专门提到此书所据的《四书集注》文本“以鉴向得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这也强化了此书在理学界的权威性。此后《四书附录》虽然被搜罗更广的疏义著作如《四书纂疏》《四书大全》所取代，但祝洙《四书附录》中的“附录”之名却被宋元大量的疏义著作所承袭，如宋董楷《周易传义附录》、元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汪克宽《春秋胡氏传附录纂疏》等，这都反映出《四书附录》在朱子著作疏义史上的重要意义。
除了上述诸书外，此类《四书》疏义之作尚有理宗淳祐年间成书的蔡模《四书集疏》与卢孝孙编纂的《四书集义》，二书的体例相近，“参《或问》以见同异，采《集义》以备缺遗，《文集》则以剖决而无隐，《语录》则以讲辨而益精”，均为在疏文中广引《或问》《集义》《文集》《语录》的集成之作。相比之下，蔡模《四书集疏》对诸说有所去取，而卢孝孙《四书集义》卷帙竟达一百卷之多，可见其所收资料之繁冗。
总而言之，理宗朝前中期是《四书集注》疏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四书集编》《四书集疏》《四书集义》《四书附录》等以“集疏”“集义”“附录”为名的疏义著作出现，表明《四书集注》的疏义著述转入了新的阶段。由于此时疏家身份从朱门的直传弟子转变为朱门再传、私淑，普遍缺乏亲炙朱门的经历，多在疏文中引用大量《语录》《文集》等相关文献，以朱解朱，以朱证朱，使此阶段的疏义重心从阐释注义转向文献集成。
三、 疏义的定型与新变：《四书集注》疏义发展的第三阶段
理宗朝后期至度宗朝，《四书集注》疏义著作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赵顺孙的《四书纂疏》。赵顺孙（1215—1276），字和仲，号格庵，处州人。淳祐十年（1250）赐进士出身，咸淳六年（1270）官拜参知政事。
据黄溍《格庵先生阡表》所述：“公既脱去场屋，迟次里居，因以得于家庭者，溯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赵顺孙于淳祐十年赐进士出身，则《四书纂疏》的初纂时间在淳祐十年（1250）之后。今本《中庸纂疏》前有宝祐四年（1256）牟子才序，序中提到“予既为赵君序《大学章句》矣，赵君又疏《中庸章句》以胥教诲”，则又可知《四书纂疏》中的《中庸大学纂疏》成于宝祐四年之前，《论语孟子纂疏》当成于宝祐四年之后。在《自序》中，赵顺孙明确表明此书是针对朱熹《四书集注》的疏义之作：
子朱子《四书注释》，其意精密，其语简严，浑然犹经也。顺孙旧读数百过，茫若望洋，因遍取子朱子诸书及诸高第讲解有可发明注意者，悉汇于下，以便观省，间亦以鄙见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顾子朱子之奥，顺孙何足以知之，架屋下之屋，强陪于颖达、公彦后，祗不韪尔。遇大方之家，则斯疏也，当在所削。
赵顺孙所谓“强陪于颖达、公彦后”，即指《纂疏》欲追仿初唐孔颖达、贾公彦的《正义》，遵循“疏不破注”的体例，对朱熹《四书集注》的注文进行全面的疏证。相比前一阶段的《四书集注》疏义，《四书纂疏》在广取朱熹《或问》《文集》《语录》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采录朱子门人的疏解著作，使《纂疏》成为朱子学派视野下《四书集注》的经说大全。据统计，《四书纂疏》共收录了黄榦、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泳、陈埴、潘柄、黄士毅、真德秀、蔡模等十三家《四书》经说，“将朱熹去世以后朱熹亲传弟子对《四书章句集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细致搜讨和精心编纂，从而把朱子学在第一代弟子中传承的情况作了一次全景式的反映”。由于上述诸家注疏基本都已亡佚，故《四书纂疏》也成为辑佚朱门弟子经说的文献渊薮。
《四书纂疏》的体例极为谨严，在朱注“浑然犹经”的观念下，赵顺孙《四书纂疏》将朱注的字体改为与《四书》经文相同的大字，低一格表示区别。由于《大学中庸或问》地位较高，同为大字，更低朱注一格。此外《语孟或问》、《文集》、《语录》、诸家弟子经说、赵顺孙按语等依次以小字夹注于大字之下，井然有序。
据黄溍所述，《四书纂疏》在宋末元初时“四方学者既家有其书”，可见其流传之广。在《纂疏》的影响下，南宋末年出现了更多疏义集成之作，如吴真子的《四书集成》。此书在收录朱子《四书集注》《集义》《或问》《语录》的基础上，再收录张栻《南轩论语说》、黄榦《论语通释》、蔡模《四书集疏》、赵顺孙《四书纂疏》等注疏之作，“前标列《语录》《集疏》《纂疏》中所载凡一百十一人，注明氏号里居”。这是南宋《四书集注》疏义著作在“求全”思路下发展的顶峰。不过《四书集成》所收虽多，但大多从《集疏》《纂疏》等书中辗转相承，又缺乏去取，颇为当世学者诟病。元代陈栎《四书发明》、胡炳文《四书通》、倪士毅《四书辑释》等著作正建立在批判与删正《四书集成》的基础之上。
由于赵顺孙《四书纂疏》在疏义集成上的成就难以逾越，博学如金履祥在其《论孟集注考证》中也只能另辟蹊径，从考证的方式对朱注进行疏证：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集注》之疏也。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但用陆氏《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文公《集注》，多因门人之问更定。其问所不及者，亦或未修，而事迹名数，文公亦以无甚紧要略之，今皆为之修补。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号次农，婺州人。从王柏、何基游，传朱熹之学。南宋灭亡后居家不仕，讲学于丽泽书院，著有《大学疏义指义》《论孟集注考证》《通鉴前编》等。在金履祥看来，赵顺孙《四书纂疏》在《四书集注》疏义史上的经典地位难以撼动，故他别出心裁地效仿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方式，选取朱注中的部分疑难字词、名物进行疏释。由于朱注侧重于义理，在名物考证方面较为薄弱。金履祥由此入手，在古今事实、名物度数方面对《集注》补正尤多。类似著作尚有赵德《四书笺义》，对于朱注中的“制度器数之本末，经史子集之事实，群公先儒之格言”，都广引群书进行笺释，与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共同构成南宋晚期《四书集注》疏义中的“别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