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8年，最佳导演更大胆了

2017年，文晏凭借《嘉年华》斩获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电影描绘了一起未成年少女性侵案，这类题材第一次被搬上中国内地的大银幕。上映之际，某三色幼儿园爆出类似事件，舆论场瞬间沸腾。

获奖之后，许多人劝文晏趁热打铁，尽快推出新片，趁势“吃自己的红利”，可她毫无兴趣。至于奖项，她看得极淡，“做新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她就这么轻松地消解掉了自己头上的光环。

她不急于回应外界的期待，把节奏拉得很长，很长。时隔8年，文晏导演带着新片《想飞的女孩》归来。

这一次，我们与她聊了聊新片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些年，她的创作与思考。

文晏感到有些疲惫。

2月，新片《想飞的女孩》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3月8日，影片正式在国内公映。随之而来的，是密集的采访、对谈和邀约，她的日程被排得满满当当。

交谈间，她的声音略带沙哑，却始终保持着不疾不徐的语调，让人不自觉地被吸引：电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与真相？

2018年，文晏来到重庆采风，听到了在朝天门码头，一批做服装生意的商人的故事。

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是最早下海经商的一批人，生意往往以家庭为单位运作。他们从广州进货，在自家小作坊加工服装，再带到重庆朝天门市场售卖。

那个年代，做生意充满不确定性，他们像一群“赌徒”，在变革的浪潮中搏命前行。

文晏听到了许多疯狂的故事：有人倾尽所有，最终血本无归；也有人一夜暴富，命运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这些故事让她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躁动，也成为了《想飞的女孩》最初灵感来源。

《想飞的女孩》剧照

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文晏翻阅了许多那个年代的家庭老照片。除了色彩斑斓的时装，照片里的孩子们让她印象深刻：

有涂着口红、烫着头发的小女孩，她们为自家生意充当模特；有几岁的孩子站在凳子上，在喧闹的市场中帮妈妈叫卖；有些孩子趴在布料堆上沉沉睡去……

这些孩子们遵循“丛林法则”，野蛮生长。

他们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 父母忙于生意，陪伴的时间有限， 他们早早接触社会，被迫学会独立，也早早萌生了逃离的念头。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他们最亲近的伙伴往往是表兄弟姐妹。

最终，文晏决定将焦点放在一对表姐妹身上，希望通过她们的故事，勾勒出那段独特而动荡的岁月。

柏林电影节入围海报

在《想飞的女孩》中，文淇和刘浩存分别饰演了姐姐方笛和妹妹田恬，她们从小一起长大。

方笛的妈妈经营着一家服装厂，原本家境尚可，但是田恬的爸爸深陷毒瘾，不断地利用女儿四处要钱，将这个家拖入深渊。

成年后的方笛，迫不及待地逃离家庭，成为一名武打替身演员，在片场摸爬滚打，勉强谋生。

田恬则留在老家，被命运牢牢束缚。未成年便怀孕生子，成为单亲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她终于鼓起勇气举报了以贩养吸的父亲，却因此成为贩毒团伙的眼中钉，危机四伏。

走投无路之际，她再次找到已断绝联系五年的表姐。

《想飞的女孩》刘浩存剧照

选角过程很顺利。当文淇和刘浩存读完剧本后，她们恰好都选择了文晏希望她们演的角色。

刘浩存身上同时具备脆弱与坚韧的气质，以及隐隐透出的一丝叛逆感，让文晏看到了田恬的影子。田恬的一生短暂却跌宕起伏，命运如浮萍般漂泊，不仅要承受单身母亲的艰辛，还要在戒毒的泥沼中挣扎求生。

为了贴近角色，刘浩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她在生活中仔细观察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甚至琢磨她们走路的姿势、抱孩子的动作。拍摄初期，她沉浸在角色中，很少与旁人交谈，全身心投入到田恬的世界里。

片中饰演方笛母亲的彭静，同时也是剧组里所有演员的重庆话老师。为了精准掌握这门方言，刘浩存录下彭静的声音，反复听，每天重复200遍以上台词。

刘浩存学习重庆话。来自彭静微博 ‍

相比之下，方笛这个角色则需要展现出不同的气质。她的性格刚烈，是个有担当、会照顾人的姐姐。

最初，文晏希望找到一位“年长版的文淇”，但未能如愿。后来她想，当年12岁的文淇能在《嘉年华》中饰演16岁的少女，那么如今20岁的她，或许也能演绎27岁的方笛。

在文晏的建议下，文淇观看了大量由不同年龄段女演员主演的优秀电影，从中观察、学习成年女性的特质。电影开机后，她不负众望，呈现出了沉稳成熟的姐姐气质，完美契合了方笛的形象。

《想飞的女孩》文淇 剧照

当《想飞的女孩》入围柏林电影节的消息传来，媒体们以为文晏会很高兴，然而，她那一瞬间想到的是：“天呐，我的后期得赶紧完成。”

柏林电影节首映当天，文晏的一位老朋友，波兰传奇导演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专程从华沙赶来。 ‍ ‍

这位资深导演在近两个小时的放映过程中，神情专注，目光紧锁银幕。全程没有靠在椅背上，一直保持前倾姿势，认真观看影片。 ‍

映后，老导演对影片赞不绝口。“这部电影如此丰富，以如此新颖、富有冲击力的叙事方式，巧妙地将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融在个体的抗争故事中。”

来自前辈的肯定，给予了文晏极大的鼓励。

对于文晏而言，成为导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最初，她与人合写了一部古代题材的剧本，但因种种原因，项目未能落地。彼时，刁亦男导演正为《夜车》寻觅投资，两年间屡屡碰壁。最终，他找到了文晏，邀请她担任该片的制片人。

文晏原本并未计划涉足制片，但她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做了制片人，就能完整经历电影制作的整个流程，从头到尾了解这个行业的运作。”

与传统制片人不同，文晏不仅负责协调融资，还深度介入创作。她与导演一起讨论剧本、参与剪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提供支持和建议。

2007年，《夜车》入围戛纳电影节，收获不俗口碑。此后，她与尹丽川、杨荔钠等女性电影人合作，先后担任《牛郎织女》《春梦》的制片工作。帮助她们寻找适合的国外投资方，将作品推向国际舞台。

完成第四部电影《白日焰火》的制片工作后，文晏觉得自己需要停下来。“当时我就在想，这艘船怎么上了就不下来了？如果再不停下来，我可能永远没办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白日焰火》

2013年，她开始筹备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水印街》，亲自编剧并执导， 成功入围威尼斯等多个国际电影节，赢得了业界认可。

2014年，她担任制片的《白日焰火》一举夺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国内上映后突破亿元票房，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华语电影之一。

《白日焰火》的成功，也成为文晏告别制片人身份的节点。她开始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第二部长片《嘉年华》。

很长一段时间里，文晏不断看到未成年被性侵的新闻。她发现，这类案件总是引发一阵愤怒，随后在舆论的起伏中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最终不了了之。

“为什么这些声音会消失？”她困惑、愤怒，也深感无力。受害者在绝望中寻求帮助，却无人回应。正是这种窒息感，促使她决定拍摄《嘉年华》。

她想用电影，对抗现实的无力。

《嘉年华》海报

剧本打磨了一年。 为了收集素材，文晏拜访了多位专门处理性侵案件的律师和心理辅导工作者。

她发现，即便是大城市，针对受害者的心理辅导资源也极为匮乏。更令人痛心的是，周围人的偏见和误解，甚至来自家人的冷漠与责备，往往给孩子们带来二次伤害。

那段时间，她的情绪被压得透不过气，常常睡不着觉。

《嘉年华》的故事并不复杂，却直指人心：

12岁的小文与好友新新在一家酒店遭遇性侵，施暴者竟是新新口中的“干爹”，当地一位手握重权的商会会长。

与此同时，16岁的小米在酒店打工，通过监控画面，目睹了男人将女孩推进房间的整个过程。然而，作为一名非法劳工，她选择了沉默。

《嘉年华》剧照 ‍ ‍

影片用15分钟交代了整起事件，随后的篇幅，文晏将镜头对准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主题：受害者的家庭和整个社会，究竟做了些什么？

得知女儿的遭遇，母亲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慰，而是一记狠狠的耳光。随后，她撕碎了小文的花裙子，边撕边怒骂：“让你穿得不三不四！”一气之下，她甚至剪掉了小文的长发。

审讯同样令人窒息。他们戴着“有色眼镜”，反复盘问小文，逼迫她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被侵犯的经过。这种冷漠而机械的审问方式，无异于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更荒诞的是医院的体检结果。第一次检查，医生宣布两个女孩“失贞”；第二次，医院请来专家会诊。专家们围着小文的身体仔细查看，最终向媒体宣布：小文的身体完好无损。

《嘉年华》剧照

《嘉年华》一部沉重的电影，却有一个热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