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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乾隆帝不是“败家子”?丨知道明清史

文化有腔调  · 公众号  · 文学  · 2017-04-15 11:55

正文

乾隆帝戎装图(左)及盔甲实物(右,现藏于巴黎军事博物馆)


假如有一个人,爷爷是世界顶级首富,有20多个儿子,100多个孙子,但是只有他最得爷爷的宠爱。爷爷去世之后,经过一番家产争夺,最终继承家业的是他的父亲,而父亲虽然有4个儿子,但早早就把他当接班人培养。


年仅24岁,他就继承了祖父与父亲留给他的庞大的家族产业。这时候的他,是当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富N代?还是雄心壮志要做出比父祖辈更大的事业来?


本文来自企鹅号



撰文 | 任公子(中山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


——面临着这样处境的人,就是乾隆皇帝,而他所要掌管的,不是一笔钱,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苦心经营三代的强盛国家。乾隆皇帝大概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皇帝形象了,影视、小说、民间传说等等都有大量乾隆皇帝的身影。对乾隆皇帝的评价也是一直争论不休(大概也将一直争论下去)。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乾隆只不过是继承了康熙、雍正留给他的丰厚遗产,乾隆盛世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花架子。乾隆皇帝是不是一个败家子呢?

 

乾隆帝继承了前朝的奏折制、军机处等“家业”,但雍正帝留下的“火耗归公”合理化财政改革等中断了

 

雍正十三年,刚刚继位一个月的乾隆皇帝颁布了一道上谕,在上谕中,他回顾了其祖父康熙皇帝与父亲雍正皇帝的施政之道,他指出康熙皇帝“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而雍正皇帝则“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他自己则要“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求,以臻平康正直之治”。[1]这一道上谕表明了新继位的乾隆皇帝的政治态度,一方面他认识到康熙的统治过于宽松,另一方面他虽然强调要继承“皇考(雍正)之政”,但实际上也委婉的指出了雍正统治过于严厉。所以他自己要“刚柔相济”,找到宽与严之间的平衡点。[2]

 

乾隆秉承了清朝皇帝的一贯作风,相当勤奋。通常早上五点就起来,沐浴、更衣、用膳、读书,七点准备再早朝接见群臣。此外一天大部分时间要处理各项国家事务,要对大量的奏折和公文进行批复。中午处理完主要政务之后,乾隆会抽时间召见新任官员,了解他们的情况。中午2点吃过午餐,下午是乾隆皇帝的私人时间,可以练习书法、绘画,乃至看戏。如果没有紧急政务要处理,一般8点左右就会就寝。当然了,如果如发生重大军事行动,乾隆及其军机重臣会比往常更加忙碌。[3]

 军机处外景。

 

欧立德把乾隆一朝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他登基到乾隆十三年(1748),这一年乾隆的原配妻子富察氏去世。这一阶段乾隆有效的树立了其权威。第二阶段是乾隆十三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这一阶段乾隆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一阶段乾隆进行了多次南巡,是传统文化艺术的支持者,还巩固与扩大了清朝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主权。第三阶段是乾隆四十一年到其去世。这一年乾隆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政府腐败和频发的叛乱逐渐加剧,最著名的莫过于山东王伦起义与川楚白莲教起义。帝国的权威在道德与政治层面受到削弱。[4]

 

大体来说,乾隆统治最初几年的统治基调,更像是雍正朝的延续,例如对奏折制度与军机处的继承,这些制度加强了清朝皇帝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增进了君臣之间的沟通渠道。还有雍正时期确立的秘密建储、摊丁入地、改土归流等等政策,都得到了延续。同时乾隆皇帝又强调其“宽严相济”的统治理念,对雍正时期严厉的政策则有所调整,如罢开垦、停捐纳、汰僧尼等等。[5]


 而且,即使是在继承雍正之政的名义之下,雍正的一些政策的本质也还是发生了改变。以雍正时期著名的“火耗归公”改革为例。雍正的改革,本质上是希望通过火耗合法化的收入来提高地方行政管理能力,这是“近代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环”。然而到了乾隆朝,虽然火耗归公的政策看上去没有变,雍正皇帝的改革原则却在逐步被破坏。最终火耗变成了正项钱粮一样,成为各省经费的正式来源,需要接受户部的督查,各省再也不能灵活支配火耗来支持地方财政。到了乾隆晚年,地方财政不敷支用的情况下,新的不合法的“陋规”又大量出现了,历史形成了一个循环。[6]

 

在康熙朝、雍正朝的基础上,乾隆帝的十全武功及联姻、司法、宗教等文治手段,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实现了王朝对西北、西南边疆的治理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当乾隆皇帝收到廓尔喀的降表之后,龙颜大悦。写了一篇《御制十全记》,记录在他当政期间的重大军事行动所获得的胜利,“以昭武功而垂久远”。“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十全十美之意。所谓的“十全武功”,按照乾隆自己说的是:“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7]具体来说就是:乾隆十二年(1747)至十四年(1749)的大小金川之战、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部之战、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噶尔阿穆尔撒纳之战、乾隆二十三年(1758)平定南疆大小和卓之战、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缅甸之战、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大小金川之战、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湾林爽文之战、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安南之役、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两次廓尔喀之战。


 

 平定回部,将军兆惠黑水突围。

 

乾隆朝的军事行动并不止这十次,正如《御制十全记》中所说的:“其内地之三叛弗屑数也”,“十全武功”所关注的是发生在大清边疆地区的作战。这隐含的内在逻辑就是乾隆认为的“武功”,不是对内地反叛的镇压,而是对边疆地区的征战(当然有自卫,也有进取),客观上来说是维护了中国版图的统一的。虽然说十次军事行动的罗列,有凑数的嫌疑。如廓尔喀之战,强行分为了两次“武功”。


但是总体而言,乾隆朝的军事行动还是意义十分深远的,尤其是准噶尔、回部之战,不仅消除了长久持续的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威胁,而且强化了清朝对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区的主权,成为今日中国西北版图的基础。而缅甸、安南、廓尔喀之战,则确立了今日中国南部边疆的界线。现代中国的国家版图,最终就是在乾隆朝所奠定下来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其骧先生就指出:


“历史上的中国”的版图,应该以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eight] 但是应该注意,乾隆对维护大一统格局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武功”,还在于其“文治”。


乾隆皇帝是通过联姻、政治、宗教、经济与司法等多种手段,来实现对蒙古诸部、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的治理,其意义十分深远。

 

在中央集权技术的效率、传统农业经济的增长、国家版图的扩大与巩固方面,乾隆帝领先于清以前历代皇帝,兴旺了大清的“家业”,但对中国被西方称作“停滞的帝国”,负有“领导责任”

 

所谓的“乾隆盛世”,是我们中国人对历史上最近的一次,而且也是感受最深刻的一次传统王朝的“盛世”了。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的这个概括,很能体现我们对所谓“乾隆盛世”的认识:

 

乾隆统治时期,清王朝国力鼎盛。当时,经济繁荣、国库充裕、社会安定、户口大增,边疆的统一得以巩固,中国的版图于此奠定。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在高度的繁荣昌盛之中,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叩关而至,清王朝正走过了全盛的阶段,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正在日益临近。[nine]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前,英国国内想象中的“大使向中国皇帝”单膝下跪

 

总体而言,“乾隆盛世”主要还是体现在中央集权技术的效率、传统农业经济的增长、以及国家版图的扩大与巩固。[10]放在清以前的皇帝来比较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但一旦与西方进行横向的对比,乾隆不仅没有把中国带向工业革命式的变革道路,相反还强化了天朝上国的保守心态。


到了乾隆晚期,整个社会确实越来越呈现出暮气沉沉的景象。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社会秩序逐渐走向解体,经济发展也逐渐走向停滞。中国从西方人眼中的学习对象,变成了“停滞的帝国”,乾隆无疑是负有“领导责任”的。


打个比方,乾隆就是一个当了六十年家族企业老总的继承人。在其任上,公司员工增加了一倍多,公司的业务范围遍及全国,但是人均产值并没有相应增加,更危险的是,竞争对手已经通过“腾笼换鸟”,实现了产业升级,而乾隆公司却还固守着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凭借其庞大的体量,乾隆皇帝在交接班给嘉庆皇帝的时候,公司表面上还是全球产值最大的公司,但是很快就将被新兴的企业所打败。从这个意义上看,乾隆算是旧时代的优秀接班人,但也是让中国这艘巨轮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不及格船长。[11]

 


参考文献

[1].《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4,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条。

[2].(美)欧立德:《乾隆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3].(美)欧立德:《乾隆帝》,第32-34页。

[4].(美)欧立德:《乾隆帝》,第239-241页。

[5]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6].(美)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7-282页。

[7].《清高宗实录》,卷1414,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戊辰条。

[eight].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第34页。

[nine].[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第3页。

[10]. 借用珀金斯的概念,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的发展只是“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而无质的发展。(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11].[ 不过,中国在近代所面临的问题,并不能都算到乾隆皇帝头上,在很多时候,他也无法驾驭日益强大的官僚集团。孔飞力所研究的叫魂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乾隆晚年和珅对皇权的侵夺和削弱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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