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从胡政之到马廷栋，两代报人的薪火相传

大家-腾讯新闻 · 公众号 · 美文 · 2017-05-25 17:37

正文

文 | 马立明

▍一

在卢沟桥事件（1937）爆发的那段时间，一个青年推开了《大公报》编辑部的大门。当时负责总务的副总编辑、总经理胡政之，考察了这个莽撞的青年。

这个年轻人，身材高大，外语不错，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主攻方向是外交事务，同时也是体育健将。他的缺点也挺明显：并非中文科班出身，此前没发表过文章。更奇特的是，胡政之发现，与其他报人不同，他衣着时尚奢华，一看就是富家公子。再问，原来其父是广东一位大银行家。他能不能坚持艰辛的新闻工作？胡政之心里打个问号。当时的总编辑、著名报人张季鸾一开始也是怀疑态度：公子哥儿，来报馆做甚么？

这个青年回答得倒是流畅：家国危急存亡之际，岂能贪图个人安乐？《大公报》当时为抗日吹响号角，以笔为枪，也是战场。平生所学，懂点政治，在大公报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胡政之就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招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名叫马廷栋。[注1]

大公报当时人才济济，绝大部分都是胡政之一手招来。包括范长江、王芸生、徐铸成、金诚夫、张高峰、萧乾等优秀报人，塑造了大公报的战斗力。“胡作为总经理，知人善任，培养和拔擢了许多人才，为大公报的后续发展储备了力量。”张高峰之子、研究新闻史的学者张刃如是说[注2]。尤其是中日关系激化、战事逼近之日，大公报更是呼唤民族精神、号召国人抗敌。在马廷栋看来，国难之际，就应投身《大公报》。

马廷栋没让令胡政之失望。他从翻译做起，越来越出色，不仅写国际评论挥洒自如，而且更是直接参与重大采访报道，在1943年更是独家采访了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与蒋经国专员一席谈》成为当时名震一时的重要篇章[注3]，马廷栋的能力也得到了编辑部的肯定，并被提拔为编辑部副主任，成为《大公报》的中流砥柱。

▲ 作者供图：马廷栋专访蒋经国的报道，发表于桂林大公报1943年5月3日。

1945年8月15日，正是日本投降之日，标志着长达14年的抗争终于画上句号。而《大公报》刚刚出炉的报纸“日本投降矣”风靡神州（这个头版，今天仍是中国报业版面设计的百年扛鼎之作）。交版之际已是三更时分，大公报编辑们准备庆祝一番，但王芸生、徐铸成和胡政之等，毕竟年纪大了，在门外转了一圈，东倒西歪地散了。马廷栋则与七、八个年轻人，一路喝酒高歌至天亮。[注4]

当天慢慢亮起来的时候，几个年轻人坐在山顶，相互问抗战胜利后有什么想法。马廷栋当时说，“报社要设立驻外记者站，做大国际新闻。二战刚刚结束，欧洲局势微妙，英美联盟与苏联之间又有矛盾，前方一定有很多故事。而且，中国作为战胜国，如果在国际谈判中争得自己的利益，这点非常重要，巴黎和会就是吃了这个亏，这一次，中国不能再错。”当时，马廷栋怀有一个国际记者梦。要实现，就要走向世界。

▍二

三个月之后，马廷栋就启程了，目的地是伦敦。一方面，他获得了在伦敦政经学院访学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也预感到，英国将成为下一轮国际新闻的富矿。

在大公报编辑部选拔驻外记者之中，拥有较佳外语能力及政治学专业背景的马廷栋，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马廷栋驻英两年，也确实发回了不少重磅报道。尤其是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讲话”，更是标志着美苏冷战的公开化。马廷栋已经成为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国际新闻记者之一。

有未经证实的说法：胡政之其实不太希望马廷栋赴英的。因为他觉得，马廷栋最适合的岗位并不是采编。胡政之提过：“论文笔，在大公报众多才子之中，马廷栋只算普普通通；但是论综合能力，马廷栋是难得的全才。”这句话，倒是从多位老报人处得以印证。

1947年，胡政之越发焦虑，因为国内局势变得迷茫，国共矛盾开始激化，内战一触即发。同时，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大公报也面临着经营危机，局势甚至比起日军侵华之际更加扑朔。报业奇才张季鸾已经去世，其得意门生王芸生主持笔政，但王芸生毕竟不是经营人才。经营工作对于大公报来说，其实是生命攸关。“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注5]大公报才子很多，但是经营人才，却是一只手数得过来。

同时，胡政之意识到复办《大公报》香港版[注6]的必要性——因为香港是港英政府统治，经济稳定，变数相对较小，适合报社长期发展。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因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内地的《大公报》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只有香港《大公报》，活了下来。[注7]

复刊香港大公报的工作，由胡政之亲自挂帅。与此同时，马廷栋当时接到报馆的电报，要求他从英国撤回。马廷栋当时一路直击战后国际事件，不亦乐乎，接到电报后还有点莫名其妙，怀疑“是不是自己漏了新闻”。后来打听，想到这或许是胡政之的意思，于是第一时间返回香港。

▍三

胡政之与马廷栋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胡政之其实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早期从事的也是国际新闻领域。在1919年，他参与报道巴黎和会，成为中国最早期的国际记者之一，后来接手新记大公报之后，转为经营管理。在1937年，是他把马廷栋招入报馆，成为马廷栋的“伯乐”；在1947年，他深感身体不佳，需要培养经营人才，此时又想到了马廷栋。

胡政之对马廷栋的欣赏，一方面是国际报道确实做得扎实，颇有自己当年的风采；另一方面，胡政之发现，这个富家公子潜力很大，毕竟其父就是大银行家[注8]，身上多少有经商的禀赋。而且，马廷栋有一件事令胡政之印象深刻：1940年，刚入职不久的马廷栋，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一台印报机突破了敌军封锁线，沿着滇缅公路，成功地护送到了桂林。他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在大公报上下传为美谈。

除了马廷栋，胡政之还召唤了费彝民、李侠文、王文耀等人。这几位在胡政之眼中，也是兼具采编能力及经营能力的后起之秀。除他们外，还有一个年轻人，当时并未显山露水，他的名字叫查良镛，也就是后来的“金庸大侠”。复刊的日子非常艰苦，首先就遇到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当时银元大幅贬值，拿到香港兑换成港元，居然没几块钱，堂堂一群报业精英，在香港一下子成为“穷鬼”，连办公室都没钱租。后来几人四处寻求赞助，获得某位老板的一笔拨款，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并在香港九龙找到一个小小的房间，有了立足之地。[注9]马廷栋等人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就睡在这里，条件非常艰苦。胡政之好不容易找到了个住处，但离报馆较远，年近六旬的他，每天只能以公交车代步。

1948年的3月，《大公报》港版成功创刊，局面也开始好转。但此时，胡政之病倒了，不得不回上海医治。“先生何时归？”众人问。胡政之说，病好了就回来。结果，最后胡政之没有回来。不到一年后，就传来了噩耗。

胡政之的死，意味着大公报三巨头时代正式谢幕。国内有新闻学者说：胡政之的死，标志着大公报繁荣时代的结束。话虽如此，大公报还是必须得办下去，尤其是新生的港版，头炮还是打响了，香港读者反应也很踊跃，不能失去势头。几个青年骨干重新进行了分工，费彝民当社长，李侠文当总编辑，而接过胡政之的班、担任总经理[注10]的，就是马廷栋了。“马廷栋有经营之才。”这一点，胡政之早已认可。

▲ 作者供图：1948年，胡政之（前排右一）、马廷栋（前排左一）在香港浅水湾，当时香港大公报骨干合影留念。前排中间为费彝民，第二排左一为李侠文。

马廷栋对胡政之的死，伤心了好久。同时，他意识到，不得不放弃国际新闻的目标，转为经营了。从事采编写作可以留名，但做经营呢，就相当于转到幕后，从事琐碎的工作。为了新生的香港大公报，马廷栋心甘情愿地转岗了。香港大公报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一路稳健发展，在香港报业始终独当一面。鼎盛时代，香港大公报更是开设了《新晚报》、《大公周刊》等子报子刊。马廷栋的经营才华，还是得到了业界的肯定。不过，一旦有国际上的大事，马廷栋也重操旧业，踏上采访征程，比如1965年的亚非会议、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田中角荣访华等。

更难得的是，马廷栋、费彝民等一直爱国爱港，大公报一直秉持左派立场，在关键时刻多次声称拥护国家利益。不过，内地大公报的败亡，马廷栋就无可奈何了，这也注定他达不到胡政之的高度。另外，在具体工作上，马廷栋还是有一些可商榷之处。比如，他十分欣赏查良镛，但对其写武侠不太支持，认为其“应该好好写新闻”。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查良镛成“金庸”后，大红大紫，后来更是自立门户，创办《明报》，与《大公报》成竞争对手。因此，两人缘分到头，分道扬镳。此前，金庸曾赠《十日谈》英文版（薄伽丘著）给马廷栋，并在扉页写有祝福语，马廷栋当时欣然受之；但得知金庸离职，马廷栋大发雷霆，愤然将扉页撕去……

这些年来，马廷栋跟家人承认，自己经常会想起胡政之。“如果当时有些事处理得更艺术一点，大公报就会好一点，查良镛说不定就不会走。”晚年时他看《三国》，看到诸葛亮委任姜维，马廷栋感叹道，“胡政之可以‘得天下英雄而用之’，我离那个境界还很远啊。”马廷栋手中的笔停下很久了，对于大公报一些旧事，他一直保持沉默。

胡政之的去世（1949），标志着内地大公报辉煌时代的结束；而马廷栋的去世（2003），香港大公报也陷入了低谷。两代报人，一脉相承，分别走过不同的时代。

(原标题：《从胡政之到马廷栋：两代报人的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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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马廷栋：（1913-2003），广东广州人，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后任大公报翻译、编辑、编辑部副主任、驻英记者、香港大公报总经理、副社长。

注2：张刃：《大公报的三驾马车》，《齐鲁晚报》2016年9月20日

注3：全标题为《赣南旅行通讯之一：与蒋经国专员一席谈》，发表于1943年5月3日《大公报》桂林版。

注4：此处为大公报重庆报馆。1945年各个办事处的精兵强将都聚集于重庆，一起规划抗战胜利的版面。相关细节由马廷栋妻子陈少春于2003年向笔者提供。

注5：此话出自陈纪滢对胡政之的回忆。见高林所著《重识胡政之》

注6：大公报香港版曾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过，但后来因日军袭港只能停办。当时的创办人也是胡政之。

注7：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注8：马廷栋的父亲为马伯年，为广州国华商业银行的大股东。在40年代胡政之还慕名拜访过马伯年，两人曾在广州黄花岗纪念碑前合照。可惜照片在文革中遗失。

注9：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