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全球气候会议上，气候变化的议题再次攀上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发达国家终于做出了一项“承诺”，他们将提供3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本应是一个可喜的进展，毕竟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财政负担一直非常沉重。然而，尽管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小，但对于那些深受气候灾难摧残的贫困国家来说，这笔钱无疑是杯水车薪，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根据估算，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1.3万亿美元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相关的适应措施。透过现象看本质，这里是荣茂观察。
面对这样一个“协议”，印度代表钱德尼·雷纳的反应毫不客气，他公开表达了对3000亿美元承诺的愤怒，直言这一数字“极度贫穷”，他称其为“视觉错觉”，无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气候挑战。这种直接而激烈的反应，也正反映了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失望与愤怒。对于印度、马绍尔群岛等气候脆弱地区来说，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它关系到这些国家的生存与未来。每年，印度就因极端高温导致数万人的死亡，许多地区的气候已经变得不适宜居住。全球变暖直接威胁到了这些国家的生态系统和人民的生存条件，而发达国家所承诺的资金显然无法应对这种危机。
更令这些国家愤怒的，是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态度依然充满了政治游戏和冷漠。例如，马绍尔群岛气候特使蒂娜·斯泰格指出，这次会议的资金承诺不过是“糟糕的政治机会主义”，她表示，这笔钱无法“挽救我们脆弱的家园”。对于这些岛国来说，气候变化不是未来可能的威胁，而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灾难。随着海平面上升，很多岛屿正面临着消失的命运，而此次协议所提供的支持，几乎无法缓解他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这场会议达成的协议，恰恰是全球气候治理长期不公的一个缩影。在气候变化的责任划分上，发达国家总是以各种借口推卸责任。早在2009年，发达国家就曾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以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然而直到2022年，这一承诺才勉强兑现。如今，3000亿美元的承诺仍然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美国等气候大国的态度总是充满变数。特朗普曾明确表示全球变暖是一个阴谋，并曾在其任内退出了《巴黎协定》。但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或将再次陷入停滞。
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表现，充分暴露了全球气候合作的脆弱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排放国之一，理应承担起更多的气候责任。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遥远的预测，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气候变化的加剧已经开始给全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各种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从台风、洪水、干旱到高温天气，几乎年年都有新的灾难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几十年来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以及对环境的无节制破坏。而如今，这些国家却试图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要求后者也承担一部分气候行动的资金压力。这种转嫁责任的行为，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在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应当是被理解和支持的，而不是被责难和施压。特别是中国，近年来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新能源领域，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太阳能等绿色技术的投入方面，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不仅在国内推动了大规模的能源结构转型，而且还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绿色技术。然而，即便是为全球气候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却屡屡遭遇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和光伏产品方面，欧美国家纷纷通过征税和技术封锁等手段，限制中国绿色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这种“既要当又要立”的态度，显然是对全球气候行动的拖延与阻碍。
而在这场全球气候博弈中，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逐渐明确：我们并不是要向发达国家索取无偿援助，而是要确保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合作中，发达国家能够履行他们的历史责任和道义义务。气候变化的责任，不应由那些排放量最低、受影响最深的国家来承担。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是其实现绿色转型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
然而，全球气候合作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即使有一些积极的进展，例如巴库会议上碳信用交易机制的正式启动，但这一机制能否持久存在，仍然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和履约能力。如果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再次选择退出气候协议，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就可能再次遭遇严重的冲击。气候变化没有国界，它影响到每个人的生存，但当涉及到具体责任的落实时，发达国家却选择逃避，甚至将气候问题当作政治筹码来对待。
最终，全球气候危机的解决，依赖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更是各国责任的担当与全球合作的真正落实。气候变化的加剧，已让我们每个人深刻意识到，地球并不等人。每年的极端天气、每一次的灾难，都在向我们发出警告。我们能否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战中，团结一致，战胜眼前的挑战，决定了我们以及后代的生存空间。
这场博弈，最终赢家或许并不是什么国家，而是我们共同赖以生存的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