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周作人寂寞地离开了人间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妍

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周作人拖着沉重的病躯，睡在八道湾胡同十一号后院小厨房的铺板上。这期间来看望过他的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曾回忆说：“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

位于北京西城区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胡同十一号，这个由鲁迅在1919年购下的院落，先后见证过《阿Q正传》《故乡》等作品的问世，见证了1923年周氏兄弟二人的失和，见证了周作人四十余年在“苦雨斋”的写作与生活，最后终于又见证了他的死。

八道湾胡同十一号旧影。这处居所由鲁迅购下，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三人都曾在此居住。其中，鲁迅和周作人因年龄相近、志趣相投在早年关系最为密切，两人又同为五四新文学重要人物，因此“周氏兄弟”通常指他们二人。

生前死后的寂寞与尴尬

他的死在外界几乎没有一点反应，骨灰亦没有留下。这固然与时代背景有关，可这种寂寞又远远未止于他的死。直至他死后十七年，第一本署名“周作人著”的散文选本才在国内公开发行。对他作品较大规模的整理与出版，更要迟至20世纪末。他晚年最为看重的翻译作品《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在出版社的柜子中静待了近三十年，才终于得以面世。学者钱理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写作《周作人传》，尚还“遭到围攻，横加‘为汉奸辩护’的罪名”。

由钟叔河主编的《周作人文类编》十卷是第一套较全收录周作人作品的文集，1998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种寂寞不是因为忘记，而是出于为难和尴尬。在周作人于抗战期间“落水”，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乃至于伪政权教育总署督办等职之后，他就不可能再是曾经人们目中的“知堂先生”了。事实上，在他生前的最后二十二年，他本人就已充分地体验了这种尴尬与寂寞。

1945年12月6日，日本投降几个月后，军警包围了八道湾十一号。面对朝向自己的枪口，周作人只站起来说着：“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就被军警带走了。1946年，周作人被解至南京受审，虽有“照料北大”“保护校产”等辩白，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后经复判，改判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10年。——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先驱、声名显赫的文坛大家，竟然走到了这样一步，在此之前恐怕无人能想到。

战后受审获罪的周作人

已经年过六旬的周作人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难以维持之时，才得以被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重新回到北京旧宅，以译书写稿为业。1953年，周作人被法院判处剥夺公民政治权利，于是他置身于各项政治生活和运动之外，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因为没有任何公职，周作人需要靠手中的这支笔赚钱养家糊口。50年代初，在周扬、冯雪峰等人安排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买下周作人译稿，每月预支给他二百元生活费——可以说，这对他已是颇为照顾。同时，他又时常为报纸撰写随笔文章，以稿费补贴家用。这些文章虽然隐约可见他在大环境影响下的一些改变，但无疑是游离于时代文学主潮之外的，不会受到真正的欢迎。

由止庵编纂的《周作人译文全集》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周作人的译文作品中，由近三分之二是在1950年后完成，这是继五四之后，他人生第二个翻译高峰，翻译了近四百万字的作品，主要为古希腊和日本的经典文本。

在友人的建议下，周作人还开始写作与鲁迅相关的文章。建国之后，鲁迅受到尊崇，有关他的资料也因此备受关注。在这方面，身为鲁迅二弟的周作人自然有得天独厚的资本。在1923年兄弟二人失和之后，周作人几乎从不公开提到鲁迅，但这时他开始写了，并且前后写了几十篇之多，后来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这些文章当然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念及他曾那般决绝地斩断亲密的兄弟之谊，晚年却要靠写鲁迅的回忆文章来糊口，也不能不让人感慨命运的吊诡之处。在文章中，周作人控制着微妙的分寸感，采取近乎完全客观的叙述，几乎不加以任何主观判断。但越是微妙小心，越是证明字行之下有无法消泯的尴尬。

 《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分别初版于1953、1954年，并都在几年之内再版。

就这样，他写着未必真心想要写的文章，译着不确定何时才能发表的作品。仿佛过上了和从前一样的平静书斋生活，却是从五四时期的弄潮儿，变成了新时代的零余者，一直处于压抑与畏缩的状态。

到底为什么不走？

永远绕不开的问题是：这位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启蒙的先驱、文学革命的主将，是怎么走向那一步的？ 1937年，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大、清华也都宣布南迁，身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为什么不走？

众所周知，周作人一直醉心于日本文化，他留日数年，将东京视为第二故乡，又与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结婚。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还曾在讲演里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修武备”、“用强力”来应对日本的侵略。

周作人家庭合影，前排右为羽太信子

不过在这之后，周作人从实际情况考虑“武备”问题时，是持悲观态度的。在1934年冬至日写就的《弃文就武》一文中，他谈到：“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此是明显的事实毋庸讳言”。言下之意，如果两国相争，没有海军的中国恐怕没有应战的能力。

同时，他从文化考察的角度写关于日本的文章，每每站在文化研究、甚至人类文化的立场来发言。他曾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想“离开现时的关系”，考虑“永久的性质”，正是典型的周作人思路。但问题在于：当侵略战争已是迫近的现实，要如何才能“离开”？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这样说：“当侵略与被侵略的政治、军事、经济冲突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主要事实时，周作人要以纯文化的观点去考察中日关系，从逻辑起点上就走向了迷误。”

《周作人传》

作者：钱理群

版本: 华人出版社 2013年

所以在1937年前后，周作人对这一问题表现出的主要态度是迟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陷落。但周作人终于没有出现在南下避难的队伍中。他将“苦茶庵”改为“苦住庵”，反复提及杜牧的诗句“忍过事堪喜”，选择留在北京“苦住”。

当时，许多友人与同僚都对他的选择表示过关切。郭沫若公开发表文章《国难声中怀知堂》，用他典型的感情充沛充满夸饰的语言说，“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调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为何如此在乎周作人的去留和选择？正是因为人人都知道周作人的地位和意义。在中日两国文化界都备受尊崇的他，不可能如己所愿地留在沦陷区做一个普通的顺民。如多年以后张中行在《再谈苦雨斋》中所讲：“‘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京，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日本人会利用他，这是任何人闭目都会想到的……”。

周作人自己也许确实没有想到这一层，在苦住之初，他应是打算留下来躲入书斋保全自己的。他为自己安排了生计出路。先是与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每月以译稿两万字换费用二百；后来又托人觅得燕京大学教课的职务，并辞谢了日伪各方邀约。

但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日本军方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虽非正式“出山”，消息传出，还是引来一片谴责与劝诫之声。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风、丁玲等十八人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表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查熟虑，为先生告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根据唐弢的回忆，这一事件更是在青年中造成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

1938年8月，周作人又收到身在英国的胡适寄来的一信，信中乃是一首诗：“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智者识得重与轻”，如此恳切之言，周作人亦有所动，但在回诗中他还是表示：“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身边学人大半南下，周作人一再重复携家眷南下之艰难，显然不能成为充分的理由，更何况友人们的关切与劝诫已构成不小的力量。真正可作为原因的，大概还是他一贯退后的处事态度，和对战事的迟疑与悲观。

“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似乎是1939年年初突发的一场枪击事件，让周作人走向了另一条路。那天，周作人正与到访的学生沈启无在家中谈话，一位声称来自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访客求见，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开了一枪。然后对着客人沈启无也是一枪，就出门离去。为了逃脱在门外又开了几枪后，导致一位车夫在这一事件中身亡，凶手则脱身离去。周作人本人左腹中枪而未入，并无大碍，但显然颇受惊吓。暗杀人究竟何人，至今只有猜测而无定论。但暗杀之原因，却必然与周作人是否将附逆的选择有关。

事件发生后，周作人不再敢出门，也因此辞去了燕大教书的职务。日伪警区署则在第二天就派来便衣到周作人家中行保护之责。或许是感到迟疑的状态更加危险，又或许是开始依赖来自警区署的保护，十天之后，周作人就收下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走出了决定性的“下水”第一步。

周作人在1946年审判现场

只要走了第一步，接下来就似乎变得“顺理成章”。1939年8月，周作人接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职务；9月，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成员；1940年，周作人又被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由此，周作人的身份变成了日伪政权的官僚，“下水”一事，在事实上已经确凿。

几种职务，周作人主要是挂名任职，并无多少实务。但对于日方来说，他们要的就是“周作人”这个挂名。而且，以督办的身份，周作人在各种场合发表训词，谈“亲仁善邻”，甚至大谈“治安强化运动”。这固然是身在其位的“应酬文章”，但“既非胁迫”，他当然也要自己承担责任。

晚年周作人回顾这一事件，表示“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在1946年的审判庭上，周作人答辩称自己是为“照料北大”，“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但当被问及担任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新民会委员等职务时，他便“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论保护校产，周作人确有贡献。但这些令他“期期艾艾”之处，恐怕是他自己也不觉得可以辨明的。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生前最后的作品，为个人回忆录，曾于1964年在香港《新晚报》上刊登了一小部分，后来首先在香港出版。

即便不完全以民族主义的态度视之，一位宣扬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者，竟然成为日伪政权中的一个傀儡官僚、一个被利用的文人，这大概才是让人最感悲哀的事。

“过于退后”的历史悲剧

为了理清关键的来龙去脉，用了太多篇幅来讲述附逆这一事件。但周作人之为周作人，毕竟有另外一些一以贯之的东西。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周作人翻译《贞操论》、介绍蔼斯理，是人道主义、妇女解放思潮的有力推动者，他还曾一度醉心于新村实验，也曾有过乌托邦式的理想。但并未持续太久，周作人就发生了向内的转向，他反思“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的自己，“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提出了“自己的园地”的他，成为一个相当彻底的个性主义者，他选择卸下所有的理想与主张，而回归生活本身，寻找“生活之艺术”。他并不是完全不关心现实，但在失望之中，宁愿“闭门读书”，培养达观与闲适的态度。即便卷入了历史运动的大潮，他也始终努力保持自己的个人独立性。

而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周作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永远的温和客气，以及嗜书成瘾。他对读书和写作的兴趣已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瘾，是他生存的方式。张中行将其概括为“学而思，思而学，有所思就写”，“读书成瘾，不读受不了，瘾是勤的更上一层楼”。许广平还谈及鲁迅曾说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周作人好像就有这种以读书来疏离一切，也抵抗一切的能力。无论何时，只要他的手中有书，再有一支笔，他仿佛就能自得其乐，不在乎其他。

——于是我们才能看到，无论是附逆期间，还是身陷囹圄，或是此后失去政治权利的晚年，他都不曾停止研读与写作。他在学问与文化上的造诣来自于此，但这又好像是一种遁世与避世的能力，让他无论面临何种艰难或尴尬的情况，只要还能闭门读书，就可以退后一步，平静淡然地应对一切。

张中行在《苦雨斋一二》中谈及北宋初年的吕端有个评语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让他想到周作人，“惋惜他不能学习吕端，而是与吕端相反，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而据周建人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回忆，鲁迅在去世前曾“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

但周作人终于还是选择了这种过分冷静与理智的“退后”。直至晚年，周作人仍是以平淡、冷静的语气叙述那在旁人看来“最大的悲剧”。但他又是否真的能超然于此呢？周作人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时，著名记者黄裳曾访问过他，他眼中，周作人“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脸的小心”，他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周作人“有些嗫嚅了”。这种“有些嗫嚅”的神气，似乎与晚年周作人的状态相符，却是此前的他未曾有的。

寻求个体的独立性，却终于在历史的大潮中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其失去，实在令人叹息。非白即黑的审判可以不再做，但个人与历史，个人与时代之间的进退选择，却仍然引人深思。

本文写作参考了钱理群《周作人传》、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止庵《周作人传》、孙郁《鲁迅与周作人》。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和使用。作者：李妍；编辑：小盐。欢迎分享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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