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性恋反感的人也可能对其他事反感
我要说说我喜欢的导演李安了。很多人说他擅长拍同性恋电影，其实就像李安自己说的：“对同性恋，我不歧视，但也没有特别的兴趣，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最能牵动李安内心的还是“伦理”，比如如何面对长辈，如何处理尽孝和自我实现的冲突。李安在拍摄《喜宴》之前对同性恋并没有特别了解，还担心拍不对，得罪人，于是参加一些同性恋族群的活动，观察他们。
《断背山》上映后，谭盾写下一篇文章，他说：“我和爱人一起看完李安的《断背山》，感动极了，喜欢极了……我觉得《断背山》让你忘却它是关于男人与男人的问题，它就是人与人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评论界、电影界、文学界、艺术界对李安一片赞扬。这个赞扬不是虚张声势的欢呼，是出自内心的一种崇拜。
从他的文化底蕴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是当今的时髦和潮流所忽略的，所以在《断背山》里，你感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非常儒雅、非常真实、非常勇敢、非常狂热的东西。
这四点恰恰在李安整个电影的表现当中，特别令人信服……《断背山》的小说很有名，好莱坞的导演都不敢接。
它是一个关于西部牛仔的题材，在美国文化含量类似于中国的寻根文学，直指美国的脊梁和灵魂。这空间太有限了。
所以我说李安勇敢。
看完《断背山》不流泪者几稀，即使你是个异性恋者。
陈丹青在一次访谈中也强调：“《断背山》真的不是关于同性恋，而是关于压抑，关于那个时代。李安刷新了牛仔文化，他深知什么是压抑。”
陈丹青是在1982年去的美国，比李安晚4年，陈丹青说他到达纽约第二年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真正的同性恋——一位在台湾长大的上海人，周龙章，当时纽约华美艺术协会主任，而且周后来在华人报端公开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开了同性恋酒吧。
陈丹青说：“同性恋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政治问题。龙章给我打开了人性的一扇窗，不然我对人性的认识会很有限，甚至是残缺的……人生是不断克服羞怯的过程，羞怯——包括恶意——有时出于偏见和意识形态，不完全是天性……人一辈子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就是性问题……对同性恋反感的人也可能对其他事反感。
有那么一种人群会对凡是他不认同的事物反感。同性恋问题特别考验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和天性。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指我们事先被灌输的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政治观。那些意识形态强的人会对各种事物反感，包括同性恋。
他甚至还没见到那个人，就会有一个立场，一种情绪，一种判断，伴随一整套例如‘违背自然规律’之类大字眼，然后立即进入厌恶状态，谴责状态。”
每个人心底深处都有一座“断背山”，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会成为同性恋，而是指每个人的隐性（原始、潜意识）部分，人性最幽微的地带，未被察觉但一直存在的“隐私”。
人自身有阴阳性，人与人之间也有阴阳性，所以与不同的人的感应不同，关系便不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时未必那么泾渭分明。
李安说，“其实人的感情很难一分为二，多是交融在一起的。如果以分布曲线来看，两边极端的部分是同性恋，那么中间的模糊地带就是同性情谊。情谊可以发展成恋爱，坐标是可以游移的。”
荷兰人高罗佩曾写《中国性史》，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性观念的宽容开放大吃一惊。因为基督教是明确反对同性恋且认为同性恋是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