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否定同性恋，也就是在否定自己

5月24日下午，台湾的“司法院大法官”今天宣布，台湾地区《民法》里“未允许同性婚姻”违宪，这意思就是说，如果在2年内，“立法院”没有进行修法的话，那台湾的同性婚姻就正式合法了。（此处应有掌声）

其实我一直不希望把“同性恋”一词过分强调，如果它仍然存在，那也绝不是一个贬义词（被歧视），它只是一个中性的陈述性词语。

福柯很早说过：“我认为‘同性恋’这个词已经作废了，因为我们关于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我们看到我们对快感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套强加给我们的词汇限制住了。

人既不是这种人，也不是那种人，既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异性恋者。我们称之为性行为的东西有一个无限广阔的范围。”

“性别中间状态”

如果将男性素质用阳表示，女性素质用阴表示，每一个个体，无论男女都是阴阳结合体，或者说每个人都处于“性别中间状态”。

奥托·魏宁格曾写过一本《性与性格》，他说，天才只可能来自于男性意识，并认为女性的意识状态总是处于“涵拟”状（我们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总是一个概念逐渐明晰的过程，从对一个事物有所认识，到这个事物的概念完全澄清，这中间有一段蒙昧不清的状态，这就是“涵拟”）。

我当然不同意他“天才只可能来自于男性意识”的判断，但是他提出的“涵拟”说很有趣，而且魏宁格用M代表绝对的男性，F代表绝对的女性，他指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男人和女人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每个男人身上都同时带有男人和女人的特质，而女人亦是如此。

我们会发现一些男性比较温柔、细腻，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是病态的，相反，是更为正常和完整的，这些男性会表现得更加善解人意；

而一些女性是比较刚强、好战的，这也是一种“性别中间状态”，她们往往显得能力超群。魏宁格也提出了性吸引规律，每个人都需要素质的互补方。

这样，我们便很好理解为什么单纯忧郁的肖邦会被成熟强悍的乔治·桑吸引，而萨特和波伏娃两人各自的“异性”（隐性）部分都较强，所以他们用强大的精神（身体）纽带嘲笑了一纸婚约的无能。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到过：“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

当然世间有男女之分，男性有男性体征，女性有女性体征，男性是男性素质（自身显性）多于（强过、盖过）隐性，男性个体间的这种显性隐性比例也不尽相同，女性同理。

用印度教义来说，一个男人你不要将他看成男人，而要将他视为梵；一个女人也不要将她看成女人，而要将她视为梵。梵怎么会有性别属性呢？它可男可女，非男非女。

对同性恋反感的人也可能对其他事反感

我要说说我喜欢的导演李安了。很多人说他擅长拍同性恋电影，其实就像李安自己说的：“对同性恋，我不歧视，但也没有特别的兴趣，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最能牵动李安内心的还是“伦理”，比如如何面对长辈，如何处理尽孝和自我实现的冲突。李安在拍摄《喜宴》之前对同性恋并没有特别了解，还担心拍不对，得罪人，于是参加一些同性恋族群的活动，观察他们。

《断背山》上映后，谭盾写下一篇文章，他说：“我和爱人一起看完李安的《断背山》，感动极了，喜欢极了……我觉得《断背山》让你忘却它是关于男人与男人的问题，它就是人与人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评论界、电影界、文学界、艺术界对李安一片赞扬。这个赞扬不是虚张声势的欢呼，是出自内心的一种崇拜。

从他的文化底蕴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是当今的时髦和潮流所忽略的，所以在《断背山》里，你感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非常儒雅、非常真实、非常勇敢、非常狂热的东西。

这四点恰恰在李安整个电影的表现当中，特别令人信服……《断背山》的小说很有名，好莱坞的导演都不敢接。

它是一个关于西部牛仔的题材，在美国文化含量类似于中国的寻根文学，直指美国的脊梁和灵魂。这空间太有限了。

所以我说李安勇敢。

看完《断背山》不流泪者几稀，即使你是个异性恋者。

陈丹青在一次访谈中也强调：“《断背山》真的不是关于同性恋，而是关于压抑，关于那个时代。李安刷新了牛仔文化，他深知什么是压抑。”

陈丹青是在1982年去的美国，比李安晚4年，陈丹青说他到达纽约第二年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真正的同性恋——一位在台湾长大的上海人，周龙章，当时纽约华美艺术协会主任，而且周后来在华人报端公开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开了同性恋酒吧。

陈丹青说：“同性恋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政治问题。龙章给我打开了人性的一扇窗，不然我对人性的认识会很有限，甚至是残缺的……人生是不断克服羞怯的过程，羞怯——包括恶意——有时出于偏见和意识形态，不完全是天性……人一辈子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就是性问题……对同性恋反感的人也可能对其他事反感。

有那么一种人群会对凡是他不认同的事物反感。同性恋问题特别考验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和天性。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指我们事先被灌输的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政治观。那些意识形态强的人会对各种事物反感，包括同性恋。

他甚至还没见到那个人，就会有一个立场，一种情绪，一种判断，伴随一整套例如‘违背自然规律’之类大字眼，然后立即进入厌恶状态，谴责状态。”

每个人心底深处都有一座“断背山”，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会成为同性恋，而是指每个人的隐性（原始、潜意识）部分，人性最幽微的地带，未被察觉但一直存在的“隐私”。

人自身有阴阳性，人与人之间也有阴阳性，所以与不同的人的感应不同，关系便不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时未必那么泾渭分明。

李安说，“其实人的感情很难一分为二，多是交融在一起的。如果以分布曲线来看，两边极端的部分是同性恋，那么中间的模糊地带就是同性情谊。情谊可以发展成恋爱，坐标是可以游移的。”

荷兰人高罗佩曾写《中国性史》，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性观念的宽容开放大吃一惊。因为基督教是明确反对同性恋且认为同性恋是犯罪。

中国从《诗经》、《古诗十九首》到《红楼梦》都有描述同性恋的，且并没有把同性在一起当作一件龌龊的事情来看，甚至写得非常痴情、美好。

现代文明对于“文明”的要求，有时走向了文明的反面。同性恋们会以古希腊精神为荣耀，因为古希腊实现了“人是完整的人”的理想。

任何人都无法肯定的说我只恋异性，即使在行为上我们暂时还与异性保持性爱关系，但是在某一时刻会否对同性产生喜欢、仰慕和渴望，产生一种介于友谊和爱情之间的情感，不得而知，或者不敢面对。

像勃斯韦尔、福柯那样，摒弃同性恋、异性恋的对立身份，这是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但这种进步还未广泛影响到普通人的思维。

福柯还相当深刻地说：“我认为非同性恋最烦恼的是同性恋生活样式，而不是同性行为本身。”

即在一夫一妻成为唯一合法且合乎伦理道德的性行为方式及结合方式后，非同性恋者惧怕同性恋者创造一种新的更自然的方式，来取得更令人满意的性关系和婚姻生活。

又时下的话来说就是：非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通过自由结合（而非法律保障、道德认可）取得的幸福感表示“羡慕嫉妒恨”。

《喜宴》里高伟同对母亲说：“我们朋友当中所谓的正常夫妻，吵的吵，离的离，有几对能像我跟赛门处的这么好？”

孤岛与孤独

去了台湾，我便多少有些感触：为何李安会出现在台湾，也只有在台湾会出现李安。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李安便认定要去台湾取景，台湾就是一座巨大的漂流岛屿，偏隅一方，又先后有不同的人去开放、创造。

作为孤岛需要“身份认同”，作为“局外人”也更努力地进行“身份确认”。李安电影中的主角多少有一副边缘人的样子，跟世俗环境有冲撞。他说自己一直像个外人，台湾的外省人，美国的中国人，中国人眼中的美国人。

恰好这种什么都不是的身份，成就了他什么都是。李安的教养和经历让他对更多族群、人群有理解，对人性有了更好的把握与尊重。

“如果说李安电影中存在统一哲学主题的话，那就是为本真的自我身份所做的挣扎。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焦虑是自由的眩晕’。

缺乏本真性会带来一种存在危机，在危机中，你必须解决存在于自己真正想成为得人与别人告诉你要成为的人之间的紧张状态……

自我并非在真空中形成，相反，它通过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而得到对话式的创造……一个人不得不存在于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一个人在这个环境中的经历会对这个人产生显著影响。”

李安说美国梦有两个，一是自我实现(self-fulfillment)，一是孤独、疏离(being left alone)。

人有权独处，你不要理我，我也可以不管你，彼此尊重。《制造伍德斯托克》中那位长得很爷们的男同性恋就说：“我知道我是什么，别人是否知道我是什么有什么关系。”

李安在所有影片中都讲述了“孤独”主题，孤独是人类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甚至是唯一方式。“沟通既是欲望和永远的欲望，这欲望就指示了人之间的阻碍和永远的阻碍。”

《断背山》中杰克和恩尼斯终日面对空旷孤绝的大山，能够交流的也只有彼此，寂寞将他们拉近，孤独让他们开始思考“我是谁”，人群中我们的心理空间被挤压掉，根本就忘了“我是谁”。

《色戒》里的王佳芝也是一边挣脱寂寞，一边陷入热烈的爱情。当王佳芝唱起《天涯歌女》时，易先生的眼睛湿润了，他们的关系不再像猎人和猎物、卧底与被卧底的关系，两个都心怀秘密无人倾诉的人，成了最好的知音，所以孤独到极致也就有了更真实的亲密。

福柯曾感慨：“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极其稀少，极其简单，极其可怜的法律的，社会的和制度的世界中。”传统习俗势力超乎寻常的强大，以至于成了一块遮蔽我们视野的幕布。

前几年《来自星星的你》很火。其实每一个人都来自“星星”，你看我来自外星，我看他来自外星，在互看中，他者又成为自看的“中介”，就像梅洛—庞蒂说的，人始终与他人共命运。

那么同性恋、异性恋也是共命运的，都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你在否定同性恋，也就是在否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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