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野生大熊猫的三个故事

口述 | 耿栋

耿栋：自2002年起拍摄中国野生动物，拍摄过野生大熊猫、雪豹等多种珍稀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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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野生动物摄影领域，或多或少和熊猫有点关系。2000年之前，我在投行工作，爱好摄影，经常到北京动物园看熊猫。熊猫馆是片空场地，里头有个简易房子，还有一棵树，经常能看到一只熊猫在树上趴着、躺着，懒洋洋地，一动不动。我稍微动动镜头就拍到笼舍，我就想，什么时候能拍点野的啊？

2000年，我离开投行，为了谋生，在公主坟租了个平房开了摄影门店，拍写真，拍小孩。朋友里好多玩摄影的，从野外回来就给我看片子，风光，动物，我有点坐不住了。

2002年，我把门店关了，开始拍鸟。拍了一年多，认识了一些拍摄野生动物的老师，像奚志农老师，吴秀山老师，他们都已经做了很长时间，我就跟他们学习。我一直记得奚老师说，阿栋啊，野生动物摄影现在人数少，也不给力，咱们都得努力。我很多朋友都说过类似的话，但他们后来又进入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就我一个人干下来了。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姑娘，现在是我老婆，她在一家环保组织工作，需要到四川拍摄红腹锦鸡。我得追人家啊，就跟着她走。在四川，我认识了一些自然保护区的人，大家处得跟兄弟一样，我也开始给保护区拍片子。

最初接触大熊猫，是2005年，在四川卧龙大熊猫繁育中心，那儿的空场比北京动物园的大，看得出来，工作人员尽量给熊猫模拟出野外的生活环境，但毕竟是圈养的，我拍起来总是没什么感觉。突然有一天，看到一只半大的熊猫，趴在柱子上，正在睡觉，特别可爱，我就拍了一张。到2009年微博热闹时，我把它做成了微博头像，后来看到好多人，包括一些大号，都在用这张照片当头像。我还去找微博管理员维权，人家说，这也没办法。熊猫就是有一种魅力，让人觉得它“萌”。

我想拍野生的，也去过不少四川的自然保护区，但都没有机会。大熊猫是高度独居的动物，即使在自然保护区，即使是长期在野外的保护区工作人员，对野生大熊猫也是难得一见。更别提我这种过客一样的、这儿走走那儿逛逛的摄影师。想拍大熊猫，你得对大熊猫的活动范围、习惯路线、生活习性都有所了解才行，最起码有人把你带到它活动的地方，你再守着。那段时间，我跟着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巡山，见过熊猫留下的粪便，见过它扒下的竹笋叶，见过它在竹子上的咬节……积累了一堆知识，只差见到真正的野生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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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拍摄野生大熊猫的机会，已经到了2008年，那时，电影《功夫熊猫》片方给了一家叫“保护国际”的NGO一笔钱，支持他们做一些大熊猫保护的事情，其中包括采集大熊猫的影像。他们找到了我去拍摄。

中国目前熊猫的主要栖息地有两个，四川和秦岭，四川的山高而广，熊猫分布分散，很难遇到；秦岭山体小，人为开发厉害，熊猫的聚集地小，遇到的几率就大。我去了位于陕西的秦岭长青自然保护区。那里也是我当时的老板吕植和她的老师潘文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作了十年的地方。

2008年5月9日，我到达长青，保护区派了一位当年给潘老师和吕老师做了十年助手的巡护员向定乾给我当向导，他对熊猫非常了解。我们在山间东奔西走，找了好几天，没发现熊猫，倒是赶上了地震。当时我们刚从山上回来，在保护区工作站吃午饭，突然地动山摇，我们放下碗跑到室外，扶着树勉强还能站住，咚，咚，咚，那声音有节奏地在耳朵里震，过了一会儿，山上的石头滚了下来。我们知道那是地震，但谁都没有想到是那么严重的地震。

还好，秦岭地区影响不大。我继续找熊猫，找到16号，还是没踪影。早上9点多，又跟着向导进山时，我想，没指望了，干脆回去吧。

向导突然站住了。那是过去砍伐时人留下来的一条小道，两边是茂密的竹林。他小声对我说，“有熊猫！”我顺着他指的方位看过去，却死活都看不到。

那时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熊猫是黑白两色？它是很好的伪装。在竹林里，眼睛直接的感觉就只有黑白，要几分钟之后、习惯了，才能分辨出细节。如果有敌人，熊猫就可以利用这几分钟逃脱。我跪下来，把摄像机放在膝盖上，当镜头推上去，从画面上看到有什么在动，一只黑耳朵竖在白色的头上。确实是熊猫。

向导立刻钻进了竹林，我也跟着钻，但他瘦我胖，我被竹子卡住了，左钻不行右钻不行侧身也不行。我往后跑了十来米，找到竹林间稍微宽的一条小路往里钻，看到熊猫时，它正卧着，手里抓着地上的竹子。我赶紧拍了几张。它突然跑了，穿过我们刚才走的小路，跑到了山坡上。

熊猫比我胖，却很灵巧，钻过密竹林毫不费劲。我又得绕道追。再次看到它，它正屁股冲着我，用后爪挠痒。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跟着它10个小时。我看它怎么吃竹子，怎么选择竹子，怎么睡觉。它好像对我们无动于衷。

拍摄的一段，我趴在陡峭的山坡上，熊猫在我上方吃竹子，突然拉了，我眼睁睁看着它撅起屁股，新鲜的粪便是翠绿色的，跟榴莲酥一个形状，滴着水，冒着白毛气，从它身后滚下来。它从我脸前经过，我闻到一股竹子的清香。它又骨碌碌砸到我的脚，滚了下去。我能看到粪便里几乎都是一节一节的竹子和竹叶，想到熊猫的消化能力非常差，因此需要一直吃。

那一天，我跟熊猫越久，越觉得它可爱。它左腿一蹬，右腿一蹬，背再往后倚着，半躺不躺的，吃。吃着这边的，眼睛盯着那边的，这边吃完了，毫不犹豫就冲向那边接着吃。换成人，它一定是那种“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典型。它吃着吃着突然拉了，困了就睡了，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姿势睡。像一个没受过家教的小孩，那种随意，就是动物的天性。

它一直没有跑远。我们追到一棵大树下，它已经趴在树根上睡着了。我拍了一会儿，看它睡得挺沉，想离它再近一点，端着相机往前凑的时候踩着一根干竹节，“啪”一声，估计把它惊了一下。它立刻举起前爪、张开嘴露出牙齿，我吓坏了，以为它要抓我，当时，我们只有一米远，结果，它又趴下，睡着了。

那天我拍了上千张照片，两个小时视频，到晚上七点钟，我们心满意足地下山了。很难得，遇到一只这么温顺的熊猫，从头到尾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性。我想，它应该以前很近地接触过人。保护区的人看到照片，说，见过这只熊猫，应该是吕老师和潘老师以前跟踪过的熊猫娇娇家族中的一员，他是娇娇第三个孩子，得名“小三”。我见到它时，小三已经16岁了，牙齿磨损，身上有伤，估计是发情期和其他公熊猫打架打的，见证了野外生活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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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本来打算休息，一大早，山上传来消息：又发现熊猫了。这一回是一只熊猫妈妈带着一只熊猫幼崽。我到那儿的时候，熊猫幼崽正趴在一棵树上。我拍了一会儿。母熊猫就在五六十米之外的地方绕圈子，竹林挡住了它的行踪，但我听到它一直发出低低的声音，它可能有点着急了。我觉得，不能再拍下去了。

野生动物摄影师经常面对选择。拍，还是不拍？譬如那一刻，我可以等，等幼崽从树上下来，等母熊猫走上前来，拍摄它们的相遇。也许那会是一张好片子。想想挺可惜的。但我觉得有我们在，也许幼崽要过很长时间才敢从树上下来，也许人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会变得太久。

摄影师毕竟是过客，不应该打扰野生动物。昨天我看《我们诞生在中国》，其中拍摄雪豹的摄影师讲了一个故事，他隐藏在山的背坡上，慢慢越过山脊，突然他发现下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雪豹。这时候也有一个选择，他选择不拍。如果雪豹惊醒之后看到他，几个月来他们建立的脆弱的信任就崩溃了。他爬回了山的另一边。

拍摄野生动物，靠的是运气，换个说法，你得等。王朗自然保护区一个朋友告诉我，不久前有家电视台专门去拍野生熊猫，搭了个五六米高的平台，守了20天，什么也没拍到。最后一天，都熬不住了，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台子底下一堆熊猫粪便。他们睡觉的时候，熊猫来了。

最笨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着急，在动物出没的地方天天晃悠，直到它觉得你没有危险。外蒙有个牧民，在家旁边发现了雪豹，他想拍到雪豹，买了个特普通的镜头，在家附近晃了三个月，取得了雪豹的信任，拍到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珍妮·古道尔和黑猩猩，吕植和大熊猫，都靠漫长的时间和野生动物建立信任。没有信任，不可能研究它们那么多，但现在人们也在反思，离野生动物太近，获得的东西就可能是受到干扰之后的表现。我觉得，我们和野生动物应该保持距离。

2008年5月那两天和熊猫的相遇，是为了制作《丛林之眼》短纪录片时与大熊猫的偶遇。之后的三四年，我用红外相机拍摄大熊猫：把相机绑在大熊猫经过的小径旁边的树上，它走过时，触发开关，留下影像。实际上摄影师已经不是我了，而是大熊猫自己。它证明自己存在，但我们互不干扰。

2014年8月，我又去了趟秦岭，这一次，我没有遇见熊猫。

二

口述 | 杨建

杨建：1989年到2000年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一棚从事野生大熊猫保护工作，目前是邓生保护站站长，从事野生动物和生态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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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天，我从南京林业大学毕业，赶上卧龙自然保护区来我们学校要人。那时候基层闹大学生荒，好多以前的大学生都出国了。我是四川丹棱人，作为家族的长子、长孙，只想着去个离家近的地方工作，既照顾家里的父母，又可以满意地工作，就在几个单位中选择了卧龙。到卧龙后，进入了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矩，我第一年必须呆在保护区内的五一棚野外观察站，接受基层锻炼。现在回想起来，学会了野外生存、了解了原始森林、知道了大熊猫，那是自己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五一棚是中国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它海拔2540米，研究区域方圆30平方公里，是野生大熊猫最好的栖息地之一。五一棚是1978年胡锦矗先生命名的野外观察站，从帐篷到取水的地方有五十一个台阶，故名五一棚。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具有中国符号的“熊猫外交”显露出意义，西方国家想与中国合作，就从大熊猫开始了。当时中国西部地区还存在很多以砍伐森林的森工企业，工人在砍伐森林过程中，常常会发现野生大熊猫游荡在森林中，也游荡在砍伐过的林场附近，这个情况引起了当时国家林业部的注意。四川省林业厅委派胡锦矗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要搞清楚野生大熊猫的状况。胡锦矗先生是野生动物专家，他在卧龙五一棚率先建立了野外观察站进行研究，随后国家林业部开展了全国第一次野生大熊猫资源调查，调查也是他主持的。

关于大熊猫，中国只有一些历史资料：在《诗经》和《尔雅》中曾出现过描写熊猫的记录，古称“貘”、“貊”、“食铁兽”、”白熊”“花熊”等；汉代的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也记录过大熊猫，唐代白居易曾作过一篇《貘屏赞》，认为熊猫是瑞兽，有辟邪的作用。公元618年，武则天向日本天皇赠送熊猫，算是开了“熊猫外交”的头；明朝，《洪雅县志》、《青川县志》、《平武县志》中都提到过熊猫，《说文解字》对大熊猫有了更多的诠释。民国时期，有国民党大员曾在四川的汶川及凉山一带捕捉大熊猫，把熊猫皮和大熊猫活体卖到国外。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个儿子也曾加入来中国偷猎熊猫的行列。但熊猫是怎么生活的，怎么繁殖的，所有生物学特征的情况，在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还属于非常神秘的知识，我们都不知道。

1978年，用大熊猫作为会标的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政府正式签订协议，合作研究大熊猫。WWF派来了美国博物学家乔治·夏勒，和胡锦矗老师一块，首先在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大熊猫全面的研究。这也是中国大熊猫研究的第一阶段。胡老师和乔治.夏勒以五一棚作为基地，展开了对大熊猫的全方位研究，野外调查，社区调查，大熊猫皮的收缴、无线电颈圈的运用都全面开始。

最初，五一棚就是个简单的棚子，四根木头和一块帆布撑起一个顶，野外工作人员挤在一起，冬天实在太冷，WWF用经费买来毛毯张在帐篷里面，起到保暖作用。1989年我到的时候，胡老师和夏勒已经结束了他们的研究，离开了。我还住在胡先生曾经住过的帆布棚子里，蚊虫叮咬就不说了，唯一的好处是棚里通了电。几个大学生住在这样的帐篷里面，白天到野外工作，晚上看书，学习英语，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是我们最大的娱乐来源。

1992年的一天夜里，大风把一棵枯死的桦树吹折了，半夜，我躺在棚子里，听到什么声音由远而近，还没反应过来，一截大木头从我旁边滚下去了，幸好帐篷的枝干挡住了枯木下落的力量，免于一死。帆布帐篷打坏了，我们改造了竹板的五一棚。到2000年，五一棚终于改成了3D板的砖瓦房，这个时候，由于卧龙大熊猫博物馆的建设，我离开了工作11年的五一棚。2008年地震之后，香港特区给我们捐助了一些钱，重新盖了房子，这才是现在的五一棚。

记得到五一棚第一天，不知道野外的艰苦，四川大学生物专业毕业的周小平老师教会了我野外的很多知识。上了山，步入原始森林，没有路，树木茂盛，大雾弥漫，十米之内根本看不见另一个人，脚底下满是苔藓，旁边树上，竹林中随时都能有野生动物窜出来。第一次走在野外，心里发慌，第一感觉就是“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山上啊！” 有了第一次的野外工作，恐惧的感觉渐渐少了，我想，这里生活着熊猫，一种备受关注却乏人了解的神秘动物。我觉得，可以留在五一棚，也许能为这样物种做点有用的事情，抱着这个理念，一呆就在卧龙干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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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就是野生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研究，很多研究方法得益于在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研究者，苏珊盟卡。工作上接触很多以后，我们都亲切地叫她“苏大姐”，她教会了我野生动物的监测，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如何在沿途发现的动物的粪便做出详细的记录，当时没有GPS定位技术，只能靠人工，抱着表格，填写粪便的大小、新鲜程度、是在阴坡还是阳坡发现的等等，种种细节的记录。

我第一次看到大熊猫，是1990年。那时我工作不久，听到卧龙挖药的村民反映，在卧龙沙湾的对面山脊上，一个岷江冷杉的树洞里，有一只母熊猫正带着两只熊猫幼崽。这个信息引起了当时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和民的重视，第二天，他带着我、邓维杰（现在是四川农业大学教授）、谭迎春（现在是三江保护站站长）和发现大熊猫的村民上山了。我们经过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在一个原始冷杉林密布的坡地，发现了这只母熊猫。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母熊猫外出觅食的空档，我们走进树洞，发现一对双胞胎熊猫幼崽躺在树洞厚厚的木屑上，活泼可爱。我们又惊讶又激动，张局长要求大家不要触摸熊猫幼崽，怕人的气味留在它们身上，造成母熊猫弃子现象。我们不敢打扰它们，拍了张照片，返回总部。一个月后我又去那儿找它们，找不到了，估计母熊猫带着幼崽“搬家”了。

每年的5月，在五一棚都会听到熊猫发情的叫声，循着公熊猫咆哮的声音，我们会找到熊猫，可以见到几只公熊猫决斗的场景，母熊猫一般在树上观望，谁是优胜者，她会跟优胜者交配，交配之后，它们迅速地散开。平时，想要在野外见到野生的大熊猫，的确特别困难。

1994年的冬季，我再次见到野生大熊猫。当时我一个人巡山监测，走到五一棚二道坪的位置，离一棵岷江冷杉大树还有两三米远时，一只正在吃竹子的大熊猫突然从树后面转出来看着我，大概我们都把对方吓了一跳，我不动了，它也不动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拍照，还没有等我取出相机，大熊猫就跑掉了，速度快得惊人。

野生熊猫很少攻击人类，在卧龙，作为食肉类动物的成年熊猫也没有天敌。卧龙的原始居民世代保持了一种不伤害大熊猫的理念。卧龙解放前属于藏羌族居住区，由土司、头人管理，当土司想得到熊猫皮、金丝猴皮、岩羊皮作为保暖之用，受命而来的猎人就得先祭山神，免得被怪罪。我刚到卧龙时，就有当地人告诉我，熊猫是瑞兽，人不可伤害它，还有人说，一只熊猫皮看起来就是一副太极图，所以熊猫碰不得，一碰，就动了阴阳，不吉利。当地村民在山里放牧、采药，看到熊猫，马上就收工回家。现在看来，当地村民的原始保护理念，也相对保护了大熊猫。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卧龙自然保护区出过两件打杀熊猫的事件。当地一个村民在山上下套套动物，误把大熊猫套死，这只熊猫脖子上戴着无线电颈圈，是胡先生和乔治·夏勒研究的对象（这一事件在《最后的熊猫》这本书中有记载），当时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这人被判了三年，出狱之后，又过了三年就生病过世了，当地村民告诉我，动了阴阳，会倒霉的。还有一个事件，是汶川三江乡的四个村民在山里偷猎，发现动物后以为是羚牛，打了一枪后才发现是误伤了大熊猫。他们怕被发现，把熊猫埋了，偏偏这时候他们动了心，把四个大熊猫掌取下，在倒卖的过程中被发现，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国一直致力于大熊猫的保护事业，但当地村民的生计问题也是政府在保护大熊猫的过程中应该考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粮农署在卧龙耿达乡投资建设了很多房屋，要求在高山上居住的村民搬迁到这些房屋中（当时称2758Q工程）。没有村民搬进去。当时政府不了解村民的生活习惯，羌藏民族世世代代都居住在高半山，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不习惯。空房子一直立在那儿，到2008年地震之后才拆。它是我们处理人和保护区关系的前车之鉴。

在以胡锦矗、潘文石先生为首的中国第一代研究熊猫的科研工作者进行许多熊猫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之后，我们这一代科研工作人的方向变成了从生态、经济、人文、发展角度出发，找到人与自然共生的方式，也积极地从“就地保护”过渡到“异地保护”。目前，关于大熊猫野化放归自然的研究也开始行动了。

杨建（左）和吕植（右）二十多年前的合影。

杨建在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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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棚工作了一年后，我们几个大学生搬到了5公里外的保护区总部，总部有500多人，工作和生活都在一片坝子上，分到一件干打垒的房间（用当地的片石砌的建筑，没有钢筋水泥的），已经很幸福了，总算有了个窝。五一棚留两个长期驻扎的工人，我们这些科研人员一个月上去几次，继续监测。偶尔也会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共同研究的项目，经常选择五一棚作为研究区域开展工作。那个时期，没有现在人讲条件的思想，一门心思学习，专家到卧龙进行研究，主动无条件跟着学，有外国人的研究项目，也跟着学，经常在野外和他们学英语，有时候从野外工作回来，没有带多余的记录本，整个胳膊上都写着英语单词。

在总部下属的核桃坪，还有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繁育基地，离总部以下5公里，我们每天要坐车去那里上班。繁育中心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竹子大规模开花，专家都认为大熊猫遭遇食物危机，拯救了不少的野生病饿大熊猫，饲养后不能再放回大山，这就是异地保护的开始，由这些为数不多的野生大熊猫，开展人工繁育。

1989年我刚到中心的时候，只有9只老弱病残的大熊猫，经过20多年的努力，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已经克服了大熊猫配种难、受孕难、幼崽存活难的三大难关，圈养大熊猫的数量已经达到200多只，建立了大熊猫雅安繁育基地、都江堰大熊猫疾病防控中心、卧龙黄草坪繁育基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熊猫繁育还是一片空白，记得当时大熊猫配种之后，接近生产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紧张，安排人员日夜值班，熊猫动一下、叫一声都要记录下来。一旦羊水破了，即使是深夜，同事们互相拍门，“快！要生了！”一帮人从总部的公寓冲进繁育中心，盯着监视器目不转睛，直到熊猫安全生产后才离开。兽医和其他工作人员就在熊猫生产的笼门外守着，就怕大熊猫生双胞胎。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母熊猫如何带幼崽，之前有过生双胞胎、两个都没能养活的例子很多。

到1995年，我们找到了办法，实际上就是把两个熊猫幼崽交换，这个给母熊猫带两天，那个就放进育婴箱，如果小崽吃到大熊猫妈妈的初乳，小崽存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从实践中，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帮助大熊猫小崽排便的经验，那年以后，出生的双胞胎基本都存活了。

繁育中心还面对熊猫不会交配的问题，我们通常以为把大熊猫一雄一雌放在一块就会交配，结果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母熊猫不愿意，这样造成大熊猫的种间斗争，母熊猫会把公熊猫咬伤。原来熊猫跟人一样，父母包办的婚姻根本行不通。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大熊猫雌体崇尚野性十足的雄性，后天的大熊猫是在自然的学习中了解了如何优胜劣汰，在圈养情况下，会让大熊猫隔笼学习，特别是培养亚成体大熊猫学习如何选择配偶，通过努力，圈养大熊猫学会了这些。

上世纪九十年代，繁育中心一步步把熊猫的发情难、受孕难和幼仔存活难解决了。开展圈养时，我们都知道，圈养是为了放归，是为了增加野外的遗传多样性。1998年后，每年有10-20只熊猫出生，圈养数量的增加，为野外放归提供了大熊猫数量的保证，我们觉得可以着手放归了。

在世界范围内，大型食肉动物放归还没有成功的例子。熊猫在中国的放归，目前也没有成功的例子。大熊猫野外生存不算成功，必须要融入野外种群，在后代中检测到放归大熊猫的DNA遗传物质，才算成功。为了应对大熊猫放归，我们的圈养政策也在变化。

2000年，我离开五一棚，在卧龙做了大熊猫博物馆，后来又进过国企，策划过旅游开发。2008年，我又回到保护区，在邓生保护站做站长，直到现在。工作内容依然是监测，监测包括熊猫在内的野生动物，监测竹子有没有开花，监测森林防火。我总觉得，保护区还是离不开一线的保护工作者，人是万物之灵，自然还是需要有灵气，只不过很多人需要教化，教化他们保护自己的家园。

 三

口述 | 刁鲲鹏

刁鲲鹏：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白熊坪保护站站长，白熊坪保护站是目前国内唯一保护区和NGO共建的保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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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喜欢动物，大学读了生物专业，大二下学期，看了纪录片《海豚湾》，画面太冲击了，我想，应该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做点事。

2012年，我在中科院读研二，导师把我派到秦岭三官庙保护站，研究野生大熊猫的发声和圈养大熊猫发声的区别，工作方式相当于翻译熊猫的叫声：找到熊猫，给它录音，结合它当时的行为，分析某种叫声的含义。熊猫一般在两种情况下会发出叫声，一种是母幼之间，另一种是熊猫发情时。我跟踪已经戴上无线电颈圈的几只熊猫，其中一只正好刚产了小崽，我便天天追着它跑；另外几只公熊猫，便每周轮流记录一次。

每天早上8点，我和两位向导一起进山，手举天线，搜寻熊猫的无线电颈圈发出来的信号。信号在山岭间折射，抵消或者偏移，有时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定位熊猫。毕竟有无线电的帮助，加之秦岭地区熊猫密度大，我每天都能看到熊猫，录音，拍摄，找它们的路上还要捡粪便，通过每天的粪便能够分析熊猫全年激素的变化，或者做一些竹子的样方，分析区域中竹子的质量。

如果天气允许，我每天都要做这些，曾经连续48天没下雨，我48天没休息，每天走在山里都在计算日子。那会儿，我更多是做科研的心态，想要揭示熊猫的奥秘，希望它表现更多的行为，让我获得更多的数据。最讨厌的就是找了一上午熊猫，找到时刚巧过了中午12点，它在睡觉。一般熊猫睡到下午2点，我不能打扰它，只好在旁边等着，当时山里没有信号，不能玩手机，也不敢看书，怕翻书的声音打扰它。那种干等，真是一种又要绷紧神经又无计可施的无聊。

三月会将守候熊猫的无聊全部扫空，秦岭熊猫的发情期集中在每年的3月5日至25日之间的20天。那是一年中保护区工作人员最忙的时候，能进山的都进山了。一听到公熊猫咆哮的声音我们就飞奔过去，架起摄像机、录音机开始工作。

母熊猫趴在树上，树下几只公熊猫打斗，咆哮，争取交配权。一般等它们结束后，我们要在现场捡它们落下的毛发，回去做DNA分析，明确哪几只熊猫参与了繁殖。但这种方法不能锁定真正参与繁殖的那一只。只有一次，我等到一只公熊猫终于把其他公熊猫打跑了，打斗消耗了它许多精力，它趴在地上，正等待母熊猫从树上下来。我观察了地形：它头朝下趴在一个斜坡上，背后就是一道山脊，山脊下是一条沟。我移到山脊后，慢慢向它靠近，突然从它后面拔下一撮毛，立刻扭头往沟里跳。那时我只有118斤，对能逃脱熊猫的攻击非常自信。向导还在旁边拍摄，我看到录像才觉得后怕——它回头朝我扇了一巴掌，爪子离我眼睛不到20厘米。

我握着那一撮熊猫毛，心想，这下能确定是谁参与繁殖了。当然，这件事让我被导师大骂了一通。

在三官庙保护站，我记录到了野生大熊猫至少7种声音是在圈养中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的。圈养熊猫的交配能力不如野生大熊猫，也许部分原因就是它们不能理解许多叫声的含义。

一年半之后，我回到北京，继续研三的课程，写论文，答辩，准备出国继续读博，但忙碌中，我想到初衷，为什么要学生物？想做保护；做这些研究对保护有用吗？有，但未必有多大。但对于保护，我有点灰心。稍微看看新闻就知道现在到处破坏成什么样，水，空气，食物，都不安全。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甚至一个团队的力量也太渺小。

2014年夏天，在中科院动物所开了一次生态学会，吕植老师也参加了。一散会，我们几个同学就把她拽住了。听说她建立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做了些实在的事情，我们也想跟她聊聊科研之外，学生物还能怎么走。我说，觉得现在环境破坏太严重，想做点事都不知道怎么入手。吕老师的回答我一直记得，她说，改变现状的确很难，但你为什么不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呢？东部被破坏了，西部还有好多地方不错，可以从那里先入手。

她说得很简单，但我觉得太有道理了。想保护动物，就真的做点保护的事，我不想像有的同行，研究熊猫四年，从来没见过熊猫，动物园里都没见。我决定先不读博，先到一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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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找到吕植，想和山水进行自然教育方面的合作。后来越聊越多，干脆双方合作建立一个保护站，这就是白熊坪保护站，也是国内目前唯一保护区和NGO共建的保护站。上世纪八十年代，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和胡锦矗老师在白熊坪保护站做了以熊猫为中心的大量研究，1986年左右，他们的项目结束后，唐家河保护区暂停了白熊坪保护站的运营，这次和山水的合作，将白熊坪保护站再度开启。

看到山水招募站长和研修生的启事，我投了简历。我本来投的是研修生，但最后，山水决定让我去担任站长。我有野外工作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保护区和NGO共建保护站是前所未有的事，谁也没有成熟的想法，唯一确定的是，要和地方搞好关系，也不能被制度束缚。吕老师说：“年轻人，放手干吧。”

2014年9月，我到达白熊坪保护站，它海拔1860米，是唐家河保护区海拔最高的保护站。风景特别美。春天有漫山遍野盛开的野樱桃花，夏天，野草莓、覆盆子随处可见；秋天，每一天推开门都能发现树叶的颜色跟昨天不同，冬天，白雪覆盖了竹子和松林，非常幽静。这里也危机四伏，我们经常遇到黑熊、扭角羚、采花原矛头蝮，偶尔也会遇见豹子。我们依靠一个60千瓦的小水电站发电，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走1000米山路，到水电站掏小河沟里的枯枝落叶，如果堵上了，我们就用不上电了。

保护站中有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派来的4位工作人员，有山水派来的3位研修生，我既属于山水又属于唐家河，同时向双方汇报。

在动物保护领域，熊猫同时兼顾“伞护种”和“旗舰种”的角色，它知名度高，所需要的生存环境能覆盖很多其它物种，保护熊猫，同时也就保护了一种生态环境。在白熊坪，能体会到政府对这一物种的重视。没有政府的投入，我们不可能就大熊猫做那么多基础性研究，也不可能得出野生大熊猫目前有1864只这样一个精确的数字。政府还进行生态移民，这也是一笔大投入。也只有政府能设置森林公安，他们就在保护区的大门外，一打电话说保护区里有情况，立刻出警了。有一次，我巡山途中遇到钓鱼的，说他两句让他别钓，他不听。我给森林公安打了个电话，离十几公里，20分钟就到了。

但政府体量大，有它呆板的地方，有些地方它不便管理的，NGO更能灵活地处理。

翻过白熊坪保护站所在的山坡，山那边是一个叫关坝的村子，它们没被划入自然保护区，但这一带生活着八九只熊猫。对这“散养”的几只熊猫，政府很难管理，山水就想了个办法：让老百姓承诺不打猎，不放羊，不砍树，鼓励他们养蜂，用比较高的价格来收他们的蜂蜜。让老百姓既能挣到钱又不破坏熊猫生活的环境。政府组织的联合反盗猎可能一年三五次，但山水和类似NGO可以用自己整合来的资金组织反盗猎，只要获得捐资人的同意就行，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审批环节。

NGO能够采用的方式也更灵活，还说巡护，可以带着科学家去巡护，也可以招募一批做自然深度体验的城市人跟着村民巡护，也是给村民扩大收入来源的机会。

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跟附近的村民搞好关系。他们住在保护站20公里外的村子里，几乎每星期我都要去一趟，打好交道，防火、放盗猎的工作都好进行。我发现，跟村民打交道，千万别拿自己当外人。你要对他客客气气的，他也对你客客气气，心里觉得你不过一个白面书生，未必和你说真话。跟他们打交道，你也得有点匪气，首要条件是能喝酒，我以前什么酒都不喝，现在，都练出来了。

劝他们别砍树、别挖草药，得讲究方法。有一段时间，当地人听说兰花值钱，上山挖了一些，打算卖给游客。我说，你们只是从电视上听说，有游客买吗？长一米多高，杂草似的，谁要啊？他们一寻思，有点道理，就不挖了。

政府、NGO和当地村民一块，对熊猫保护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但我觉得还不够，更多的普通人对野生动物保护有热情，我希望他们也能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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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7日早上8点多，去水电站掏落叶时，我发现一只大熊猫趴在地上，离保护站也就100米。本想着听到我的声音它可能会离开，但它没动，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它肚子地下红色的一片。

当然正好保护区的副处长在白熊坪，我立刻跟他汇报发现了熊猫，他报告了省厅，很快，成都的几位专家就出发往白熊坪赶。从成都到白熊坪的路非常难走，需要8-10个小时，他们下午五点到的，已经非常快了。

我们发现，他的腹部有一道撕裂，非常平整，不像是刀伤，更像是羚牛的顶伤。因为这只熊猫，我们现在开始做针对羚牛和植被的研究，想找到羚牛对熊猫生态的影响。它的肠子从裂口里拖出来。大部分动物身体感觉不好的时候最怕食肉动物骚扰它，它们会发现有人的地方食肉动物就少，所以，受伤之后会到人的住处周围，这是它的本能反应，并不是所谓的“向人求救”。它当时的状况经不起长途颠簸，大家决定把它放在保护站观察48小时。因为是在白熊坪发现的它，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坪坪”。

最初，坪坪吃了点东西，明显有了精神，还抱着饭盆玩了一会儿。我们都觉得很有希望。可48小时后情况就恶化了，说不清什么原因。专家组开了个会，决定把它送到成都。我们找了辆越野车，拆掉后座，把熊猫放进大转运笼里，我跟着它去了成都。车子行过满是石头的河沟路，我只能跟司机说，慢点，慢点。

在成都经过五六天的抢救，最终，在被发现九天之后，坪坪死了。尸检的结果显示高度营养不良，应该处于虚弱状态已经很长时间。又过了两天，这个消息才发布出来。

我被网友大骂，所有的信息都被人肉出来。有人说，堂堂国宝大熊猫，怎么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最好的救治？是啊，“野生”，就意味着熊猫生活在最偏远、最荒凉的山区，它不是生活在城市里，它要接受自然给它的各种残酷的考验。

这件事也让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野生大熊猫，了解自然保护区。目前，白熊坪保护站每到山忙的时候都会招募四五名志愿者，截止到去年冬天，白熊坪已经有560人天的志愿者工作量。也开放参观，我们已经接受过四十多次来自各级政府、保护区、高校、媒体、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参观。通过这种实地的参观，人们对我们建站的模式、基层保护站的工作条件、我们在这做的科研保护工作等等方面都有一个很直观的体验和认识。

坪坪之后，我再也没在白熊坪见过实体熊猫。经常地，我从固定在兽径附近的红外相机里看到它们，还发现在离坪坪最后被发现处300米的地方，很快就有其他熊猫走动。熊猫是高度独居的东西，这说明坪坪死后，它的领地已经被其他熊猫占领。截止到2013年底的数据，这个保护区生活着39只熊猫。它们一定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探才重新分配了领地。这说明这片保护区里的熊猫依然有活力。

能保持在人看不到的状态，对熊猫而言是件好事。好多人说，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不，野生动物绝不是人类的朋友，它们顶多是人类的邻居，我们和邻居互相尊重就行了，没必要像朋友似的要多好多好。现在保护熊猫，是一种特殊情况，康乾以来川西地区陡增的人类活动，将大熊猫原本连成一片的栖息地打碎，让他们不能迁徙，种群越来越少，近亲繁殖的危险越来越高，我们保护熊猫，都是去弥补过错，但不要认为它会感激或者报答。

我们习惯了那种宣传：一个小女孩骑在鸵鸟背上，却不知道那只鸵鸟受过多少折磨才能接受被人骑在身上；一只猫头鹰瞪大眼睛被理解为“萌”，实际上，那是极度的应激反应，下一步它就要逃离或者发动攻击；还有人说，遇到野生动物不要怕，用眼神和它交流，其实，几乎所有的动物，直视它的眼睛都被视为一种攻击的信号。“交流”的结果，不管对人还是对野生动物，都不好。

珍妮古道尔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进入黑猩猩社群，后来，她认为，自己当初的做法是错误的，和野生动物的亲近不应该受到提倡。这也是目前动物保护的主流意见：我们和野生动物，不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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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熊猫的图片，都由耿栋拍摄，其余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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