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马桶时来点历史，拉的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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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说到游击队，你们第一反应大概是抗战时期，活跃在我国广大华北平原上的那几支神奇的队伍，比如啥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等……
他们在芦苇荡、山沟沟里神出鬼没，打得小鬼子们哭爹喊娘的风骚身影，几乎徘徊于每个过来人的青葱岁月和中小学生影院爱国教育片里。
但是如果给你另外几个关键词：香港、幼儿园女老师、如花似玉的年轻妹纸……你能把它们跟刀尖上舔血的游击队员联系起来？嗯，把她跟港姐联系起来我信。
不过，小编表示，还真的有这种操作，不但有，人家还是游击队长！
而且，女主角还被许鞍华搬上了刚上映的电影——《明月几时有》，只不过，真实里的她比电影里还牛逼……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战火很快就燃到了香港。
残暴的日本人依照“C计划”作战方针，1941年12月8日，日本陆军第38师团越过深圳河，向新界进攻。12月18日，日军选择太古、北角、宝马角三地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随着驻港英军节节败退，日军很快长驱直入杀入港岛，很快原本繁花似锦的香港就陷入了民不聊生的境地。
随着12月底英军的投降，香港彻底沦陷，进入了日本统治时期。
日本正式接管香港
日本人在香港的统治，简直可以用无恶不作来形容，他们借重办赛马疯狂敛财，用军票替代货币，对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实行彻底垄断。此外，还开办许多烟馆和慰安所，麻痹香港市民，并凌辱当地女性。
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日本人更是对港人进行了无情地鞭笞：当时几乎所有在港儿童都失学了，硕果仅存的学校也把日语当作主要课程。而对于市民在街上每当见到日军，无论远近皆须作90度鞠躬，否则一旦发现，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脚踢甚至是杀身之祸。
但这些苦难，这并不代表着香港人就彻底妥协了，人家只是从正面战场转移到了地下作战，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从来都没有结束。
香港地下党
日本人逐渐发现，有一支组织在反抗中极为活跃，他们不仅到处搞破坏，炸毁铁路桥梁，破坏日本军工厂的生产，还收集日军活动的秘密情报，并通过各种伪装和特殊手段和盟军军队取得联系，配合盟军进行一轮轮的空袭。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人人都近乎绝望的境地，一份份油墨印刷的八开本报纸《地下火》总是让人看到黑暗尽头的一丝光明。这份小报的封面永远是高举火炬的木版画，内容也都是关于反法西斯斗争的最新进展。
在那个一切通讯几乎中断，信息完全阻塞的时期，大概只有这样的“剑外忽传收蓟北”，才能让深陷敌占区的人们“初闻涕泪满衣裳”了吧……
狡猾的日本人也发现了这些，与军事上的破坏比起来，这种人心的激励更让那他们无法承受。于是，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发誓要把这支反抗武装从港岛的每个角落揪出来，特别是那个领头人。为此，他安排了一起起残暴的清剿活动，但是却依然一无所获。
矶谷廉介
因为，他也许做梦都想不到，这支反抗部队的大BOSS，竟然是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年轻姑娘……
她的名字，叫做孔秀芳，化名方兰，不过，人们更加耳熟能详的还是她的绰号：方姑。而她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也被称为方姑游击队。
方姑年轻时唯一留下的照片
方姑的祖籍是广东顺德人，她1921年生于香港。家里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虽然家境贫寒，但她自小就刻苦念书，想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然而，经济实在是捉襟见肘的她，只能靠着借债才勉强读完了小学。
从崇德学校毕业两年后，她甚至不得不回校当幼儿园助教，才得以赚钱还清了债务。
眠眠认为，方姑之所以会如此坚定地加入革命事业，恐怕和一个人分不开。
这个人就是她的母亲，一个同样伟大的女英雄：冯芝。
方姑的母亲，冯芝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从在故纸堆中找到关于这位英雄母亲早年的际遇，但我们唯一能确信的，就是她一直都是个民族精神极其强烈的女性。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她和那些愤怒的香港同胞一起，走上街头，用愤怒的砖石砸向日本人的店铺。而这一切，都牢牢烙印在方兰姐妹的心中。因为从那时起，冯芝就要自己的儿女们铭记：中国人永远不是好欺负的。
在母亲的影响下，方兰早在1937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参与领导香港学生赈济会的抗日募捐活动。
1938年，方兰成为了香港抗日儿童团的总团长，别被这个看起来有些幼稚的名字误导，这是一个在兵临城下的香港真正发挥着巨大作用的组织，成员们年纪最小，却都冒着生命危险在支持抗日。
抗战时期那些勇敢的儿童团
在儿童团期间，方兰的工作极为出色，领导能力十足，统筹规划的能力更是不像一个17岁的少女，因此很多香港的年轻人都慕名加入了团队，他们完成了许多组织上布置的极富挑战的任务。
一年之后，组织决定将才干出色的方兰调离香港岛，转入新界的游击区工作，从此之后，她先后担任过东纵女子中队指导员、华南队支部书记、东莞路西敌后工委委员等职。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方姑”的名声大噪，整个香江都流传着她的传说：她有时是化身为一席锦缎旗袍的富家少奶奶，有时又化身为头戴大斗铰身穿黑布衣裤的客家女。再加上居无定所，来去无踪，谁也不知道方姑的真面目。
随着香港的沦陷，滞留在当地的很多社会名人和文化人士都被困在了港岛。这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戈宝权、廖沫沙、张友渔、千家驹等，共计800多人。此外还有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陈汝棠等国民党的官员和眷属10余人以及英、美、印籍的国际友人近百人。
茅盾等社会名人被困香港
日本人的想法很明显：这些具有极大活动能力的社会名流，如果一旦可以被控制利用，就可以让民众潜移默化地接收日本人的管理和统治。为此，他们急不可耐地在报纸上刊登邀请函：“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
还有日本特务，甚至在香港的各大电影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意图收买这些名角儿。
为了躲避威胁，邹韬奋甚至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妇也是如此，他们几经周折，先是藏在坚尼地道的一个职员家，又搬迁至轩尼诗道的一所舞蹈学校，接着又从刚刚安顿下来的中环德辅道的大旅馆，转移到了干诺道的小旅馆……
香港时期的邹韬奋
然而无论怎样腾挪辗转，这些被困人士都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很难、很难、很难平安离开香港了。因为当日本人占领之后，就把对外的水陆交通出口码头、火车站全部严加封锁，这还不够，甚至还夜夜宵禁。
在这危急时刻，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急令东江纵队展开营救，要求游击队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这批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脱难。
而电影《明月几时有》中，就将这一幕戏剧化地还原了。
片中彭于晏所饰演的，就是名震香港的传奇人物——短枪队长刘黑仔。
刘黑仔原名刘锦进，是广东省宝安县人，因为身体结实，皮肤较黑，因此被当地人戏称为“刘黑仔”。他平素就喜爱武术健身，还经常在舞台上扮演智勇双全的游击队长。没想到，历史真的成全了他。
刘黑仔画像
1938年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刘黑仔目睹家乡惨遭蹂躏，便决意抗日救国。一年后，他加入了地下党，并参加了由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江纵队。正是在此时，他认识了年轻的方姑。
至于俩人有没有想电影中那样互生情愫，如今留下的历史也并未讲述这些儿女情长。我们只知道的是，他们都在那次惊心动魄的营救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最终，游击队成功地将几百名男女老少，从港岛秘密渡海送往九龙，又翻山越岭地穿过新界，经澳门、深圳、惠州等不同地方，最终送到我军抗日的大后方。
左起：黄作梅、刘黑仔、曾生、林展、尹林平
用茅盾先生的话来说，这场大营救行动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它没有任何固定路线,每条路线都是临时想出的，还经常要临时更改，凝聚着参与者的智慧和勇气。最终，这些勇士克服万难，将800多人完成胜利大转移，甚至没有一人遇害。
大营救之后，组织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安排方兰于1943年回到香港本岛，组建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并担任中队长兼指导员。
这支队伍，就是前文提到的那支抗战游击队，他们在香港九龙一带收集情报、搞爆破、埋地雷、破坏敌人生产线。因为方兰的强大号召力，几年时间里，这支队伍就从最初仅有十多个游击队员，发展成为拥有300多人的强大反抗力量。
因为方兰是队伍的绝对领袖和灵魂，这支游击队被港人称为“方姑游击队”。
值得一提的是，“方姑游击队”中有一位不在编的成员，却为这支队伍操碎了心，甚至牺牲了自己生命。她就是方兰的母亲冯芝。
对于方姑而言，母亲就是她最大的守护神。执行地下游击队任务时，无论她去哪里，母亲总会在她的身旁参与保护。这对母女用常人无法想象的警觉和谨慎，完成了一次次不可思议的任务。
回忆母亲时，方兰感叹道：
“母亲从来都对我放心不下，秘密开会时，母亲都会陪着我去，然后再接着回来，唯恐路上有失。去募捐时也会紧紧跟着，防备着有人半路抢劫。”
“当时我收入微薄，一个月仅有七块钱收入，作为活动经费都不够，更谈不上补贴家用了。但母亲对此非但没有怨言，反而总是给我送去各种好吃的。有这样的母亲，真是我的三生有幸。”
方姑去接触几个接头地点和接头人的时候，母亲都远远跟着一旁，很快她也清楚了联络的方式，协助方姑进行消息、信件、情报的交接和传递。可以说，她是一名最忠实可靠的交通员。
游击队员伍惠珍家里开着一家“伍记药材铺”，是方姑和地下党联络的重要节点。他们的联络方式极为隐蔽，将各小组的指令、宣传材料或其他物品藏在中药瓶罐的最底下，上面再填充真正的中药，放在药箱里运送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日占时期的香港，日本人盘查极为严格
然而这一次的传递，有一件极为珍贵的情报，上面交代了需要贴身保管。于是冯芝将其绑在一个火柴棒上，塞进了贴身的小袄里。没想到，这样的措施反而惹了祸。
当天下午，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那天的日本警察又盘查格外严格，当他们看到冯芝贴身居然放了一根火柴棒时，就产生了怀疑。
很快他们就发现包裹火柴棒的纸有问题，于是立刻下令逮捕了冯芝。
那一天，是1944年的3月17日。
当天晚上，方姑回到家中后发现母亲还没有回来，她心中顿时产生了极大的不安。随着夜色逐渐降临，一个不祥的预感在心底挥之不去。
第二天清晨，一个坏消息传来：日本宪兵从海军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报的游击队员张咏贤。而那张火柴棒上包着的，正是关于日本海军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报。
她的被捕，说明宪兵已经发现了这份情报，并追查到海军制船所绘图室。同时这也意味着，母亲也被捕了。
危急之刻，方姑立刻命令各小组，改变联络路线，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另一方面，她也和队员们商量营救的方案。
因为对地形熟门熟路，很快有成员指出，关押冯芝和张咏贤的拘役所后面有一条沟渠，渠内有流水通往海边，可以搭乘小艇从水路前往，停在拘役所楼下。然后游击队再从拘役所冲上楼去，将母亲用绳索从楼上吊放在小艇上，小艇就可以迅速划到海上。
救母心切的方姑左思右想，同意用此计划执行，并决定当天夜里就动手。
影片中被关押的张咏贤
没想到的是，整个计划看似可行性很高，但具体实施的时候，却遇到了问题。拘役所不但警卫森严，还有数条狼犬配合看守巡逻。队员们完全找不到可乘之机偷偷营救。
方姑明白，这就意味着想要救出母亲，一场真刀真枪的硬仗是在所难免了。这样的代价，甚至可能导致游击队的严重损失。
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避免游击队成员的更大牺牲，为了在香港继续地下斗争，方兰在这人生最重要的抉择上，选择了大义凛然地放弃营救。她压抑着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强忍着悲痛，安排队员们立刻撤离。
那一刻，她深知自己的母亲不会怪罪自己，但还是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事实上，冯芝在被关押时面对酷刑毫无惧色。无论日本人如何审问她的身份，她都以一句“我是中国人”回答。
日本人知道问不出什么，只能讲她和张咏贤转入香港赤柱监狱，不准探视。日本海军刑事部最终对冯芝、张咏贤强加“间谍罪”，并判处死刑。
赤柱监狱鸟瞰图
1944年6月22日，60岁的冯芝和19岁的咏贤姑娘，在香港加路连山遭到日军枪杀。
终于，方兰打听到了母亲英勇就义的消息，回忆起母亲当年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再联想到她伟大的反抗精神，坚强的方兰也禁不住泪流满脸。作为复仇，她选择带领队员进行更激烈的反抗活动，发誓要让日本人在香港的每一天都在惊恐中度过。
1943年，方姑在香港组建市区中队，继续支持抗战。这支中队被日本人从头至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对付他们，日军必须将一定的兵力消耗在港岛，这意味着兵力的牵制，对整个太平样战争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东江纵队鲜为人知的照片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香港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方姑根据大队指示，组织市区中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完成最终的大反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那一天，整个香港都在欢庆，除了一个人。
在整个香港海拔最高的扯旗山上，方姑跪在母亲的墓前，给母亲诉说着抗战胜利的消息，那一刻，她的哭声在山风中肆意飘散。
大公报头条：日本投降
抗战结束后，方姑以方兰的名字，在香港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担任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党活动。1949年后，她又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而当年方姑游击队的那些成员们，都变成了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回到了世俗的岗位中，仿佛那个曾经的传奇，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香港了回归祖国。方兰当年的老战友们，再一次回到了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她徘徊在抗战烈士碑园，仿佛又听到了母亲不屈的声音：我是中国人！
次年五月，方兰病逝于广州，享年77岁。一代传奇，英雄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