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能系”此前大举买入格力电器股票，所持股份增至4.13%，成为格力电器第三大股东，逼近5％举牌线。近日，董明珠公开回应前海人寿增持格力一事，说到“（资本）如果称为中国制造的破坏者，他们会成为罪人。”
12月5日，保监会的监管函让许多被举牌的公司暂时松了一口气。“野蛮人”争夺企业控制权或许就此暂缓。
不过纵观近些年来上演的控制权争夺“大戏”，也各有各的“戏核”。
文 / 田刚 自媒体人、企业营销顾问、米迪亚文化CEO
太阳底下无新事，围绕企业控制权的争夺由来已久。
1993年，我国发生第一起上市公司并购案，史称“宝延事件”。深圳宝安集团上海分公司通过与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和宝安华阳保健品公司两家关联企业组成一致行动人，以19.8%持股权成为延中实业第一大股东，与延中实业原第一大股东展开争夺，最终取得实质性控制权。
粗略统计，截至2015年底，单单上市公司就发生过500多起控制权争夺事件。其中，控制权成功转移的占绝大部分，在成功转移的案例中，转移两次及以上的接近三分之一。证券市场之外也不清净，业务重构、并购重组等原因引发的控制权之争同样不断发生。
每一次风波出现，很多媒体都会用一句“多年前引进的资本，为此次争夺埋下了伏笔”来加以解释。其实这是一种极为偷懒的做法。按照这个逻辑，几乎所有引进过资本的规模化公司，都存在大概率的控制权争夺风险。但事实上，那些被媒体聚焦、被大众围观乃至“指指点点”的控制权争夺事件，自有其独特的成因和特征。
2001年6月，新浪创始人王志东与其“人生贵人”段永基以及以段永基为代表的资本方对新浪网控制权的争夺，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彼时，因新浪网股票大跌，时任CEO、新浪网创始人，同时也是新浪第四大股东的“中国互联网之王”王志东被突然解职，称自己遭遇“暗算”。新浪前身四通利方的天使投资人，同时也是新浪网第二大股东的四通公司掌舵人段永基，则一反之前始终支持和信任的姿态，公开炮轰王志东并未带领新浪盈利，“希望换一个烧钱慢一点的CEO”。最终，作为四通方利益的代表，新浪COO茅道临“临危受命”成为第三任CEO，后来成为第四任CEO的汪延则由中国区总经理擢升为总裁。
事后有行业人士分析，王志东和比他大20岁的段永基在性格上差别很大，一个是内敛坚忍的承受型，一个是老辣张扬的攻击型，两人之间存在战略上的分歧。自从新浪首任CEO、来自硅谷的职业经理人沙正治及其团队退出，王志东升任CEO，反对的声音就一直没停过。其中，“坚持广告为主的盈利模式，经营风格太过保守”就是对他最多的指责。根据美林证券的一份事后报告，王志东和新浪董事会的根本矛盾在于并购策略出现分歧，董事会责怪王志东在多项并购中表现不积极，未能抓住机会，尤其是在台湾市场，没有借助并购让新浪壮大。
新浪的控制权之争，诱因也许是股票大跌、资方利益受损，但本质上却是方向之争、战略之争，如果王志东烧钱少一些，又或者不过分坚持广告为主的门户盈利模式，而是顺应董事会的资本扩张战略，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
2014年8月，雷士照明创始人、CEO吴长江和时任董事长王冬雷因争夺企业控制权，同一时间各自召开“官方发布会”隔空对撕，乃至发生暴力冲突，轰动一时。
回顾雷士的发展，以吴长江为中心的三次“夺权”，每一次都引发了极大的社会震动，最终以吴长江的失败和“照明一哥”雷士的坠落告终。细究会发现，吴长江与雷士另两位创始人杜刚、胡永宏的反目是后续一系列事件的根源。
雷士照明由吴、杜、胡三人分别出资45万元、27.5万元、27.5万元创立，但因为吴长江喜欢赌博，还从公司账上拿钱还赌债，早在2002年，杜、胡两人便有意稀释其股权。不料到了2005年，因得到经销商和供货商的大力支持，反而是吴长江迫使杜、胡两人出局。根据凤凰财经报道，三人“分家”当晚，仅准许杜、胡二人进入的会议室摆满了明晃晃的器械，两人不签字就不能离开。
这一次“政变”，直接导致了后两次的争斗：为了支付杜、胡两人各8000万的现金“分手费”，吴长江四处筹钱，阎焱作为首席合伙人的软银赛富以2200万美元入股雷士，在董事会的席位甚至超过吴长江；其后，为了平衡软银，吴长江于2008年引入高盛，不料引起软银反弹，不仅立刻增资持股至第一大股东，而且在雷士上市后的2011年引入施耐德，联手逼宫让吴长江“二次下课”；在经历经销商抗议、供应商断货、员工大罢工等长达一年多的争斗后，为了再次掌权，吴长江又于2012年12月引入“盟友”王冬雷的德豪润达，并因此在2013年6月重返雷士权力中心，逐步恢复CEO职务；而这，恰恰又为后来与王冬雷的火拼埋下了伏笔……
与王志东败走新浪和吴长江雷士争夺相比，国美“黄陈大战”的影响不遑多让。
黄光裕和陈晓的合作始于2006年国美并购永乐电器，两人一直默契有加，以至于黄光裕在2008年底入狱后，第一时间将国美日常经营和管理事务托付给陈晓。不料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因陈晓引入贝恩资本、实施管理层期权激励等一系列“去黄光裕化”的举措，两人爆发战争，一直持续到2011年3月陈晓辞去国美一切职务、张大中接任国美董事局主席方才平息。
国美“黄陈大战”表面上是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内部斗争,本质却是创始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在黄光裕身陷囹圄、国美遭遇巨大危机的情况下，陈晓的做法不能说完全错误，而且据称当时与贝恩资本的合作前提是“保证黄氏家族的控股地位”和“贝恩不会绝对控股国美”，但最终却两败俱伤，国美的前进步伐因此被耽搁，不能不令人深思。
2011年11月，上海市国资委公开挂牌出让上海家化集团100%股权，最终，平安信托在时任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的力挺下，击败复星和海航，成为上海家化控股股东。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场完美的“联姻”。
不料在成功完成股权改制后，大股东与管理层的矛盾日益凸显，葛文耀公开抨击大股东只知道卖资产，家化风波由此爆发，后来逐渐演变为双方的控制权之争，并最终以葛文耀退休、大股东掌权告终。
复盘家化风波，可知让平安信托与葛文耀这对盟友反目成仇的原因，主要在于履约不力。最典型的例子是，作为对上海家化抱有深刻感情的创业元老，葛文耀对平安信托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不履行“全方位支持并投资70亿元把上海家化打造成国内一流时尚产业集团”的承诺，相反还在“变卖集团资产”；平安信托则指责葛文耀私设小金库、账外账，侵占公司和退休职工利益等。
2014年5月22日，港股上市公司绿城发布公告称，融创中国收购绿城24.313%股权，与九龙仓一起并列为绿城第一大股东。彼时杭州楼盘面临着极大的下行压力，个别楼盘甚至出现高达6000元/平方米的“断崖式”下跌，在这起并购中，融创孙宏斌称绿城宋卫平为“永远的大哥”。
然而，伴随着数月后杭州等地楼市成交出现复苏的苗头，这笔被认为是“大象易主”的交易却陷入僵局，股权交割迟迟未能完成，“宋卫平将重返执掌绿城”的消息引发轩然大波。2014年11月19日，宋卫平发布了“宁可失信于人，也不愿辜负绿城业主和合作方”的2500字声明，铁腕罢免了孙宏斌大将——绿城房地产总经理田强。田强随后率诸多副总及区域总经理签名抗命，并报复式地罢免了数位宋系总监，绿城争夺战正式打响。
这一事件中，宋卫平指责孙宏斌不为业主着想，违反了绿城和合作方的协议，破坏了绿城形象。孙宏斌则指责宋卫平缺乏契约精神。但不管怎么讲，正是宋卫平对于并购事宜的反悔，才引起了双方的争斗，可谓是“一次反悔引发的争斗”。
2016年初，国内餐饮业佼佼者“大娘水饺”创始人吴国强怒闯大娘水饺年会会场，并发出一封《致全体大娘人的公开信》，将品牌创始团队与资方管理团队的矛盾彻底公开，同时也将自己失去大娘水饺控制权之后的无能为力曝光在舆论之下。
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娘水饺企业控制权旁落，是吴国强“引狼入室”的结果：2013年，年满六十、感觉精力不济又没找到合适接班人的吴国强，抱着“把企业交给专业团队使其更上一个台阶的”初衷，接受了CVC的投资，让出90%的股权。当时他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三年换了三个CEO的大娘水饺不仅没有蒸蒸日上，反而日益衰落。
和大娘水饺类似的，还有1号店和汽车之家，不同的是，大娘水饺是“主动”引狼入室，1号店和汽车之家则“相对被动”。2010年，为了实现电商转型，1号店创始人于刚出让80%股权，从深圳平安融资8000万元，其后沃尔玛从平安手中接盘控股1号店，因双方发展构想不一致，于刚和另一位创始人刘峻岭于2015年7月清退股票双双离职，1号店也在今年被沃尔玛作为筹码交换给京东。而回溯历史，汽车之家CEO秦致之所以遭驱逐，除了竞购失败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汽车之家在上市前夕，以7600万美元的价格出让了55%股份给澳洲电讯，之后又让其逐渐增持至71.5%，而创始人李想和CEO秦致两人的股份加起来不足10%，以至于没有任何话语权。
和前面所有的案例都不一样，近期热闹非凡的盛大游戏管理层遭清洗事件，其根源在于私有化财团的“宫斗”。
自2014年1月宣布私有化开始，盛大游戏在两年多时间里经历了7次私有化财团的变更，形成了9大股东平台，9大股东平台又分别归属于中绒集团、世纪华通、盛大管理层3大派系，如此复杂的投资结构和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让管理层被清理看起来虽然像是一部狗血剧，但其实是早已注定了的结局。
2015年底持续至今的万科事件是近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大战，尤其是8月曝光恒大许家印入局后，万科控制权争夺愈加扑朔迷离。此次事件精彩地演绎了企业外部资本入侵和企业防守反击的故事。事实上，这样的故事二级市场上每天都在发生。
一组简单的数据是，仅2015年下半年，A股市场上便有77家上市公司遭资本举牌，涉及房地产、高科技、商业贸易等行业领域，动用资金超过1680亿元。而在今年，“入侵”万科的宝能，一共动用510亿元，举牌了8家公司。
与战略分歧“政变”、内部力量“宫斗”、外部力量“入侵”引发的争斗不同，企业控制权的争夺还有一种最典型、也最特殊的表现形式，就是继承人之间的权力争斗，国内典型案例有新鸿基地产。
新鸿基地产曾经是香港最大的地产上市公司，1990年，新鸿基董事长郭德胜因心脏病去世，新鸿基由其三个儿子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共同打理，业绩一度超过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然而2008年，就在三兄弟联袂登上《福布斯》香港第二大富豪榜之后不久，却突然爆出家族内讧，三兄弟为企业控制权恶斗不休。
与之相仿的是，影视文化圈如日中天的小马奔腾，在创始人李明意外去世之后，同样陷入争夺控制权的内讧之中，以至于小马奔腾迅速衰败，如今还面临着被并购或清算的命运。值得玩味的是，很多家族企业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困局”。
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企业控制权争夺事件，看似多由资本而起，结果也多由资本主导。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一种微妙的变化正在产生：资本与人的关系，正在朝一个新的平衡模式进化。
过去，资本意志完全支配“人”；如今，资本意志开始对“人”产生敬畏。无论是CVC的管理方拒绝大娘水饺创始人吴国强参加企业年会，还是万科王石一条微博战书就让宝能如临大敌，无不印证了这一点。而这也许将会在未来深刻地影响企业的治理、商业文明的发展，乃至社会文明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