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大国情结”，因为这个国家曾领先世界上千年，后因内忧外患而跌入低谷，但通过长达百年的奋斗和牺牲，中国又快步赶了上来，正在重返世界之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
80年前，在日本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建立人民共和国奠定了根基；
25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社会主义陷入低潮，邓小平决定“两手都要硬”，加速改革开放，使人民共和国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逆经济全球化趋势蔓延，西方霸权在南海等地傲慢地挑衅中国，
习·总
展示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和强大信心，挫败了挑衅，并以G20杭州峰会为转机，开创了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
回望这80年的历程，我们看到中国正大踏步地重返世界之巅，看到中国软硬实力的全面崛起，这一切必将对国际秩序的未来演变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史诗般的奇迹，中国工农红军转战了十四个省，战胜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了上百万敌军的包围封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南方转移到了西北，为建立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和创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80年前，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说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傅作义将军后来回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曾引用毛泽东这段名言，感叹道，当年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手下只有不到8千人呀。
在同一个讲话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中国国内外时局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最新变化，提出要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投入抗日战争。他还谈了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为更具包容性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 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该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包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随之而来的历史巨变迅速印证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这个讲话发表后的短短14年间，人民战争摧枯拉朽，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经历了数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完全民族独·立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国家，一个以人民整体利益为依归的超大型国家。
毛泽东主席还准确地预测：“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尽管在重返世界之巅的探索中，中国也经历过无数艰难曲折，但我们最终以全方位的崛起震撼了世界。
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了剧变， 1991年 12月 2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了，同时我们内部也充满悲观情绪，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
于是，有人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全面接受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同时也有人呼吁“全面抵制”西方，认为在经济领域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邓小平在这场严峻的危机中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机遇，苏联解体之后才 20来天，他就以异乎常人的勇气和洞察力，决定开启划时代的1992年南方视察，他要向自己的人民做一个重大的宣告。
邓小平应该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及东欧和苏联模式的。他 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近一年，1949年之后又 7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
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失败在他们的领导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上，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这是非常不准确的，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放在最前面，他对此是深思熟虑的。
在南方谈话前，邓小平对苏联和东欧的事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 1989年 9月 4日，他表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他还表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
1990年 7月 11日，他向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指出：西方对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1990年 12月 24日，东欧已经出现了剧变，苏联呈现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 1991年 8月 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 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回头来看，邓小平看到了机遇，但也看到了风险。他认为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只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决不能被外资控制，而是要通过引进外资和其他外部资源来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西方。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深具信心，1989年11月他对来访的外国客人说，“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同一年，他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时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样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