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认同：二十世纪早期的群体传播思想——基于特洛特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的重述与讨论

正文

本文以特洛特为中心，在介绍、批判其群体传播思想的基础上，试图整体呈现二十世纪早期群体传播研究的思想地图。

在勒庞那里，大众的崛起与社会剧变互为因果。及至十九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精英与大众、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试图洞察群体心理、群体行为的发生过程和结果。

1889年巴黎博览会期间，法国召开了数十场科学大会，其中至少四场以催眠（hypnosis）为主题。这一时期心理学界——以及后来加入的社会学界——对催眠问题的关切有两个特点：一是注意到了单独的个体有别于进入群体的个体；二是尽管存在争论，但当时的群体心理学研究总是与生物学牵连一体，“试图关联人类的心理和生理状况”。（Harley，2012：416）

心理学与生物学结合的另一重要表征，便是对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迷恋。那正是达尔文和斯宾塞被热烈拥戴的年代，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究竟源于自然选择的多样和偶然，还是依凭生物个体对环境的主动适应？个体如何在复杂的群体生态中安身立命？针锋相对的论点层出不穷。

特洛特（1872-1939）正是在上述社会和思想背景下登场的。在医学研究中，特洛特确立了“基本原则—病理—临床应用”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他把这种模式应用于对战时公共事务及相关群体心理的观察和思考中，写出了《和平与战争时期的群体本能》（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这本著作提出的“社交本能”（the instinct of gregariousness）概念初步回答了心理学界和生物学界的争论：人类接受多样、偶然的自然选择，也通过互动、社交和组群来适应、改造环境。

在正式讨论特洛特之前，有必要重述他对群体心理和群体传播领域若干核心概念的定义。这些核心概念也将作为后文整体呈现20世纪早期欧洲群体传播思想的理论起点。它们包括：

社交性（gregariousness）。个体的基础生物性本能之一，是个体作为群体成员接受其他成员的暗示且做出主动反应的行为。

暗示性（suggestibility）。特洛特从主体而非客体视角理解群体心理和传播中的暗示问题。暗示性即群体成员对同伴的观点、意志和行为保持敏感的能力，是每一成员皆能感受、传播的最强烈冲动之一，是每一正常头脑都拥有的特性。

理性和非理性。二者皆为暗示的产物，前者强调证据和论证过程，后者严格来讲应属情绪或信仰范畴。

利他主义（altruism）。它是社交性的直接产物和最高道德表达，是一种理性的理想，是个体对权力和支配的渴望，是保护欲和其他感受的综合体。

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个体为何要加入群体？群体心理何以形成？群体行为如何发生并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勒庞、塔尔德就第一个问题给出了进化论式的答案：个体因恐惧所迫或生存之需而加入群体。特洛特的观点看似与勒庞一致，他也认为个体恐惧孤独，唯有在群体中方得安全自在；而深究下去，特洛特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勒庞、塔尔德的个人主义视角，而持有后来社会学、传播学意义上明确的群体思维（group mind）。

弗洛伊德看似也以群体视角理解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但弗洛伊德认为人是部落动物而非社交动物。人因对自己的爱而需要他人，进而建立伙伴和群体关系；社交只是工具或过程，而非基础或深层的力比多（弗洛伊德，1923/2016：85）。

特洛特认为，社交本能驱动个体加入三种类型的群体：一是攻击型，譬如狼群；二是防御型，譬如羊群；三是社会型，譬如蜂群。他观察了一战中的英德交战，指出德国实践的是狼群一般的攻击型团结，而英国则是蜂群一般的社会型团结。

塔尔德则细致地辨别了“群众”（mass）和“公众”（public）两个概念。群众必然有地域和身体上的接近，公众则是纯粹心理上的集体；群众的边界是有限的，公众的边界却可无限延伸；一个人只能是一类群众中的一员，却可以同时隶属多类公众（塔尔德， 1969/2005：214-217）。

勒庞对群体的定义较为宽泛，即“一群聚集的人”。但他强调群体未必意味着身体相聚，更意味着精神聚合。群体有两大特质：一是群体心理和行为与其中的个体成员完全不同，群体不是个体的简单复制或累加；二是所有群体成员共享一致的情感和信念，即所谓的“群体心理同一律”（law of the mentality unity of crowds）（勒庞，1895/2016: 15）。这就牵涉到前述的第二个问题：群体心理何以形成？

特洛特等人主要从三方面考察了群体心理的形成机制：

（一）非理性与无意识

特洛特等人都认为群体存在轻信、易变、同一共震等心理特征，并将之归因于群体非理性和无意识。在勒庞看来，个体一旦加入群体，就“变成一个不再受自己支配的玩偶”，表现出明显的情感强化和智力压抑（勒庞，1895/2015：71）。

勒庞、特洛特所言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正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弗洛伊德认为，理性和意识遮蔽了人性的本体结构——性。群体的情感强化和智力压抑不能用“理性”来解释，也不能仅从“暗示”或塔尔德所称的“模仿”层面进行观察，而应从性欲层面寻找答案。性欲是爱之本能催生的一定程度的能量（弗洛伊德，1923/2016：109），是群体心理的本质。

（二）同一律的生成

一是生物学解释。特洛特提出，单细胞生物遇到对手就斗个你死我活，多细胞生物中的每个细胞都甘愿牺牲部分利益，与其他细胞共同组成有机体。

二是心理学解释。勒庞提供了著名的论断：传染、暗示、催眠。 “群体心理同一律”被弗洛伊德表述为：个体身上差异化的心理上层建筑被移除了，而相似的无意识基础却继续存在着，并因此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弗洛伊德，1923/2016：89）。 塔尔德更多地使用了“模仿”这个概念。他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发明、模仿和对立这三个阶段。 特洛特的观点一贯温和。他坚持自己的核心主张：社交性是个体的基础生物性本能，因而群体成员会“保持对同伴行为的敏感”，自发地回应其他成员的暗示，并在行为层面与他人沟通、互动。

（三）群体心理的转换

勒庞眼中的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随着刺激因素不断变化，群体的心理也快速发生转换。 塔尔德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群体的情感不过是“幻觉滋养的激情的极端膨胀”。

勒庞从宏观上归纳了群体心理变幻莫测的三大原因： 一是普遍信仰的衰落。 二是群体的势力不断增长且缺少制衡。 三是媒体的发展导致意见的竞争和分化。

特洛特从微观层面将群体心理的转换归因于群体暗示性的转换。群体中的暗示性并非时断时续，而是永远存在、随时随地发生。

2 0世纪早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仍受制于“刺激-反应”模式。特洛特等人并未严格界定群体心理与群体行为之间的关系，而是假定刺激和行为、反应同调、同步，从以下从三个方面考察他们有关群体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的思想遗产。

（一）议题与情境

在勒庞看来，足以煽动群众的议题应具备如下特征：其一，形式上简单明了，下文将做详述；二是采用演绎推理和大量例证；三是动员者必须深得群体信任。

除了对行动性议题和诉求的讨论，勒庞还考察了易于引发群体行为的情境。这些情境包含了特定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间接因素通常是结构化、累积性的，包括种族、传统、时间、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等。 直接因素是指那些可以直接引发群体突然行动的条件或情境，如骚乱、罢工和反叛。他概括了三种直接因素：形象、幻觉和经验。类似地，塔尔德认为，一个人推想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信念的持续增强；事实笃定，是因为人们“信以为真”（塔尔德，1890/2008：20）。

弗洛伊德也探讨了群体行为发生的情境——当群体成员的本能和无意识压抑有机会释放，人们就会采取行动。他提出引爆群体行为的三种“导火索”：神秘、强制和恐惧。它们对应的情境分别是宗教崇拜、催眠和军队解散。

（二）语言与象征

特洛特在微观层面强调了政治口号、警报和战歌的作用。他举例说，一战当中，德国人总是用“上帝惩罚英国人”这样的口号互相打招呼。“无论阶层、年龄，所有人将其作为问候语，带着喜爱和庄严使用它，唤起彼此的身份认同。

勒庞认为，一项针对群体的诉求能否被接，无关诉求本身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它在特定时段对群体的影响力。勒庞还特别在意词语、套话和雕像的运用，理由是它们能够召唤或塑造某种形象和象征，“在群众心里掀起最可怕的风暴” （勒庞，1895/2016：97-98）。

弗洛伊德就图腾崇拜中的塔布（taboo）禁忌展开精神分析，展现了图腾符号在维系部族群体方面的伟力。 此外，弗洛伊德和勒庞都注意到了符号意义的延展性。在弗洛伊德看来，英雄、领袖、神明化身为父亲，恰恰反映了人性中的恋父情结（弗洛伊德， 1913/2014：135）。勒庞则指出传统象征在今日的延伸，“今天，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已经不再享有圣坛，但他们还有雕像，或者崇拜者还在手捧他们的肖像……群众需要神，这一需求压倒一切”。（勒庞，1895/2016：66）

（三）领袖与仪式

群体行为的发生离不开领袖及其操演的仪式和戏剧化场景。特洛特认为，“群体中每个成员都有追随同伴的趋势，也反过来会被同伴追随”，而善于与群体保持一致、道德威望高、有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天赋的成员，最有希望成为领袖（Trotter，1917：29）。群体领袖应具备以下特质： 一是观念、行为必须跟群体保持一致；二是必须具备公开演讲和调动群体情感的才华；三是要有道德上的威望。

勒庞认为，在任何社会领域，服从领袖是集群生物的本能。领袖弥补了群体成员思想和行为上的缺憾，比如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匮乏、信念和意志的薄弱和动摇等。领袖动员群体的三种基本手段是断言、重复和传染。

弗洛伊德仍从个人主义视角出发，认为群体成员和领袖的区分，源于两种不同等级“自我”的分化。一种是自我本身，一种是自我理想。人皆自恋，当个体感受到自我的局限和匮乏，或以他人情感填补自身的空虚；或在更高层级上，以一个情感贯注的对象替代自己未竟的理想。前者指引人们集群，后者指引人们迷恋群体领袖。

此处有必要提及弗洛伊德与特洛特有关领袖问题的分歧。前文提到，弗洛伊德反对特洛特的核心观点“人是社交动物”而坚持“人是部落动物”，批评了特洛特的平等精神，弗洛伊德不信这种机会上的平等主义。

领袖策动群体行为的一个重要技巧是操演仪式，或制造戏剧化的行动场景。勒庞认为无论是仪式还是戏剧化，都要先激发群体的想象力进而转化为群体行动。

弗洛伊德以部族中的出生礼、成人礼和葬礼等多种仪式为例，探讨了戏剧化过程对凝聚群体道德情感、强化群体行动力的作用（弗洛伊德，1913/2014：129- 135）。特洛特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他的一贯风格——不像勒庞那样激烈，也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充满神秘主义，他把目光投向日常的群体行为，譬如群体成员之间的问候性交谈（conversation of gree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