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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盘点|陈绍良:经皮肺动脉去神经术(PADN)如何颠覆了世界肺动脉高压的治疗

严道医声网  · 公众号  ·  · 2025-03-22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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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是一类以肺动脉压升高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定义为海平面静息时肺动脉平均压(mPAP) > 20 mmHg。根据病因,世界卫生组织将PH分为五个类别: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PAH)、左心疾病相关PH、肺部疾病和/或缺氧相关PH、肺动脉阻塞相关PH和其它不明原因PH。2022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和欧洲呼吸学会(ERS)联合发布的肺高压诊断和治疗指南中报告,肺高压患者约占全球人口的1%,其中>65岁人群患病率更高。结缔组织病和先天性心脏病相关PAH的发病率可达25%~30%。未经治疗的特发性肺动脉高压(IPAH)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仅为2.8年,多死于右心衰竭。尽管针对几个关键信号通路(内皮素、前列环素、一氧化氮、TGF-β或Smad)的靶向药物改善了部分PAH患者的预后,但IPAH患者5年生存率仍不足60%。由此可见,PH依然是全球重大的疾病负担。

张航,谢渡江,朱琳琳,陈绍良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市第一医院


陈绍良教授




一、肺高压(PH)中心建立的重大意义

PH是一种严重的、进行性加重的心血管疾病,具有高致残率和高病死率。2022 ESC/ERS肺高压诊断和治疗指南指出:建立PH中心对于提高该疾病的早期诊断率、优化治疗策略、改善患者预后以及推动学科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提高肺高压的早期诊断率,减少误诊与漏诊

PH的早期症状往往较为隐匿,许多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疾病的中晚期。建立PH中心能够整合多学科资源(如心内科、呼吸科、风湿免疫科、影像科等),提高对高危患者的筛查能力;建立标准化的诊断流程,推广超声心动图、右心导管检查(RHC)、肺功能及影像学评估的综合应用,确保患者能得到及时准确的诊断;推动精准医学与生物标志物研究,利用基因检测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发现潜在的疾病机制,提高个体化诊断水平。

2. 规范化管理,提高治疗水平

PH的治疗涉及药物、介入治疗、肺移植等多种手段,建立PH中心能够制定和推广临床治疗指南,确保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患者均能接受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优化药物管理与监测,如前列环素类药物、5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PDE5i)、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等的合理使用,提高疗效并减少不良反应;推动肺高压介入治疗的发展,如经皮肺动脉去神经术(PADN)等创新技术的临床推广,为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建立远程随访与管理体系,利用智能医疗技术,提高患者的长期管理和依从性,减少急性事件的发生。

3. 改善患者预后,提高生存质量

早期干预延缓疾病进展:通过早期筛查和干预,减少不可逆性血管重塑的发生,提高患者长期生存率;个体化治疗方案优化生活质量: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合并症情况,提供个体化的康复计划,包括运动训练、营养指导和心理支持;提高患者与家属的疾病认知:定期开展患者教育,提高自我管理能力,降低焦虑和抑郁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4. 推动肺高压基础与临床研究

PH中心的建立将促进该领域的科学研究与临床转化,包括:建立大型患者数据库和生物样本库,为肺高压的流行病学研究、遗传学研究以及新型生物标志物筛选提供支撑;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评估新型靶向药物、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创新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推动国际合作,加强与全球肺高压研究中心的交流,参与国际指南制定,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5. 促进医疗资源整合,减少社会经济负担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通过建立国家或区域级PH中心,实现分级诊疗,提高诊疗效率,减少重复检查和不必要的医疗支出。

降低医保和社会负担: PH是一种慢性进展性疾病,患者长期治疗费用较高,中心的建立有助于推动相关药物和治疗的医保覆盖,提高患者的可及性,减轻家庭与社会的经济压力。

提升医护人员专业能力: 通过专科培训、继续教育和学术交流,提高医务人员对PH的认知和诊疗水平,推动学科发展。

总之,PH中心的建立不仅能够提高疾病的早期诊断率、优化个体化治疗方案、改善患者长期生存质量,同时也能推动临床研究发展、促进学科建设,并减少社会经济负担。因此,构建多学科协作、精准诊疗与长期管理并重的PH中心,将成为未来改善PH诊治现状的关键战略方向。

二、 肺动脉高压早期诊断率低的原因

PAH早期诊断率低的原因涉及症状隐匿性、诊断技术复杂性、医疗认知不足以及资源分配不均等多方面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 症状非特异性,易与其他疾病混淆

PAH早期症状隐匿(如活动后气短、乏力、胸痛)与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哮喘、冠心病、焦虑症等常见病高度重叠,易被误判为“亚健康状态”或“心理问题”。PAH缺乏典型体征,早期仅表现为轻度运动耐量下降,而特异性体征(如肺动脉瓣第二心音亢进、颈静脉怒张、下肢水肿)常在疾病中晚期出现。研究显示,PAH患者从首次症状出现到确诊平均延误约2~2.5年,误诊率高达50%以上,常被误诊为“哮喘”或“心肌缺血”。

2. 诊断技术复杂,基层医疗条件受限

确诊PAH需依赖右心导管检查(测量肺动脉平均压>20 mmHg),同时还需要测定肺动脉楔压 (PAWP) 和肺血管阻力(PVR),但该技术操作存在一定难度,多数仅能在三级医院开展。无创筛查手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超声心动图是初筛工具,但估测肺动脉压力受操作者经验、患者体型(如肥胖)等因素影响,准确性不足。肺功能检查、胸部CT等难以直接提示PAH。部分遗传性PAH(如BMPR2基因突变)需基因检测确认,但基层医院缺乏检测能力和解读经验。

3. 医生认知不足,警惕性低

IPAH发病率低(约15-50/百万),具有典型的罕见病属性,非专科医生接触病例少,诊断意识薄弱。PAH病因包括特发性、遗传性、结缔组织病相关、先心病相关、门脉高压相关等,需结合多学科知识,基层医生常难以全面鉴别。部分医生未严格遵循国际指南(如ESC/ERS)推荐的诊断流程,漏掉关键检查步骤(如V/Q显像排除慢性血栓栓塞性PH),表现为指南依从性差。

4. 多学科协作机制缺失

病因筛查依赖多科室联动,例如,结缔组织病相关PAH需风湿免疫科参与,先心病相关PAH需心外科评估,但无PH中心的医疗机构缺乏协作平台,疑难病例转诊不畅,基层医院与上级医院之间未建立高效转诊通道,导致患者辗转多个科室仍无法确诊。

5. 患者就诊延迟与认知偏差

早期轻度气短常被归因于“缺乏锻炼”或“年龄增长”,症状耐受性强,延误就医。PAH的诊疗受经济与社会因素影响,如PAH诊断涉及多项高价检查(右心导管检查、心肺运动试验等),部分患者因费用问题拒绝完善检查;偏远地区患者难以获得高级别医疗中心的诊断服务,出现地域医疗资源差异,从而影响明确诊断和及时治疗。

6. 疾病异质性与表型多样性

不同病因的PAH(如门脉高压相关PAH、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相关PAH)临床表现和进展速度差异大,增加早期识别难度。PAH患者常合并慢性肺病、左心疾病等,导致医生注意力被基础疾病分散,合并症掩盖了病情,忽略PAH可能性。

提高早期诊断率的建议措施包括:推广筛查工具,对高危人群(如系统性硬化症患者、先心病术后患者)定期行超声心动图筛查;强化基层培训,通过PH中心辐射作用,提升基层医生对“气短待查”患者的鉴别诊断能力;建设快速转诊网络:依托区域性多学科会诊(MDT)平台,实现疑似病例“筛查-转诊-确诊”一站式服务;开发新型生物标志物:如血清miRNA、内皮素-1等,探索无创早期诊断技术。
总之,PAH早期诊断率的提升需要突破技术瓶颈、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并加强公众与医生的疾病认知。通过建立规范化诊疗中心、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有望逐步缩短诊断延迟,改善患者预后。

三、 靶向药物治疗肺动脉高压的优缺点

治疗PAH的靶向药物通过作用于特定的病理生理通路(如内皮素、前列环素、一氧化氮等)改善肺血管重构和血流动力学。2022 ESC/ERS指南强调起始联合靶向药物治疗,治疗启动前“三分层”制定个体化药物方案,治疗启动后3-6个月“四分层”评估治疗效果,目标是尽量使得患者处于低危状态。以下是其主要优缺点的详细分析:

1、优点

靶向药物显著改善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靶向药物使PAH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从传统治疗的2-3年提升至7年以上(部分研究显示10年生存率可达60%)。但是,靶向药物尚未被推荐用于左心疾病相关PH的治疗,用于继发于低氧或肺部间质病变相关PH的证据不足,而不明原因PH也缺乏靶向药物治疗有效的研究结果。靶向药物可以改善运动耐量(6分钟步行距离(6MWD)增加50-100米),减少呼吸困难及晕厥发作,抑制肺血管重塑,降低右心衰竭风险,从而延缓疾病进展。例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ERA):如波生坦、安立生坦等,可降低PVR 20%-30%;5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PDE5i)如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通过增强一氧化氮(NO)信号通路扩张肺血管。

多种给药途径适应不同病情:口服药物(如安立生坦、他达拉非)便捷性高,适用于轻中度患者。吸入/静脉药物(如伊洛前列素、曲前列尼尔)快速起效,用于危重症或急性右心衰竭。根据指南推荐,初始联合治疗(如ERA+PDE5i)可显著提高疗效  (AMBITION研究显示联合治疗降低50%临床恶化风险),但TRITON研究发现双联靶向不劣于三联靶向治疗。针对PAH核心发病机制(如内皮功能障碍、血管收缩)设计的靶向药物,以期显著减少非特异性损伤。新型药物(如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利奥西呱)通过双重机制(NO依赖与非依赖途径)增强疗效。

2、缺点及挑战

靶向药物存在诸多缺点和缺陷,分述如下:
1) 副作用与安全性问题:肝脏毒性:如波生坦需每月监测肝功能;低血压与出血风险:前列环素类药物可能引起系统性血管扩张;药物相互作用:如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与5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联用会增加低血压风险(需严格禁忌)。
2) 长期疗效受限与耐药性:部分患者应答不足:约30%患者对单药治疗反应差,需升级至三联疗法或介入治疗;耐药性发展:长期使用后可能出现疗效下降(可能与受体下调或信号通路代偿激活有关)。
3) 经济负担与可及性:高昂费用:PAH靶向药物年治疗费用约10-20万元,新型Sotatercept预计月治疗费用可以达到10-15万元;偏远落后地区药物可及性低,依赖慈善援助。
4) 需严格个体化治疗:结缔组织病相关PAH对药物反应优于特发性PAH,门脉高压相关PAH疗效较差;剂量调整复杂,如静脉前列环素需逐步滴定剂量,患者依从性要求高。
鉴于存在的上述挑战,新型靶点探索如针对酪氨酸激酶(Imatinib)、血管活性肠肽 (VIP)受体的药物正在研发中。未来持续的努力方向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①基于生物标志物(如NT-proBNP、基因突变)指导的精准用药; 推动仿制药研发和医保政策优化降低用药成本。
总之,靶向药物是PAH治疗的里程碑,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但仍面临副作用、费用居高和耐药性等挑战。临床需结合患者病因、病情严重程度及经济条件制定个体化方案,同时依托PH中心的多学科协作,优化药物选择与长期管理。未来通过研发创新药物和优化医疗政策,有望进一步提升治疗可及性和疗效。

四、 肺高压非药物治疗的现状

PH的非药物治疗主要针对药物疗效不足、疾病晚期或特定病因患者,涵盖介入治疗、外科手术、物理康复及支持性治疗等领域。以下从技术应用、适应症、优缺点及进展等方面进行总结:

1.外科手术治疗

1) 肺动脉内膜剥脱术(PEA)是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CTEPH)的核心治疗手段,适用于近端血栓阻塞患者。术后90%患者肺动脉压力显著下降,5年生存率可达80%-90%。PEA依赖外科团队经验(全球仅少数中心可开展),术后残余肺动脉高压发生率达10%-20%。

2) 肺移植与心肺联合移植的主要适应症是终末期PAH(WHO功能IV级)且药物/介入治疗无效者。5年生存率约50%-60%,术后可以显著改善生活质量。但供体短缺、免疫排斥及高昂费用(全球年肺移植量仅约4000例)是限制该技术的主要瓶颈。

2.物理康复与支持性治疗

1)运动康复训练

PH患者的运动治疗需要在专业PH医生指导下进行,避免过度劳累诱发心力衰竭。其作用是通过个体化有氧运动(如步行、骑行)改善运动耐量和心肺功能。研究显示规律运动可使6分钟步行距离增加20%-30%,并能够降低NT-proBNP水平。

2 长期氧疗(LTOT)

推荐用于静息或运动后低氧血症(SpO₂<90%)的患者,以期纠正缺氧,延缓肺血管收缩和心功能恶化。非低氧血症患者氧疗无明确获益,反而可能加重高碳酸血症。

3 无创通气(NIV)

仅用于PAH合并睡眠呼吸障碍或高碳酸性呼吸衰竭患者,以改善夜间低氧,减少急性右心衰竭发作。

3. 基因与细胞治疗

限于BMPR2基因突变修复、内皮祖细胞移植等实验性治疗,目前处于临床前研究为主,尚未进入人体试验阶段。

4.介入治疗

1 球囊肺动脉成形术(BPA)

用于无法手术的远端CTEPH患者或PEA术后残余肺高压的患者,具有微创、可重复操作、改善血流动力学(术后肺动脉平均压下降约10-15 mmHg)等优点。由于肺血管损伤导致咯血(发生率5%-10%),常需分阶段多次手术。BPA处理栓塞血管的顺序也是重要的技术内容。

2 房间隔造瘘术(AS)

主要用于晚期PAH合并难治性右心衰竭,作为肺移植前的过渡治疗。其机制是通过右向左分流减轻右心负荷,但可能加重低氧血症。一般要求体循环氧饱和度下降<10%为佳。因手术风险高(围术期死亡率约10%),临床应用受限。

3 右心室辅助装置(RVAD)

短期用于急性右心衰竭的过渡治疗(如Impella RP),但长期支持装置(如HeartMate)尚在临床试验阶段。该装置可能导致血栓形成和感染的发生率升高且治疗费用高昂(单次植入成本超50万元)。

4 POTTS分流术

Potts分流术(Potts shunt)是一种通过建立降主动脉与左肺动脉之间的直接分流以减轻右心室负荷的手术方法,最初用于先天性心脏病(如法洛四联症)的姑息治疗。近年来,该技术被探索用于终末期PAH患者的治疗,尤其针对药物难治性、无法耐受肺移植或房间隔造瘘术的高危患者、儿童或青少年PAH患者(先天性PAH或特发性PAH)。经典Potts分流术是在降主动脉与左肺动脉之间植入人工血管(如Gore-Tex管道),建立直径约3-5mm的分流,也可通过胸腔镜或机器人辅助减少创伤。经导管介入技术采用支架辅助分流,使用覆膜支架在降主动脉与肺动脉间建立通道(需精准定位以避免冠状动脉或支气管动脉损伤)。目前亦有研发者在开发可调节分流量的器械,实现动态平衡肺循环与体循环压力。

5)经皮肺动脉去神经术(Pulmonary Artery Denervation,PADN)

肺动脉高压(PAH)的发生发展与神经体液调节失衡密切相关,交感神经-体液调节学说从自主神经系统与体液因子相互作用的角度,解释肺血管张力异常、血管重塑及右心功能代偿的病理过程。

(1 肺动脉交感神经-体液调节学说

a.神经调节学说

PAH患者因低氧、右心负荷增加等因素,激活交感神经系统(SNS),释放去甲肾上腺素(NE),通过结合α1-肾上腺素能受体(α1-AR)引起肺血管收缩,同时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增殖,β-肾上腺素受体(β-AR)功能失调,导致血管舒张作用减弱,从而造成收缩/舒张功能失衡。交感神经激活增加心率与心肌收缩力,短期代偿性维持心输出量,但长期导致右心室肥厚、纤维化,并引发全身血管收缩,加剧外周器官低灌注,促进炎症和氧化应激。PAH动物模型(如野百合碱(MCT)诱导大鼠)中,交感神经活性显著升高,切除交感神经可延缓肺动脉压力上升。临床研究显示,PAH患者血浆NE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如mPAP、NT-proBNP)正相关。

b.体液调节学说

内皮源性因子失衡是体液调节的核心内容,表现为缩血管因子,如内皮素-1(ET-1)分泌增加,与A型肽内皮素 (ETA)受体结合,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收缩及增殖;舒血管因子如一氧化氮(NO)合成减少,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活性下调、前列环素(PGI2)生成不足,削弱血管舒张能力。

在炎症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TNF-α))参与下,促炎因子激活核因子激活的B细胞的κ-轻链增强复合物(NF-κB)通路,诱导肺血管炎症反应及纤维化;5-羟色胺(5-HT)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与肺血管重构(通过5-羟色胺2B(5-HT2B)受体);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激活,主要通过血管紧张素Ⅱ(Ang II)作用于血管紧张素1型(AT1)受体引起肺血管收缩,血管平滑肌细胞肥大,并刺激内皮素-1(ET-1)释放;促血管收缩,醛固酮则促进心肌纤维化及肺血管周围炎症。

c.交感神经与体液因子正反馈回路

交感神经与体液因子间形成正反馈环路,进一步促进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和抗凋亡,例如交感神经激活促进体液因子释放去甲肾上腺素(NE),刺激内皮细胞释放ET-1,同时抑制NO合成;而体液因子又加剧交感兴奋,ET-1通过中枢作用增强交感神经活性,Ang II促进NE释放。无论是交感神经激活或体液因子过度释放,均通过其共同下游RhoA/ROCK通路(导致VSMC收缩与增殖)和MAPK/ERK通路(介导细胞增殖、凋亡抵抗及炎症反应)加速肺动脉高压的发生发展。

交感神经作用具有双面性,早期交感激活可能为代偿机制,长期则转为病理过程,治疗需平衡干预时机。体液因子调节网络复杂性高,单一靶点抑制(如ET-1)可能被其他通路代偿,需多靶点联合干预。因此,必须强调个体化治疗需求,不同病因PAH(如遗传性、结缔组织病相关)中交感-体液失衡特征可能差异显著。

(2 PADN术技术原理

PADN术通过选择性消融肺动脉交感神经,从根源上干预PAH的神经体液失衡机制,为药物疗效不足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尽管技术尚处于发展阶段,但其精准性和微创性带来的安全和有效展现了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a.肺动脉交感神经分布及PADN术有效性机制

肺动脉外膜的交感神经纤维主要来源于星状神经节和胸交感神经链,沿肺动脉主干至分支方向分布至远端肺小血管。亦如前述,交感神经通过释放去甲肾上腺素(NE),作用于血管平滑肌细胞的α1-肾上腺素受体(α1-AR),引起肺血管收缩和重构;PAH患者的低氧、炎症等因素刺激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导致肺血管阻力(PVR)升高和右心负荷增加;交感神经激活促进血管收缩、平滑肌增殖及炎症反应,进一步加重肺动脉重构,如此恶性循环。

b.PADN作用机制

PADN术的直接效应是通过消融使交感神经髓鞘消失、轴突融合,抑制交感神经信号传导及减少NE释放,阻断α1-AR介导的肺血管收缩及平滑肌增殖;降低RhoA/ROCK通路活性,减轻血管收缩与重构。

PADN术的间接效应包括改善内皮功能与炎症反应,减少交感神经驱动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因子(如ET-1、IL-6)释放,促进一氧化氮(NO)合成,恢复血管舒张能力。

PADN术后血流动力学改善显著,表现为:术后肺血管阻力(PVR)下降,右心室后负荷减轻,右心功能逐渐恢复;肺动脉平均压(mPAP)降低,心输出量(CO)增加,缓解终末器官低灌注的情况。

PADN术具有微创性(无需开胸,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3-5天)和靶向性(直接干预肺血管交感神经,避免全身副作用)的特点,可与靶向药物协同,增强疗效。

(3 PADN术相关临床研究

PADN-1 Phase I研究(JACC. 2013):纳入21例对药物治疗反应不佳的IPAH患者,结果表明PADN 术后即刻及3个月随访时肺动脉平均压显著降低、右心室功能持续改善;PADN术显著增加患者的6分钟步行距离(6MWD)。作为先导研究(Pilot 研究),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论证PADN术安全有效。

PADN-1 Phase Ⅱ研究(Cir Cardiovasc Interv. 2013):连续入选66例不同病因的PAH/PH患者行PADN术,显示94%患者PADN术后肺动脉平均压下降超过10%;PADN术后6分钟步行距离平均增加了94m;未发现PADN相关的手术并发症。本研究再次证实PADN的有效性及安全性,PADN术改善肺高压患者1年的血流动力学指标、运动耐量及心功能,减少PAH相关事件的发生及降低死亡率。

PADN-5研究(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9):是一项针对继发于左心衰竭的毛细血管后和前混合性肺高压(Cpc-PH)患者的假手术对照、前瞻性、随机多中心研究。证实PADN显著改善Cpc-PH患者的运动耐量,PADN组6MWD提高83m; 3年长期随访结果PADN治疗显著减少临床恶化终点事件率。该研究首次证实PADN在Cpc-PH肺高压患者中的临床获益。

PADN-CFDA研究(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9):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单盲、假手术对照研究,128例第一大类PAH患者随机分为PADN及药物组,PADN组6月的6MWD比药物组显著提高33.8m,同时显著改善血流动力学及心功能,且低危患者接受 PADN 术后“治愈率”达17%。1年随访PADN显著减少临床恶化事件。该研究显示中高危PAH患者更能从PADN中获益。

(4 PADN术用于继发于左心衰的PH的研究

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HF)是一种以心脏泵血功能下降为核心的临床综合征,其发生发展与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激活(Sympathetic Overactivation)密切相关。交感神经激活在HF早期具有代偿作用,但长期过度激活会加速疾病进展,形成恶性循环。

交感神经激活的评估指标:

血浆去甲肾上腺素(NE):直接反映交感活性,>600 pg/ml提示预后不良;

心率变异性(HRV):窦性RR间期标准差(SDNN)<50 ms提示自主神经失衡;

肌肉交感神经活性(MSNA):侵入性检测金标准,HF患者MSNA较健康人升高2-3倍;

静息心率:>70 bpm与HF恶化风险增加相关,β受体阻滞剂治疗目标为55-60 bpm。

PADN-5研究(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9)纳入98例继发于左心衰竭的Cpc-PH患者,结果证实PADN组6MWD提高83m,3年临床恶化事件率显著降低。该研究的结果直接推动了在中国开展LHD-HF-PH这一多中心研究,入选继发于左心衰的单纯毛细血管后性肺高压(Ipc-PH)和 CpcPH患者,预计2025年将获得中位随访1年多的临床随访资料。同时PADN-5研究也是即将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指导下开展国际多中心研究的基础。

五、PADN相关产品上市后国内外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愿景

PADN肺动脉射频消融仪和导管自2023年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以来,已经在中国几十家大型医疗机构开展了数百例临床应用,初步结果显示即刻有效率超过80%,中-远期随访进行中。

PADN术在2022年首次被国际权威ESC/ERS肺高压诊断和治疗指南提及,并获美国FDA突破性器械资质。目前,在欧洲、亚洲多家顶尖医院和研究机构开展PADN治疗慢性心衰合并2型肺高压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覆盖葡萄牙、意大利、瑞士、希腊、塞尔维亚、格鲁吉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同时,两项FDA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也即将在美国展开。

PADN作为中国原创发明的治疗PAH的新型介入治疗技术,其发展潜力与挑战并存。未来趋势将围绕技术创新、精准化治疗、适应症拓展及多学科整合展开,同时计划建立预测模型(如机器学习),评估患者对PADN的应答概率。PADN技术的未来将深度融合精准医学、材料科学和人工智能,从单一介入术式发展为PH全病程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技术创新、证据积累及多学科协作,PADN有望突破当前疗效瓶颈,成为PH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最终改写PH难治的临床现状。


专家简介



陈绍良

南京市第一医院 (点击进入专家个人主页)

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培训基地负责人,美国心脏病学院(ACC)及美国心脏学会(AHA)多个专科委员会委员,美国心血管造影与介入协会(FSCAI)董事会成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会临床研究学组组长。


张航

南京市第一医院 (点击进入专家个人主页)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女性健康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心衰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心衰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起搏学组副组长。
主攻方向: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及肺动脉高压的诊治。擅长起搏器、CRT、ICD的植入,右心导管检查,及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


朱琳琳

南京市第一医院 (点击进入专家个人主页)

主任医师,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3205病区主任,硕士生导师。
现为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心血管老年学组副组长、江苏省医学会高血压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妇女与儿童心律失常学组委员、江苏省高血压达标中心联盟质控专家组副组长。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级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SCI及国内核心期刊文章10余篇。从事心内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5年,擅长难治性高血压、复杂冠心病、心律失常及心力衰竭的诊断治疗。


谢渡江

南京市第一医院 (点击进入专家个人主页)

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肺血管病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胸痛分会第一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心房颤动的综合诊疗,左心耳封堵术,预防房颤所致的心源性脑栓塞(中风);心脏瓣膜疾病尤其是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疾病的诊治以及肺动脉高压等疾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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