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了冤屈想要报复社会，如果冤有头债有主，刀口对准了冤屈你的上位者，我还愿称你一声“义士”。而伤害的要是无辜群众，那就是废物、懦夫、恐怖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更有人选择把报复社会的目标放在手无寸铁的儿童，因为儿童更弱更好被伤害，对这种人只能建议恢复古代的凌迟处死。近年来许多在小学、甚至幼儿园无差别行凶的畜生，他们人生的经历跟学校、学生、甚至学生家长们没有半点交集，那为何选在学校，只有小孩子更好欺负这一种原因。
报复社会，不是针对加害者，而是选择伤害无辜的弱者，越弱越去伤害，这种现象古已有之。鲁迅先生说得好：“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最近随机报复社会的城市恐怖袭击越来越多，我从疫情末期的一系列文章中，都在预警这一趋势。文章的主旨都很类似：除了要以铁腕手段回击这些畜生之外，还必须要意识到：有人随机报复社会，该枪毙枪毙。但如果他有冤屈，造成冤屈的是谁，该不该负责，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不能因为有极端分子报复社会，普遍的不公正也变得合理了，造成问题的本源就被忽略了。
简而言之，如果产生冤屈的社会机制不纠正，就会造成更多的恐怖分子。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问题，是我们可以通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而改善的，而不是只能谴责“人性之恶”——出一次事件谴责一次，“日哭夜哭”也哭不死董卓。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当然，我们从来不否认，有些人就是天生的恶魔、娘胎中的坏种，但是这群人的比例是恒定的，只要人类不在某个历史节点忽然发生大范围的基因突变，那么反社会人格注定会以一部分稳定的比例存在于我们身边。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假如这个五年周期中随机报复社会的事件，远远高于上一个五年周期，那么必然是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找出这种变化，克服这种问题，才是解决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唯物主义，而不是要诉诸于“忽然之间人性之恶蓬勃生长”的唯心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给大家强调要重视治安问题了，因为原因很简单：经济下行周期中，必然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治安压力。
在上两篇文章中，我把治安问题分为了三类：第一，经济下行走投无路的困难群众变多导致的治安问题；第二，冤有头债有主的精准报复；第三，根植于人性之恶的、随机报复的城市恐怖主义行为。
我认为，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后两个的比例确实会增加、会越来越严峻，但根本性的问题其实是第一类问题。第一种，是走投无路式的“无恶意”犯罪，比如盗窃生活必需用品，比如穷人不抢穷人。大家如果关注一下超市老板自己运营的短视频账号就会发现，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偷食物的案件比例直线上升。
而且大数据这个东西非常可怕，我特意搜索了几个相关案例，就一直给我推送相关的内容。而且不仅仅是乡镇、县城出现这种情况，就连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案例。这一种形态社会危害性较低，是最好治理的，是可以用普遍的救济与福利避免的。
但如果第一类都治理不好，第二类、第三类治安问题会愈演愈烈。换句话说，做好了第一点，后面的问题纵然确实不能完全消除，但也会从概率上大大降低其发生。这就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想要消灭犯罪，先考虑犯罪问题的“经济基础”在哪里。
我的B站主页，自恢复以来，一直制定的就是这一期视频。因为这实实在在是一个“首要问题”。
归根结底，治安问题是一个基于经济基础的“体制性”问题。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也一直在强调我们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如果经济下行、失业人口过多、社会保障缺位，我们也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治安问题。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而不能诉诸于唯心主义史观比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堕落的人越来越多……
简而言之，现在全中国的治安傲视全球，考虑到人口基数和国土面积，我说我们现在治安世界第一，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现在良好的治安环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是理所应当的，是经济高速发展十余年、大量社会治理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生产力与技术的进步，这三重原因共同的结果。
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虽然被吸血、被剥削，但也好过去大街上做流民。比烂而论，送外卖好过在工厂流水线打螺丝，在工厂打螺丝又好过农村种地，能在农村种地又好过“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当然，说这个问题不代表我们不应该为外卖员权益、流水线工人待遇发声了。现在杠精太多，搞得我说话都得说车轱辘话。
还是那句话，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良好的治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点都不唯物。
远了不说，就说90年代的治安状况，经历过的朋友心里都有数。像唐山打人事件，这搁到90年代算个屁啊，太稀松平常了好不好。
90年代我们的城乡秩序处在一种几近于崩溃的边缘。
全国范围内农村“抗税”“反三提五统”群体事件频发，甚至有不少上千农民拿着锄头围攻乡政府、派出所的超大型群体性事件。城市中的恶性治安案件频发，黑社会、黄赌毒、偷盗抢问题简直是家常便饭，甚至出现了手上几十条人命、抢劫十几家银行的“超级悍匪”。
所以现在很多傻逼尬吹90年代，我都不知道他们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吹民国也就算了，一百多年前见过的人也不多了，可能还真能唬到点人；吹90年代是一种怎样的脑回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都还健在呢啊？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根源当然是因为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
东北和华北的老工业地区，是受下岗潮影响最大的地区，华北出了一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唱的就是下岗潮之后没落的北方工业城市。而“共和国长子”东北地区则被贴上了“小姐产地”“黑社会产地”的标签，因为男男女女都没有了工作，他们南下能做什么？女性出卖身体，成为特殊行业工作者；男性也出卖身体，成为打手。
相比而言，资本家成为了各地“招商引资”的财神爷，很多地方官员都发表过“经商人士”地位第一的类似言论，而打工人的权益无人维护，那时候血汗工厂、拖欠工资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现象，更不要提黑砖窑、黑工厂等现象。
在“先富”们的繁花之下，无产阶级们迎来了他们最漫长的季节。
《漫长的季节》中沈默的这个弟弟傅卫军，成为了街头的小混混，沈默怪罪于大爷不收养他。大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沈默的父母都是国企工人啊，在厂子出了生产事故属于工伤，然而他们的儿女，一个被变态亲戚收养，一个被迫流落街头。
这个情节的设置其实是有强烈的隐喻性的，工人们是共和国的儿女，而这一对儿女的下场……一个死在了监狱里，一个变成了连环杀手，
那么，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死得早”吗？
电视剧中这个情节很符合现实的是：国企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没了，厂办幼儿园和敬老院关了，厂办小学和医院被市里接管或者卖给私人，福利分房之类的更别提了……
所以说把这些福利都砍了，财务报表能不好看吗？有乏走狗总喜欢用这些举例子说明国企效率低如何如何，这不废话么，不看看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待遇是咋样的，把福利全砍了利润能不高吗？我上我也行！
喜欢人云亦云说当年国企利润率低的人，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自己：你是打工人吗？你对自己现在的福利待遇满意吗？你是希望老板年底又换一辆劳斯莱斯，还是希望员工待遇切实提升一点？能不能对几十年前的无产阶级同志们建立一点阶级共情呢？
所以虽然时间对不太上，但是沈默和傅卫军这对姐弟具有强烈的象征性、隐喻性：东北出小姐、出黑社会、治安差等等的固化印象是怎么来的？大下岗后，工人们没了生计，为了活下去，男人就去做打手，女人就去卖身。
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为了失足妇女、黑社会！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
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七武士》黑泽明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办？
既然我们否定了唯心主义“人性之恶”无法避免的观点，那么如何从唯物主义的角度为“最大概率降低报复社会的恐怖袭击行为”找到答案？
答案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拓宽上升渠道……
这个问题是我一直致力于探讨的永恒性的话题，今天肯定不能展开说那么多，我只就其中一点谈一谈：那就是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因为法律是所有普通人民“兜底”的最底线，法律不能伸张正义，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用暴力去伸张正义。
我在《究竟是“人民的名义”，亦或是“权力的游戏”？》这篇文章中分析过大风厂工人的斗争：
祁同伟总是喜欢吹嘘自己“胜天半子”，他靠对权贵“惊天一跪”和哭坟上位的算个狗屁“胜天半子”。《人民的名义》中只有一个人无限接近于“胜天半子”这评价，那就是王文革。
王文革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真·无产阶级，为逆天改命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第一，决定“斗争”，第二，团结领导大风厂所有工人一起“斗争”。否则剧情就不一样了：沙瑞金空降汉东清除赵家势力是既定大前提，但是从何入手是不得而知的，毕竟赵家一屁股烂账太多了，就算直接查山水庄园也不一定能照顾到大风厂。
而王文革这一把火，不但给沙瑞金找到了突破口，更改变了大风厂全体工人的命运，让他们从无人问津的牛马，变成了能上谈判桌的筹码之一了。虽然筹码也不怎么好听，但是比牛马强多了，套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叫“提升了自己的统战价值”。
还必须注意到的是，王文革的“逆天改命”之所以有效果，是因为这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强拆大风厂是一场“互联网直播”，带来了全体网民的舆论压力，所以王文革不但“胜天半子”更像是“人民的名义”真正的化身。
当然，前提这是《人民的名义》原著中的王文革，不是剧作魔改的王文革，探究小说和电视剧种两个不一样的王文革，能够为我们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启示。
首先王文革这个名字，又是姓王，又叫文革，还TM是保卫科出身，这三重buff叠起来，让人很难不怀疑作者这就是故意的。在原著与电视剧中，王文革的形象则是彻底的“两极分化”——从一个有勇有谋的的工人领袖，变成了一个猥琐凶残的犯罪分子。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王文革，是以一个恐怖分子形象出现的，不但纵火烧伤了自己，更是一个绑架犯，还“恩将仇报”间接害死了大恩人陈岩石。看过电视剧的人甚至都有不少对祁同伟产生了好感，但是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对王文革有一丝的同情。
《人民的名义》上映的时候，李达康人气第一，祁同伟圈粉无数，高小琴很多人同情，黄毛一家人见人烦，而老干部陈岩石，竟然也遭受了很多批评。这就很真实：好人取得真经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坏人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
不喜欢海瑞的人，也基本不喜欢陈岩石，觉得他“不顾大局”，觉得他法外开情，觉得他无限偏袒大风厂的刁民……诚然，陈岩石找沙瑞金批地、找孙连城要地，确实跨过了种种“程序”，这就被某些人喷搞特权。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大风厂工人们走到这种绝境，哪一步不都是“程序正义”？京都银行不贷款是程序正义，高小琴签对赌合同是程序正义，厂房被抵押是程序正义，拆迁队执行任务是程序正义，警察抓护厂队工人是程序正义……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程序正义救不了无产阶级！
在这一系列“程序正义”的进程中，大风厂工人们被逼上了绝路，是谁自始至终站在他们身边的？是老干部陈岩石。诚然，陈岩石确实破坏了所谓的“程序”，但是要没那一声“小金子”，陈老搞不好就成了推土机下的冤魂。
当年十七岁的陈岩石为解放全中国扛炸药包炸碉堡，如今七十岁的陈岩石为了大风厂的工人以血肉之躯挡在推土机前，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本色。
但我们还得进一步反思：恰恰是程序正义的缺失，逼着老革命一把骨头当火把，逼着王文革拿起刀去践行自己心目中的正义。
那么程序正义在哪里呢？在祁同伟、高小琴与陈清泉的觥筹交错中交易了。
所以沙瑞金对于大风厂“一一六事件”的定性非常准确：一场腐败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那么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反过来解决就可以了。
文章的最后，再多说两句这个问题：在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如何区分阶级斗争与随机报复社会的问题。这可能贯穿了整个人类阶级斗争史，因为既然有阶级斗争，难免会有扩大化、矫枉过正，毕竟不过正不足以矫枉；但是作为领导人民的先锋队，要解放全世界与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必须要不断修正这种“矫枉”，才能实现革命的愿景。
远了就不说了，但以六十年代日本左翼斗争为例，看看其中的恐怖主义邪路的问题。我在《日本“共产主义阵营”的四次大分裂》这篇文章里讲过日本左翼运动走过的邪路：一条恐怖主义邪路。
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是要解放全人类，自然坚决反对这种把平民生命至于不顾的恐怖主义运动。恐怖主义左已经完全背离了左翼运动普世的、人文的、解放的根本内核，而变得跟“法西斯极右”一样草菅人命。
但是也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左翼绝大多数恐怖主义活动都是很克制的、有指向性、目的性的，跟随机报复社会的那些畜生们不能相提并论。我把文章的部分内容简单摘出来大家感受一下：
当时工人们追随着学生的路线，成立了一个又一个战斗小组，其中最有名的是“狼战斗小组”“蝎子战斗小组”和“大地之牙战斗小组”。
1974年，“狼战斗小组”袭击了三菱财团的总部大楼，在炸毁大楼之前特意多次拨打电话要求平民撤离，但是被当成了恶作剧，最后造成了一定人员伤亡。《赛博朋克2077》中强尼银手炸荒坂塔，我很怀疑原型就是这次针对三菱总部大楼的袭击。
同年，“大地之牙战斗小组”不甘示弱——你炸三菱那我就炸三井，直接炸毁了地标建筑三井物产馆。同样也在爆炸签警告，要求平民撤离，吸取了这一次教训对方确实组织撤离了，因此只造成了一些人轻伤。
“蝎子战斗小组”一看两兄弟一个炸三菱一个炸三井，没得更厉害的选了。于是开拓思路，把目标定在了鹿岛建设。因为鹿岛建设在二战期间是臭名昭著的掠夺中国、朝鲜劳工的公司，所以蝎子小组打出了“为中朝同志复仇”的口号。为了避免平民伤亡，地点选择了鹿岛建设囤积建筑材料的开阔仓库，同样事先警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三大战斗小组的成绩还包括但不限于：帝人中央研究所、大成建设、间组总部，甚至还对韩国的一些设施进行了袭击（当时的韩国政府是法西斯军政权）。
随着运动的深入，三大战斗小组的目标从垄断财团转向了政治标志：他们进一步炸毁了存放日本侵略者遗骨的横滨曹洞宗总持寺，把这些侵略者物理意义上挫骨扬灰了；之后全国范围内对纪念军国主义政权的“兴亚观音”“殉国七士碑”“大东亚战争殉国供养碑”等一一炸毁，只不过由于一些技术问题破坏不大，又被日本当局修复了。不过我们现在喜欢说炸毁靖国神社，其实早就有日本的同志们已经在践行这一理想了，我们应该铭记他们。
所以说，这些“战绩”，我认为不应当把其归入“恐怖袭击”的范畴，这算得上是革命行为：首先，三大战斗小组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资本主义体制根深蒂固，我们要唤醒沉睡的人民，就必须要针对资本主义最顽固的暴雷——垄断财团；其次，他们坚定的原则就是，不能把枪口对准无产阶级同志，所以每一次都提前反复警告，甚至还会调小炸药剂量、把袭击选在深夜等。
如果再经过几十年沉淀，他们在后人的口中说不定就是一个劫富济贫的“侠盗”形象。至少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强尼银手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看这个时间，整体来讲比赤军的恐怖活动晚了几年——这就是前文中所说，归功于日共这个二五仔，日本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时间正好错开了。而工人们也非常蛋疼地经历了一遍学生组织的几个分裂阶段——跟随日共还是建立独立组织？停留在罢工示威阶段还是武装起义？护厂游击战还是恐怖袭击？
所以说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找到正确的道路恐怕需要几代人去摸索。
还是那句话：共产主义的伟大，首先在于他要解放每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但是恐怖主义则把平民的生命作为了政治砝码，则应该被人人所唾弃。
但如果你把目标放在了垄断资本、天皇、法西斯余孽身上，那我愿意称之为一声“英雄”。我们可以看到，工人战斗小组的理念非常明晰：即便在垄断公司的打工的打工人，也是无产阶级同志的一部分，我们炸财阀总部，反复提前警告，就是不愿伤到一个打工人。而对于已经死掉的日本法西斯余孽，就是死也要挫骨扬灰，死了也不许纪念。如此爱憎分明，方为革命战士的本色。
那首歌唱得好“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注意，雷锋精神可不是只有“爱”的，还要有“憎”——对敌人的仇恨，对压迫者、剥削者、侵略者的仇恨。有爱有恨但爱憎分明，这才是革命的好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