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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在参与和观察女权运动和相关话题讨论时产生的一些思考和感悟，希望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和交流。女权主义者们在宣传和实践女权主义时经常会遇到下面这些难题。虽然这些难题不一定都有唯一的最优解，也不一定需要先解决了才能推动女权，但我认为意识到这些复杂性的存在是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宣传女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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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一方面需要倡导「去性别化」，消除不必要的性别标签，让社会更多地关注和评判每个人本身的才华、能力和素质而非性别标签；但另一方面，女权运动和宣传又需要人们关注性别议题，要指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限制（对部分男性也有，但总体程度上不如女性），如果完全「去性别化」了那就根本无法讨论性别不平等了。来自种族不平等的一个经验是"colorblind racism"的危险性：一些人会躲在「我从来不考虑种族」「只有种族主义者才整天提种族」的面具背后不顾种族不平等的历史和现状，脱离实际地强行搞「平等」，所以colorblind不是真的看不见种族，而是看不见/不愿看见种族不平等，或是看见了却装聋作哑 。同理，在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下机械地不考虑和不谈论性别往往是虚伪的「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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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一方面需要强调不要给予女性不必要的保护和优待，不要把女性当小孩、当花瓶；但另一方面又要提倡（在现阶段的不平等现状下）给予女性合适何必要的保护、补偿和激励。比如对女婴、女童的额外保护，对女性生育的保护和补偿，对女性选择理工学科的鼓励等。这两方面在逻辑上一般是并不矛盾的，但确实容易造成误解和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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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一方面不希望把男女对立起来互相敌视，而是希望男女共同反思、对抗和改变父权制度（当然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可能比较悲观，觉得大部分男性是无法被团结的）；另一方面女权又需要团结和动员女性，且男性又确实是（相对）获利和（无意识）压迫的主体，也更不容易理解和同情女性的处境，所以在女权运动中更注重对女性的动员，塑造以性别为基础的共同体和「革命情谊」，并在某种程度上把男性作为「假想敌」也是可以预见（虽然并不理想）的结果。人似乎总是需要一个「他们」来强化「我们」这个共同体，需要一个「敌人」来意识到行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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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一方面主要针对的是某些言论和思维及背后的制度与文化，而非说出这些言论的个体男性或女性；但另一方面言论又不能完全孤立于个体存在，而且任何制度层面的改变也离不开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改变。但在现实中又很难把讨论的重点引到门槛相对更高也更抽象的「制度」层面，所以大多数讨论就容易在人身攻击、男女的互相指责中绕圈。相关链接：
不是人，是制度 - 知乎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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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一方面要跳出父权的预设和框架，用去性别化的语言；但一方面又要让别人听懂，鼓励更多人参与对话而不是少数人自说自话，并不至于因为反传统而完全脱离社会，所以有时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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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一方面要改变扎根在语言和观念中的不平等，消除生活中看似不起眼不重要的「小事」对女性造成的持续性的、积少成多的、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建立一定程度的政治正确，关注甚至制造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但另一方面也要干「实事」，在现实中、在基层扎实地做出一点点的改变。这两方面都必不可少，也都有很多女权主义者在努力，虽然一般大多数人会更专注于其中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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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一方面需要在影视、文学作品中宣传性别平等，让人们（尤其是孩子）知道女性科学家、女性政治家、女性飞行员等都是可以也应该存在的，并没有什么可以取笑和嘲讽的；但另一方面，过于直接或集中的宣传又容易让人反感，影响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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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一方面要消除对女性的sexualization，一方面又要鼓励女性接受和表达自己的sexuality. 但sexual objectification和sexual empowerment的区别有时并不那么清晰，主要是看当事人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和自由做出判断和选择，但这往往除了当事人外没有人能完全了解。
是不是丝袜会让许多人联想到性？这是物化女性吗？我们应如何对待？ - 8HPencil 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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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一条相关，女权一方面希望尊重女性个人意愿，而不是强行定义一个「最佳」逼女性做出某个选择；但另一方面，个人意愿也可能是内化了父权社会观念和规则（洗脑）的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需要强迫女性走出她们的comfort zone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有些女性选择家庭主妇是正常的现象，的确是她们个人意愿的体现，但同时现实中绝大多数放弃事业而「主内」的都「恰好」是女性，这显然又体现了客观存在的不平等和压迫。那我们是否要强调个体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对她们进行某种「反向洗脑」，或是纯粹从制度层面寻求改变让女性自然而然走出家庭回到职场？前者容易演变成「谴责受害者」，成为「不给勺子的鸡汤」或「正确的废话」（
正确的废话 - 知乎专栏
），而后者又十分艰难和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