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发起求助到筹资结束的整个过程，在感叹网络求助平台力量巨大的同时，侯小蕾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阶段究竟有没有必要发起轻松筹。爱心人士的救助是否来得太轻松？
由于表嫂在2016年11月1日确诊患病，这之前的10多天里一共花了多少费用她并不清楚，之后要花费多少、自费几何也是未知。但她估计患病会使表哥一家经济拮据，在获得了表哥及其他亲属同意后，她在轻松筹平台发布了求助信息。
一番行动后，到11月14日，轻松筹平台上，侯小蕾的表嫂筹集到了221804元，有7373人为她提供了个人帮助。
但一个偶然的机遇，她接触到了一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的父亲。在了解到这位父亲在面对儿子重病时的处理方式后，她对于当初的发布“轻松筹”的决定有了一丝犹疑。
“这个孩子已经得病4年，父母脱产带他异地求医，家中也不宽裕，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公开向外界发出疾病救助请求，顶多是接受儿童白血病救助组织的救助”，侯小蕾说。
她继而也了解到，远在新疆的表嫂是一名初中教师，原则上会受到城镇职工医保的保障。
为什么在有大病保险的情况下，大病患者仍依靠网络发起救助，且朋友圈里的求助信息越来越多？这合理吗？记者将疑问发布在朋友圈，却引出了更多疑问。
“虽然每次捐助金额不大，但次数多了，我也疑问，谁能保证钱是用在了治病上？”一位过去常在轻松筹上帮助大病患者的朋友告诉记者。
“经过大病保险的二次报销，医保能够覆盖80%的治疗费用”，青海省卫计委一位官员在记者的朋友圈底下回复。
“早买商业保险就不至于此。网络让求助成本大大降低。”一位在高校新闻系任教的教师认为，总在平台上帮助别人的人相当于在缴纳社保费用以后，为分担社会风险买了第二次单。
“罗一笑事件”爆发以后，侯小蕾觉得问题出在平台缺乏“必要性审核”上，这个审核应该能够回答侯小蕾的困惑——在多高的疾病负担下、家庭成员尽了哪些义务后，向社会求助是合理的？
家人对侯小蕾的“庸人自扰”很不理解，认为“轻松筹”不过是将过去在马路边摆募捐箱求助变成了在朋友圈里摆募捐箱。但侯小蕾认为互联网筹资的快捷、便利、高效使二者在影响力上有很大区别。
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医保研究专家告诉记者，互联网平台能为中国社会提供一对一救助形式，“很接地气”。
“但是，互联网大病救助平台在信息披露和监管上还有很大漏洞，一旦真实性受到挑战，会引起社会强烈的不满。”这位专家表示。
“如果互联网求助的高效被那些不必需救助的人利用，被伤害的是提供救助者、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以及整个社会诚信度和公益慈善氛围”，侯小蕾说。
记者打开一个轻松筹大病救助项目页面，发现“资料证明”版块有平台对于患者身份证信息、疾病诊断信息等内容的审核认证。而认证下方是证实患者信息真实的人员列表。页面最下方是帮助人员的捐助金额。在下面的捐助信息中，解囊者的捐助金额少则1元，多则500元。
轻松筹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于亮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5全年轻松筹大病救助板块共上线2.3万个项目，筹款金额1.8亿元，参与人数380万人次。2016年上半年，大病救助项目超过4万个，筹款金额超过4.5亿元，获得1000多万人次支持。
上述专家告诉记者，在中国的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范围仍然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慈善机构、公益组织以及各类可以帮助个人筹资的平台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庇护低收入的脆弱人群。但前提是这些平台能够规范有序运行，并对救助对象给予一定的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