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马场公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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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百余年依旧是日本出版界标杆企业的岩波书店创办于1913年, 是日本著名的综合性出版社，常年致力于普及经典作品与学术研究成果。书中，
马场公彦
以岩波书店总编辑这一身份揭示岩波书店在平成整整30年间的真实奋战轨迹。
《播种人：
平成时代编辑实录》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日本出版业概况，第二部分讲述岩波的一些重点出版项目的出版故事，第三部分谈中日出版交流。
马场公彦，
1958年出生于长野县伊那市；
1981年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部；
1983年获得北海道大学东洋哲学专业硕士学位；
2010年获得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学术博士。
1983－1988年就职于东方书店；
1989－2019年就职于岩波书店，历任编辑局部长兼数字内容事业部部长、编辑局版权管理部部长，千叶大学讲师、东京大学客座教授、立教大学大学院21世纪社会设计学科兼任讲师，早稻田大学特别研究员、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传播研究院名誉教授。
2
019
年
9
月起，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著作：
《围绕〈缅甸竖琴〉的战后史》（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日本新曜社、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日本新曜社）。
作者: ［日］马场公彦
译者: 赵斌玮 / 幸丹丹 ；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年: 2019-9
翻开当时的《朝日新闻》可以看到，从 1945 年 8 月 21 日开始，报纸以“向英灵致歉”为标题，刊登了各界有识之士的文章。第一期中大佛次郎的文章这样写道：
对于幸存下来的我们，有一种苦恼深深刺痛着我们的胸口，那就是让你们白白送死这件事。这种刺痛不会因安慰而缓解，断然不仅仅是感伤，更是无法排遣的愤怒。我们敞开着无法愈合的伤口，等待着昨日敌人登陆。我们必须冷静。还有，我们能在脑海里抹去你们的身影吗？（《朝日新闻》1945 年 8 月 21 日）
我们，被死于战争的人们包围着，带着苦恼幸存下来，或者说我们就是死里逃生的日本人。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在 8 月 28日提倡的“一亿总忏悔”，无论好坏都表达了这种心情。直到昨天，美军还是敌人，但现在我们日本人只能茫然地等待他们登陆，8 月30 日，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SCAP）麦克阿瑟叼着烟斗，在厚木机场走下飞机，来到了我们身边。
即便如此，日本人并不只是因受到重击而感到茫然。虽然生活物资极度短缺，但从军国主义的重压之下解脱后，似乎要将之前一直被压制的自我表现欲喷涌而出一般，各种各样的媒体开始复苏。1946 年 6 月的数据显示，出版协会收到的杂志申请数为 1855 件，出版杂志 1135 种。
报纸、电台、电影等所有类型媒体百花齐放，似乎要填补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领域原有价值观和资产突然崩塌而产生的空白，同时社会上也掀起了空前的杂志创刊热潮。但是这种民主与自由的果实，是占领军尤其是美国所赐予的。文艺评论家河上彻太郎说：
8 月 16 日以来，我们的国民，意外地，费尽周折找到颇为陌生的配给品，这配给品让他们不知所措。—挨饿的我们被配给了叫做“自由”的粮食。（《被配给的自由》，《东京新闻》 1945 年 10 月 26、27 日）
战败后的自由是被赐予的自由，讴歌这种自由的日本人也只不过是在主人面前摇尾乞怜的狗罢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在他国军队的占领下，只能如此吧。虽说主权在民，但也只不过是替换了之前的主人而已，这种冷冷的观点应该也算正确吧。战败当时，堀田善卫身在上海，当时的中国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是“惨胜”，这种对现实的认识深深感染了他。对于日本人，他简短地说道：
把“惨败”掩饰为“停战”，把占领军称为“进驻军”，在措辞上或者定义上，逃避严酷的现实，这种认识，我总觉得哪里错了。这是一种欺骗，不是认识。（《惨胜、解放、基本建设》，《中央公论》1958 年 2月号）
虽然日本人战败后对“自由”的簇拥是见风使舵、对强者阳奉阴违的行为，但这种当场表示恭顺以谋求方便的处世术，在幕末维新时期，在和近代西方的接触中，已得到巧妙发挥。也许我们可以批判此种国民性没有节操，但身处被别国军队占领这一制约条件下，一边恬不知耻地围成一团向美军讨要巧克力，一边忍耐着贫穷和饥饿艰难度日，普通百姓的这种韧劲，也让有些人大为欢喜，甚至可称为“血肉之躯的人类不加修饰的本性得到了恢复”。
但如果战时闭口不言的人在占领下发出的声音不符合占领者的意志，会怎么样呢？这个人的嘴会被新的主人再次封起来。某个文学作品发表的前后经过，让我明白了这个冷冰冰的现实。
我曾经酝酿过一个主题，关于战后文学中是如何描述战争的。对于可以称为战后首部作品的竹山道雄的《缅甸的竖琴》，虽然其采用了儿童文学的形式，但作者是在什么动机之下在 1947 年初战，后不久的时期写就此书，又经历了哪些曲折才得以发表，我就此做了调查。《缅甸的竖琴》刊登在 1946 年创刊的儿童杂志《红蜻蜓》上。根据主笔藤田圭雄的说法，这部作品受占领军的民间审查支队（CCD）审查，整部作品的刊登以暂时“保留（HOLD）”处理。藤田无法理解这个处理结果，于是找直接负责人交涉，结果对方答应了他的要求，最终比原定计划晚了两个月刊登了全文。
作者写作《缅甸的竖琴》的时候，正值 1946 年 5 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在解读作品时，我们不能忽视此次审判对该作品的方方面面产生的深刻影响。《缅甸的竖琴》完稿后，竹山就以东京审判旁听记的体裁写了一篇随笔《海德的审判》。在竹山看来，这次审判，是以杰基尔身份出现的“受欢迎的国家”的现代文明，对以被告海德身份出现的“不受欢迎的国家”的现代文明的审判。这篇文章原定刊登在 1947 年 1 月号的《新潮》上，但是被 CCD 定为“保留”，未能刊登。在占领时期，竹山对日本之前的战争，以及当时的东京审判持有的见解中，含有令占领当局不满意的倾向，所以作品被拒绝刊登。
关于日本人如何看待战争这一点，还有一部重要的作品，即《战舰大和的最后时刻》。作者吉田满因学生动员加入海军，以少尉副电测工的身份登上大和号。1944 年 4 月，大和号被美军击沉，吉田在漂流途中被日军驱逐舰救起，之后从战场返回。复员后不久，花了约一天时间写完《战舰大和号的最后时刻》，受小林秀雄推荐，原定刊登于《创元》1946 年 12 月创刊号。但因为审查，被禁止全文转载。虽然重写之后刊登于《新潮》1947 年 10 月号，但文章也按照指示有多处被删除（delete），甚至在劣酒派杂志《沙龙》的 1949 年 6 月号刊登时，使用了标题”小说：军舰大和”。
关于《海德的审判》《战舰大和的最后时刻》的审查以及文本更改一事，查明该事实并引发世人思考该问题之重大性的，是江藤淳。
江藤淳从 1979—1980 年在美国待了 8 个月，查阅了美国国立公文书馆的 GHQ 资料和马里兰大学所保管的 CCD 资料—普朗格文库（Prange Collection），查明了占领日本期间以美国为中心的 GHQ/ SCAP（盟军总司令部）主导的对印刷品进行审查的实际情况，该成果即为《被封闭的言语空间》，不止是在日本，即使在美国也是独一无二、充满创见的研究。
GHQ 内部有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和 CIS（民间谍报局）旗下的民间审查支队（CCD），因为 CCD 和《波茨坦公告》第 10 项所保证的言论、表达自由原则有冲突，所以该组织的存在始终处于隐匿状态，无人知晓其实际情况。对于这件事，江藤淳亦有关注。他还进一步验证了 CCD 的组织、机构、要员的实际情况，对新闻、杂志、图书等出版物和邮件、电影、广播、戏剧、通信等进行审查的流程，以及具体审查对象等。结果他论断：CCD 审查的一贯意图就是，“企图将日本变成去日本化的国家甚至是一个地区，将日本人变成日本人以外的某个谁”（江藤 183 页）。江藤淳尤其强调，时值CCD 关注的头等大事—东京审判进行之时，于是 CIE 根据 CCD 提供的信息，向在 GHQ/SCAP 麾下从事审查和谍报的总本部 G—2（参谋第二部民间谍报局）提交了文书《战争罪责信息计划》（War Guilt Information Program），并强力推进该计划。他特别指出，该文书不仅被用于东京审判的审议和判决，还让日本人失去了身份认同和对本国历史的信赖，并规定了战后日本历史记述的范例，不止占领当局，日本的知识界时至今日仍然处于其影响之下。1982 年《被封闭的言语空间》一书的原型内容开始在杂志上连载，江藤淳联系当时的社会景象，得出如下结论：
一旦该审查和宣传计划在日本的言论机构和教育系统内扎根并得到维持，那么即使在 CCD 消亡、占领结束之后，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和对历史的信赖也将保持崩溃状态，而且会随时暴露在国际审查的威胁之下。这正是昭和五十七年（1982 年）夏天发生教科书问题时出现的情况，这一点已无须在此重复指出。
在《被封闭的言语空间》出版单行本的时候，我入职岩波书店，被分配到《思想》编辑部。1991 年年底一名韩国妇女公开了曾是从军慰安妇的身份，于是从军慰安妇问题浮出水面。在学界和论 坛，围绕国家是否曾强制征召慰安妇一事，发生了持续至今的大论战。中央大学历史学者吉见义明是主张其为“国家行为”一方的代表人物，我拜访了吉见义明，并与其闲谈，他说关于慰安妇这一问题，他有责任做一些社会发言，但作为正业，他想写一写占领期日本的民众意识。他说已经去过马里兰大学的普朗格文库，收集了相关资料，于是我便邀请吉见先生为《思想》撰稿。这便是《占领期日本的民众意识—关于战争责任》这篇论文，发表在《思想》第811 号（1992 年 1 月号）上。
我作为编辑和这篇论文扯上了关系，并因此对普朗格文库的存在一事记忆格外深刻。但我阅读吉见先生随笔后的印象，却和江藤淳著作里对 CCD 的评价相当不同。从普朗格文库里保存的占领期日本报纸和杂志上可以读到各阶层日本人的各种意见。而刊登这些心声的杂志，不止人们通常会阅读的中央的综合杂志和学会杂志， 还包括公司发行的杂志和工会的机关杂志，不光是东京，也有地方小城市发行的杂志。这些报纸杂志如实记录了围绕战争责任，各种阶层、年龄、职业的人所抱有的复杂多样的看法和意识。
根据早稻田大学的和田敦彦的说法，普朗格文库是曾在 G—2 的历史部门任职的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哥顿·W·普朗格（Gordon W. Prange）为该大学带来的收藏，包含几乎所有的为进行审查而提交给 CCD 的、从 1945 年 9 月至 1949 年 11 月为止发行的报纸、杂志、图书、小册子类等印刷品。
根据负责整理普朗格文库资料的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藤卷正人的说法，该文库的资料整理始于 1960 年，2002 年完成了报纸的缩微胶卷化和杂志的缩微胶片化，在国立国会图书馆也可以查阅。2006年起作为和国会图书馆的共同事业，图书的缩微化也在进行中（《占领期杂志资料大系 大众文化篇》第 2 卷月报）。
缩微胶片收录了 14000 种杂志（总计 98702 册、报道 196万篇、推测页数 610万）的缩微胶片共有 63131 张，以早稻田大学的山本武利教授为代表的占领期杂志报道信息数据库化项目委员会完成了这些胶片的数据库化工作。该委员会接受了 2000—2004 年的科研经费，推动数据库化，并于 2006 年度起致力于普朗格文库收藏的占领时期 28 种地方权威报纸的数据库化工作，该项工作于 2012 年完成。数据库化之后作为“占领期报纸杂志信息数据库”免费在网络上公开（2013 年起转为收费公开）。
在日本，占领期研究的发端是 1972 年竹前荣治、天川晃、福岛铸郎、袖井林二郎等人结成的占领期研究会。尤其是福岛铸郎，在资料收集方面贡献巨大，虽身为在野之人，仍四处奔波于旧书店和旧纸回收厂，一点一点地收集停战后不久那段时间的资料。其 1973年赴美，是将休眠于马里兰大学的占领期资料介绍给日本的第一人，这是福岛的一大功劳。1977 年，福岛辞职后赴美国马里兰大学，专心从事普朗格文库杂志的整理和目录生成工作。他的一腔热情和努力转化成《战后杂志发掘—焦土时代的精神》（1972 年日本 editor school 出版部）一书，被授予每日出版文化奖。2006 年 6 月，福岛先生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