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专栏 | 基础研究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基础研究？如果这是一道考试题，我们应该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63年制定的《弗拉斯卡蒂研究与发展调查手册》（Frascati Manual）；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8年制定的《科学技术统计指南》中找标准答案。那就是：基础研究是指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基础研究可以进一步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定向(oriented)基础研究。纯基础研究是为了推进知识的发展，不考虑长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不致力于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或将研究成果转移到负责应用该成果的产业部门。定向基础研究则怀有这样的期望，生产出广博的知识基础，很有可能为人们业已认识到的或所期望的趋势或未来的问题或可能性提供解决方案。

但是，这个标准答案对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是没有约束力的。他们已经走过了“考试”和“唯书”阶段，他们不会去死记硬背基础研究的标准答案，他们对基础研究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的来自亲身实践的理解和体会。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我们对基础研究的理解和界定必须与时俱进。

关于基础研究，有多种说法，比如纯研究（pure research）、基础科学（basic science）、基本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纯粹基础研究（pure basic research）、绝对纯粹研究（absolutely pure research），理论研究，基础科学研究，基础性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 直到20世纪，“基础研究”作为一个政策范畴和政策术语，牢固地确定了其地位。

在二战期间，盟军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研制出了雷达和原子弹等，对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5年7月布什（V. Bush）的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发表后，“基础研究”的概念被普遍使用，并且在科学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报告在总结以往科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基础研究的性质和功能的经典观点，即基础研究导致新知识，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实际应用。可以说，布什的报告提出了创新的“线性模型”。“线性模型”为政府支持基础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报告最终导致美国于1950年成立科学基金会（NSF）。

严格地讲，政府资助科学属于政府干预科学的一种行为，但是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插手科学系统的运行。政府和科学家都深信这样一个观点，即：最有效率的科学研究，就是把科学研究彻底放手给科学家。自主性是战后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特别是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之后，美国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更加慷慨。此后不久，美国经济学家Nelson（1959年）和Arrow（1962年）从经济学的角度为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辩护，其基本观点是基础研究是市场失灵的，其产品是公共物品。于是形成了政府出钱资助科学家，科学家自主地探索真理这样一种“理想”格局。这一“理想”格局直到80年代才被打破。

英国学者Jane Calvert（2004）在1999年3月到2000年3月对美国和英国的一线科学家和科技政策制定者——24位生命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以及25位科技政策制定者，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询问他们如何界定“基础研究”。她发现，科学家和政策管理者对基础研究概念的理解，是丰富多彩的。

对“基础研究”的实际理解

（数据来源：Calvert, J., 2004。注：这些数字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受访者中，人们最普遍提到的划分基础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的标准，是从认识论和从意图来界定。笔者通过文献分析以及与我国一线科学家和科技政策者的实际接触，发现我国基本上也是从上述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来理解基础研究。

（一）“应用基础研究”概念应运而生

1980年代主要工业化国家都遭受到了来自日本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压力，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基础研究与生产和技术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于是，政府资助科学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们要求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联系起来，倾向于资助那些具有经济应用价值的研究项目。科学家及政策研究者不得不赋予基础研究以新的理解，使之带有应用的成份，比如，基础研究具有“国家目标”；1997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技政策研究者Stokes在“纯基础研究”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即“巴斯德象限”的概念。

而这个“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其实就是我国1960年代本土提出的“应用基础研究”。据吴明瑜先生《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讲述，在1960年代我国科技政策研究者对联合国等提出的科技研究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分类不满意，在杜润生的意见下，我国把科技研究划分为四类，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推广研究。

（二）“基础性研究”概念的引入和退出

20世纪80年代，为了进行科技统计，引入了国际上关于R&D和基础研究的分类和概念。

20世纪90年代，我国科技政策中引入“基础性研究”概念取代“基础研究”概念。在199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基础研究”仅出现1次，而“基础性研究”出现了17次，其政策表述为：切实加强基础性研究。

但进入21世纪以来，“基础性研究”概念在科学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中逐渐淡出，回归到“基础研究”。我们检索《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已经找不到“基础性研究”这个词汇，全部用的是“基础研究”。

（一）基础研究不等同于“基础科学”

《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基础研究”的界定为以深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等为基本使命的研究。这仍然是以动机和意图这种“前端”来界定基础研究的。作者在拙著《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中提出，从研究的结果即从“终端”来界定基础研究：不问动机如何，不管是应用驱动的还是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只要是产生了对自然和社会新的基本认识和新发现的研究，都属于基础研究。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李静海提出，基础研究以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为根本指向的研究活动。对基础研究的这一界定，抓住了基础研究的本质特征。

需要指出，“基础研究”不等同于“基础科学”或“基础学科研究”，但可以等同于“基础科学研究”。无论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还是引进吸收再创新，都存在着一个对规律的重新认识，可以说基础研究是无处不在的。

在新一轮科技规划暨“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仍设置的是“基础科学发展战略研究专题”（参见 《锐科技》20190430）。笔者预计，在即将正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20-2035）》（个人采用“科技创新”提法），也将提“基础研究”，而不是“基础科学”。

（二）基础研究的类型：自由探索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共同体一直把基础研究划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比如，国家科学基金的项目类别和资助格局中，18类项目类别（2019年新增“原创探索”项目）中，没有提出一类明确涉及更没有明确表述为“应用基础研究”；在“探索、人才、融合、工具”这个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四位一体”格局中，没有“应用基础研究”的“位子”。最近，笔者建议国家科学基金把“四位一体”扩展到“五位一体”，即加上“应用基础研究”。

对基础研究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近年来，我国科技政策把科学划分为“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和“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比如《“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2016）、《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 》（2018）。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并列提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尤其指出要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力度。由此可见，我国顶层战略政策把“基础研究”划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种划分在新时代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因此，我们建议，在新一轮中长期科技创新规划纲要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等新的科技政策制定中，对基础研究采用“自由探索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样的提法和分类。

（责任编辑：张冬梅）

作者简介

刘立，北京大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出版有《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科技政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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