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潘滨
来源 | 《新周刊》第347期
男人不只是一种性别，男人更加是社会角色。中国男性比女性多6000万人，诸多领域却“阴盛阳衰”。这是男人异化的结果。他们在取得现实世界空前胜利的同时，在精神和价值观层面多处失守。
贪污和腐败的多是男人，飙车和醉驾的多是男人，批判社会的多是男人，栽在性事上的也多是男人。他们擅用了男权社会的权，钱与荷尔蒙，常常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然后说“男人真难”。
男权社会，女人其实往往更难。但男人的抱怨和炫耀凌驾于女人之上，扮演着施者的角色。离开权、钱、车、房，男人的魅力还剩下什么？
男性还在，男人的精气神没了。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志，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他的责任感与正义感，大幅度让位于随波逐流，不亦乐乎地争名逐利。如果男人没了，女人的半边天撑不起整个社会。
思想和价值观才是男人的肌肉，情怀和品格才是男人的魅力。否则，男人们貌似老子，其实只是孙子。
男性还在，但，男人呢？
男人还在，雄性气质减弱；勇气还在，目标模糊；价值观还在，价位下滑。生活还在继续前行，男人越来越难。
多少个世纪以来，“男人啊，你的名字叫强者”，而当下，太多中国男人，却在貌似强壮的外表下，逐渐失语与沦陷：以生活和家庭之名，我们变得犬儒，还自认幽默，我们变得愤怒，还自认激情，我们变得焦虑，还自认上进，我们变得浮夸，还自认“大国崛起”。
我们喝的酒越来越多，诗意却越来越少；我们的饭局越来越多，格局却越来越小；我们身上的赘肉越来越多，大丈夫品格却越来越少。中国男人品质的塌方，已然在阻绝通往幸福的盘山公路。
男人在走向消失，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内心里。
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社会景象：男人成为“难人”，是这个社会压力的主要承受单位。维也纳男性健康国际学会的调查显示，男人自杀死亡的人数是女人的3倍，因车祸而死亡的人数是女人的6倍，男人平均寿命比女人少4年，男性的健康与30年前相比并没太大改善，而去看医生的比例却比女人低40%。
对中国男人来说，城市生活本身的压力不断加码，不得不沉浸在赚钱迷宫里，绞尽一切脑汁在人民币的数字游戏里奋斗。高房价、高物价、高男女性别差，使得男人更难买得起房子、车子，更难于娶到满意的老婆。政策的不确定性，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固化，加剧了“难人”的紧张程度。于是早衰、焦虑、抑郁、欲望持续地折磨着中国男人。
“压力、污染是男人的两大杀手。”一位38岁的北京男士这样描述自己所处的环境，“幸好我结婚生子早，孩子现在五岁半了，周边很多朋友想要孩子要不上。”
新的医学研究表明，就身体整体抵抗力而言，女人强于男人。中国成年男性中患各种男科疾病的比例约占男性总数的20%—30%，且发病群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男性健康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北京近10年居民死亡情况调查报告显示：40—59岁组死亡人数在10年中上升了2.4倍，其中男性增长了73%。
男人的生命曲线正在从高峰跌下，而工作和家庭的负担曲线在持续上升，这两条剪刀状曲线大概于44岁相交，这被称为“中年剪刀”。这是中国男人在社会逐渐走向失语的外力原因之一。
于是，我们甚至听到这样的反抗声音：男性特权是一个陷阱，它对应的永远是压力和紧张，它要求男性在一切场合有展示其男子汉气概的义务。对男性的社会要求和角色扮演，恰恰是导致男性心理脆弱和精神萎顿的致命伤。
除此之外，“中年危机”几乎是男性在步入事业小成之后的“必经之路”。有一位媒体总编便感慨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开始了，他称之为“混吃等死”——事业进入天花板、家庭进入固化期、世俗使命已然完成、精神召唤仍显失落。
曾为物质而累，异化为赚钱机器；曾为女人而累，退化成原始动物；曾为社交而累，衍化为社交狂人。也曾变身改革先锋、不公斗士，但这一代“中国愤青”终可能以“犬儒”的方式谢幕。
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客观加剧了男人的无所适从。
女权主义的传播，使得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性别秩序发生彻底改变，这无疑是时代进步的应有之义，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推动下，独立女性意识的发展，是符合经济规律和社会运行道理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男性失语了。
傅书华是一位女性研究专家，但是作为一名男性，他“痛切地感觉到了男性的失语”，他说，女性批评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话语霸权为男性所掌握，女性的价值定位是由男性给出的，女性失落了自身而不自知。因之，女性应该解构男性话语，重新寻找、确立自己的价值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自己不仅成为人，重要的是成为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