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姓爱新觉罗，生在了帝王家，载沣这一生，恐怕难以为史册铭记。他的性情，在同时代人当中，与黎元洪相似。其弟载涛说：“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这样的性格与才具，生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遭遇国家转型的激流漩涡，结局之惨淡，可想而知。相形之下，载沣比黎元洪更可怜：他连婚姻都不由自主。不过，他们虽然秉性懦弱，却不甘于处处受制的命运，都曾攘臂而起，说过一些狠话，做过一些狠事。载沣最著名的一言，便是对张之洞说“怕什么，有兵在”。
此言之所以风行天下，应该归功于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瀛台落日》，这是慈禧全传的最后一部。高阳写晚清史，不论小说还是随笔，都可作信史来读。然而，小说家言终归是一种演义，而且高阳说史，连载于媒体，为稻粱谋，不免要迎合读者的口味，将一些历史细节世俗化、八卦化。譬如这一节。话说1909年，直隶士绅认为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海寰非去不可，庆亲王奕劻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张之洞闻听此事，带病入宫，求见摄政王载沣，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像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这段对话并非高阳凭空臆造，而有其详实出处。张之洞年谱，民国共计两本，我无缘拜读更著名的许同莘版，且以后出的胡钧版为据：吕海寰革职一节，恰如高阳所述；但是，高阳说庆亲王推荐徐世昌接任此职，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82页）却道载涛、载洵二贝勒推荐唐绍仪。考二人生平，徐世昌兼办过京浦铁路，唐绍仪曾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应以前者为是。年谱出错了。
接下来，年谱记载了监国载沣与张之洞的对话：
监国以问公，公曰：不可，舆情不属。
曰：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
曰：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
曰：有兵在。
公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此后张之洞吐血的情节，当是高阳虚构。按年谱，张之洞的病在右肋和肝，经此一劫，其病加剧，此后连续请假。再过三月，他的生命便宣告终结。
话说回来，这一句“有兵在”，为什么令张之洞回肠百转，痛彻心扉，视之为“亡国之言”？
张之洞临终之际，自我论定：“吾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随后命家人把“政术”改为“治术”。连一个字眼都慎之又慎，唯恐引人非议，足见对舆论与历史的敬畏。由此正可解释，为什么他与载沣对话，如此看重舆情。他终究是一个讲究治术的士大夫，而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独裁者。他深知舆情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能载舟亦能覆舟，绝非枪杆子所能压制、抵消；更不必说，依赖枪杆子而治国，会把国家引入什么样的深渊。
自古以来，常见马上得天下，未闻马上治天下。秦始皇曾尝试马上治之，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结果秦朝二世而斩；元朝重蹈覆辙，当世第一的军力，却未挺过百年。所以说，稍知国史，都不会把治国的希望寄托于“有兵在”。换言之，当执政者不顾舆情，依仗“有兵在”，诉诸军政——如你所知，所有政治制度当中，军政永远是最坏的一种——那么距离亡国便不远了。
“有兵在”不仅显出了载沣的骄狂，还从侧面折射了他的颟顸。像他这般无用的纨绔子弟，可能并不清楚当时的军事力量之分布。八旗腐化成泥，绿营不堪大用，新建的禁卫军有如纸糊的灯笼，这些毋庸再议，单说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北洋六镇，载沣驱逐袁世凯，用意之一，即为攫取军权，殊不知除了第一镇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各镇，早已为其操纵于掌心，哪怕是吴禄贞这样的雄才，担任第六镇统制，依然指挥不动，反遭暗杀。至于各地新军，则被革命党大量渗透，其中保大清者有多少，反大清者有多少，两年之后，武昌城枪声一响，便见分晓，此时再回首，可见载沣那一句“有兵在”，何其无知，何其荒唐。
可悲的不是狂言“有兵在”的载沣，他和他的同党自绝于民，不亡何待；而是感慨“君民末世自乖离”，却甘作孤臣孽子的张之洞。他在病逝前夕，与载沣还有一段故事。年谱记曰：
王（载沣）至，谓公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太傅（陈宝琛）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惟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张文襄公年谱》，第286-287页）
2011年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