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若干问题探析

[内容摘要] 为回应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桎梏，并服务我国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具有迫切性。本文首先探讨了区域国别学的内涵，认为“区域”和“国别”两个基本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该学科。本文还追溯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构建受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其发展轨迹表现出与国家战略有效对接的特点。本文认为，区域国别学的创新性和融合性定义了其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内容。而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性则体现了中国特色。作为“大国之学”，区域国别学人才培育、知识生产和咨政服务的多重功能应得到重视，但我们更呼唤其学科评价体系的建立，以使之成为完备、科学、有生命力的学科。因此，本文尝试探讨区域国别学学科评价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实施原则、评审方法和评价指标。我们努力细化、深化、全面化各个评估指标，建议从学科保障机制、学科综合能力、学科社会影响力三个维度来展开评估，以期推动学科的持续繁荣发展。

[关键词] 区域国别学 中国特色 学科发展 学科评价体系

[作者简介] 王战，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刘若云，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

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已开启学科孕育与建设的进程。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印发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在新设的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标志着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开始进入黄金发展期。相应地，围绕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与创新发展的交流在中国学界掀起了空前热潮。学界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已走向细化、深化、全面化，但其中还有部分问题值得深入分析。本文尝试从中国区域国别学创建的成因与学科内涵、学科发展与功能、学科评价体系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以补充完善学界对这一学科的认识与把握，从而推动学科的持续发展。

一、中国创建区域国别学的原因与学科内涵

（一）中国创建区域国别学的原因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求发展、促创新的国内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1.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从国际环境看，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开展了针对中国的金融战、贸易战、科技战。例如，美国通过美联储的加息使全球资本回流美国，使人民币汇率承压；又如，美国要求在华企业撤离中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打压中国出口行业；再如，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实行技术封锁，企图扼杀中国高精尖行业的发展。

然而，美国在硬实力层面对中国的恶意打压、遏制、封锁难以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绕开美元，选择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迎来广阔发展空间，冲击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面对美国对我国的芯片封锁，我国企业努力开展技术创新，并在自产高端芯片方面获得部分突破。中国经济的韧性使其相对不易受到外部经济压力影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不可或缺性使得全球对中国仍保持较高程度的依赖，从而使国际社会仍以积极的态度谋求与中国合作。例如，2022-2023年德、法两国首脑先后访华，对维护双边关系和促进双边贸易释放出积极信号。

近年来，除硬碰硬的对抗之外，美国还试图通过“外交战”“舆论战”的方式，从软实力层面对中国发起挑战。美国的媒体、智库、研究机构不断发布“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论”等不实言论，试图左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美两国之间复杂且日趋恶化的关系，区域国别学能够提供对他国政治、经济的深刻洞察，以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通过深度研究目标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路径和战略目标，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该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更深刻地理解其与中国的关系，为我国发展与该国的关系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通过对目标国历史、文化、社会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对区域和全球事务的立场和动机，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和加强跨国合作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撑。

2.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桎梏

当前，国际体系虽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国际社会的知识和理念却仍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这意味着，西方被视为文明的高峰，其制度、价值观、文化被认为具有先进性与普世性。目前，以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为中心的国际环境并未经历根本性变革。西式民主制度仍然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基础，西方的艺术、文学、哲学被视为文化的标杆，其所倡导的西式人权理念也被视为全球普世价值。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全球南方”的崛起，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并呼唤更加包容和多元的制度和理念体系。这促进了区域国别学在非西方世界的发展。美国学者大卫·桑顿就认为，区域研究的根本作用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在决策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去除“以美欧为中心”的观念。[①] 这是因为，区域国别研究可致力于记录塑造欧美之外的社会与国家的独特社会文化、价值观、表达形式、结构和动态、内在逻辑和理论含义。这些无疑将丰富非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一基本逻辑对中国也同样适用。我们认为，我国创建区域国别学的动力之一就是深入研究和理解变化中的全球格局下，不同地区的独特性，摆脱单一的“中心主义”观念。

3.滋养“一带一路”倡议之需

从国内环境看，“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国别学带来难得的发展契机。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他认为该倡议的初衷和最高目标是推动各国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内，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指引下，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是携手共同应对挑战、强化风险防控，还是拓宽发展空间、实现优势互补，都必须基于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应加深对沿线国家情况的了解，并对合作国家进行动态、深度研究，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知识需求。可以说，伴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发展，区域国别学就有了扎实的学理和实践土壤。它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目标的坚实基础，是实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终极目标的需要。

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需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这关键一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③] 而区域国别学正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支撑。区域国别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既能指出世界各国、各地区运行的一般性规律与机理，又能解释一国在治理、发展与文明特质上区别于他国的独特因素，这将极大丰富中国对于世界的知识储备。此外，区域国别学还具有跨学科知识整合的功能。诸如区域国别学中的世界历史、世界经济、政治学方向都是我们建设自主域外知识体系的基础理论养料。[④]

习主席在论述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特别强调了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⑤]这一思路巧妙地融合了中国实际与国外经验、历史底蕴与时代脉搏，将中国传统智慧与当代实践相结合，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指明了方向。回顾历史，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积极推动西学东渐，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技术，为日本社会带来了显著的进步。在19世纪中叶，中国也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在科技、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开始引进西方的先进理论和技术，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但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贫弱、战乱的社会状况，让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发展又遭遇了一系列新问题，例如在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一直未能形成真正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因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对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具有迫切意义，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应是这一总体努力的题中之义。

（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内涵

区域国别研究在古代和近代是“帝国之学”，如今，其已成为“大国之学”。一个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联。[⑥]在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全面、深入理解区域国别学的内涵，以便从国家战略高度为我国国际战略构建和海外利益拓展提供智力支持。

国外相关学者强调了多学科视角和跨学科对话对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性，并认为语言是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关键工具。

美国学者艾伦·坦斯曼指出，地区研究是一种翻译形式，“是一种通过多学科视角寻求了解、分析和解释外国文化的事业”。[⑦] 了解、分析和解释 “另一种文化”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翻译行为。它努力使外来者能够理解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含义、结构和动态。但它也创造了反思的机会，拓展甚至挑战外来者对其自身社会和文化的理解。地区研究的“多学科视角”至关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一门单一学科能够指导对另一个社会或文化的全面理解。

美国学者大卫·桑顿认为，“地区研究”最好被理解为一个涵盖多个学术领域和活动的术语，这些领域和活动共同致力于以下几方面工作：(1) 密集的语言学习；(2) 使用当地语言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3) 密切关注当地的历史、观点、材料和解释；(4) 根据详细的观察结果检验、阐述、批判或发展基础理论；(5) 经常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界限进行多学科对话。[⑧]

俄罗斯学者认为，地区研究是一门复杂的科学，以跨学科关系、对日常实践的初步观察和大众记忆为基础。渐渐地，该学科出现了一些具体的分支：历史（文化史、经济史）、地理、文学以及其他研究领域。我们对一个地区的认识是我们认识世界并形成自身文化的基础。[⑨]

在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界定是：“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进程的理论和实践，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⑩]

学者们也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区域国别学进行定义。有学者从区域国别学的内容进行定义。刘鸿武认为“地域性学科”（如非洲学、拉美学、中东学、亚洲学等）就是将分化的学术与知识统筹起来，交叉起来，从而共同关注同一特定地域的一些基本问题或共同问题。[11]任晓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国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性探究。区域国别研究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取向,它是以特定的地区和国别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又涵盖该地区或国别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对外关系等方面,需借助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透视一国或地区各个方面，从而得出对特定国家的整体认识和把握。[12]

有学者从学科定位角度分析了区域国别学的定义。如朱锋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其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服务国家三者必须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满足区域国别学设置的初衷。[13]陈杰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作为“和平与发展之学”，其要旨在于通过加强对全球各个区域和国家的研究，更好地助力构建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服务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倡议的落实，服务于中国促进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最后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14]

有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阐释了对区域国别学的理解。赵可金认为，语言、文学和翻译是打开区域国别研究的钥匙,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我国区域国别学的先导。随着交往的深入,在研究对象国语言文学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15]梁占军认为世界史是理解区域现实问题的基础。区域国别研究要处理好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之间的关系，理解现实问题必然要以理解历史问题为切入点。[16]陈岳认为区域国别学是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因为完整的国际问题研究可分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和精细化的地区国别研究两个部分，后者就是致力于揭示和描述各个地区的个性特征。[17]

目前，关于区域国别学的定义还未有一个统一且确定的说法，这是因为该学科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不易形成一个全面、系统、客观的概念。为扩展对区域国别学的认知，我们也尝试界定其边界，拟从区域国别学中“区域”和“国别”两个基本概念入手来探讨对该学科内涵的理解。

首先，我们认为“区域研究”是以历史学为基础，以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为视角，综合运用外语工具，从地缘战略角度对各大洲（如拉丁美洲、非洲）、国家群（如马格里布地区、中东地区）等区域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该结构在区域内的运作、发展及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学问。这一学问的目标是对特定区域内部的特征和运行机制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从而形成一套对我国有益的方法和经验。

从结构上来说，以对中东地区宗教问题的研究为例，我们需要分析宗教的组织结构、教派关系、宗教法律等多方面因素，其中宗教的组织结构又包括宗教的层级、权力结构上和组织形式等问题。例如，在研究伊斯兰教时，应全面呈现逊尼派和什叶派在组织结构的差异性。又如，对非洲地区区域性组织，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研究，可对其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决策机制与程序、成员国关系、财务资源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以此形成对该经济共同体的全面理解。

从运行及发展上来说，以宗教对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为例，我们可以观察中东地区宗教对政治结构的影响，如宗教对政府、政党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还可观察宗教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探讨宗教如何塑造中东社会的价值观、家庭结构、法律体系、教育体系。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东地区复杂的宗教问题，更有助于我们在发生冲突之时从国际层面提出应对之法。以地区治理或发展问题研究为例，我们可以分析区域性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参与者在治理观念、政策支持、实践路径、与政府互动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除了“区域性”，“国别研究”是我国特别强调的一个研究对象。中国语境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超出了欧美提出的“区域研究”概念。当然，“国别研究”的定义不应脱离“区域研究”，“国别研究”也需基于以上所提及之学科基础。但是，国别研究侧重于以国家边界划分研究的地理范围，通过对国家的研究为我们对区域的整体认知打下基础。“国别研究”是把一个国家看作一个整体，对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其范围可大可小，内容可涵盖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安全、文化等多方面内容。

我们必须重视以“国别”为单位的研究，不应将“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揉捏到一处，混淆置之。其原因在于，国家有很强的个性，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与决定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可能不尽相同。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的是，国别与区域是相互影响的，一些国家可塑造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如美国之于北美、印度之于南亚、法德之于欧盟、巴西之于南美，可以说国别研究对区域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我们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其一，区域国别学应以国家战略为导向，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轨迹已经表现出与国家战略有效对接的特点。该学科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应与国家整体发展需求相契合，强调服务国家，使其在学科发展中紧密联系国家整体利益；其二，区域国别学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这意味着以中国与世界、“自我”和“他者”形成双主体研究对象，将中国与世界视作相互交融、和谐共生的关系，也意味着我们应以开阔的视野来审视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动。其三，中国在全球知识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追求的目标是在此全球背景下发挥独特作用，与以西方视角为主导的区域学相辅相成，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有益的补充。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可打破学科以西方视角为主的束缚，促进全球性的学术对话。这种独特性为区域研究提供更加多元、全面的认知。通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智慧和当代实践的方式，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有望在全球知识体系中贡献更为丰富的学术范式。

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建设与功用

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新时期中国经济实力的跃升，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新形势和新目标要求我国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以准确把握国际形势，认识外部世界和精准制定国际战略。[18]

（一）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

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的孕育和发展是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之下展开的。2011年，教育部启动区域国别研究专项，旨在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此后，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经历了数个发展阶段。

区域国别学的启动阶段（2012年以前）。区域国别研究得到国家层面的扶持和引导，标志性事件是2012年召开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第一次工作会议，以及教育部在全国25所院校推动建立37个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这些举措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战略方向和政策支持。

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建立阶段（2013—201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国别与区域研究纳入外语学科的五大方向之一，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地位奠定了基础，使其逐渐进入学科体系。2015年以后，国家加大了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持力度。教育部印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要求各地充分发挥区域和高校优势，以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为抓手，在全国展开全面布局，加快对对象国和相关区域的研究。

国家战略需求阶段（2015年至今）。在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需求接轨阶段中，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很快成为迫切现实需求，也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19]2016年，聚焦国家战略人才培养。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加大向沿线国家派出国别与区域问题研究人才的力度。2016年派出人才同比增长24.05%。[20]

2017年，教育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国别研究有机结合，加强了统筹，推进建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及开展备案，通过课题经费支持备案中心的发展。同年，教育部推动设立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395个。至此，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成为我国高校开展该领域研究的主体力量。[21]

随后，全国各地高校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全面推进区域国别学研究。以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2017年，北京大学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学校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规划、学科设置、机构设置、项目设置等，统筹协调学校各方面资源，服务国家战略。依托46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50种外语及跨境语言资源，形成了支持“一带一路”相关领域的优质学科群，为“一带一路”研究提供语言工具、一手材料等支撑。[22]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托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整合资源，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研究支持，发布了《中东欧国家发展报告》《英国发展报告》等区域国别发展报告。[23]可以说，我国正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多方面助力区域国别研究/学与国家战略实现有效对接。

2022年，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下的一级学科正式列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这标志着从区域国别研究到区域国别学的转变正式完成。总体来说，中国区域国别学从起步、基础建设到与国家战略的深度对接，历经了不断发展的历程，逐步成为国家外交政策智库和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区域国别学之建设与功用

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成为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标志着区域国别研究进入了学科发展的集成创新阶段。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构建来说，应按照中国高等教育“四新”建设中的新文科理念来建设区域国别学。

1.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特性

新文科建设中的区域国别学首先具有战略性，其自学科创始之初就带着天然的咨政服务基因。早在2015年，教育部就对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的宗旨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要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要任务；第二，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要遵循服务国家、按需布局、夯实基础、提高能力的原则。[24]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战略对接的需求被引入区域国别研究/学。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倡议”。在习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区域国别学具备了新的时代使命。因此，区域国别学是致力于服务中国国家利益和重大外交战略的学科，旨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同时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有效落实。

其次，区域国别学具有创新性。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看待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广泛联系，运用新方法、新理论、新学科范式推动研究和教学不断前进的学科。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第一，该学科强调综合性研究，呼唤新的学术理论、方法和话语体系。这就需要打破院系壁垒，加强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合作，形成几种特定的研究范式。例如，在理论和方法构建上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亦需要在区域特殊性与全球普遍性知识之间达成平衡，更需要以一种平视的方式来观察其他区域和国家，从而生产出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25]第二，该学需从中国实际出发，关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回应国际社会的变化。这意味着大量知识的生产既立足中国，也关乎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涉及西方世界。“自我”与“他者”就形成了该学科研究对象的双主体。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超越传统的“取经”思维，纳入更多的主体意识和更深入的问题意识，在“自我”与“他者”双主体之间不断来回对比、互鉴，实现知识的融通并创造出新的知识。[26]

再次，区域国别学具有融合性，这里的融合性并不是指外语、历史、法律、经济几个学科的简单拼凑组合，而是指学科内容、研究形态和组织方式的交叉融合。外国语言文学涵盖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是中外文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历史学是以已经逝去的、不能重现的客观历史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人文科学，体现的是历史学家以独特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主体化的历史叙事。[27]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的学科。法学是一门关于法律的科学，法律是最为基础的社会规范，是对一国社会习惯、人文风俗、国家制度和文化的整体提炼。因此，在看待融合性的问题上，我们应注意历史、法律、经济、外国语言文学几个学科在区域国别学中的内在关联。在处理对象国当前问题时，我们需要以历史为依据，将历史学视为基石。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对象国的历史，才能有效审视当今的种种问题。在研究对象国时，经济问题应被明确为研究的核心之一。因为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只有对经济有着深刻了解，才能顺利展开与对象国的合作。法学则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指对象国的法律制度，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解决中国与对象国之间的冲突和纠纷，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通常，外国语言文学被看作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工具。然而，除工具特质外，外国语言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把握对象国的文化，从更深层次解读对象国当前产生的热点问题。

最后，区域国别学具有强烈的发展性。首先，从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史来看，20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8]区域国别学发展受到了浓厚的西方文化和学科传统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范式主要由西方学者构建，反映了当时的西方视角对于国家、地区和文化的理解。然而，随着学科在中国生根发芽，它逐渐发生了内化和本土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中国学者在学科研究中注重结合本土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提出了“中国概念”“中国术语”“中国命题”，强调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这一内化过程使得区域国别学逐渐融入了中国的学术体系和国家战略需求。其次，在区域国别学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将面临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并通过采用新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区域国别学在实践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发展。

2.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育

培育人才是区域国别学知识产出和咨政服务的基础。中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原则有三：其一，要突出跨学科性质，因为只有具备跨学科知识背景的人才更好地应对多元化和交叉性挑战，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更为全面深刻的知识支持；其二，既要要突出研究对象与中国视角的双主体性，又要突出科研能力与咨政服务双能，这是区域国别学本身的学科特性所决定的；其三，要突出学生的在地实践能力，因为只有走进“他者”的世界，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才能真正认识自身在全球知识脉络中的格局和位置。

从人才培养路径看，目前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路径已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在区域国别学被划入交叉学科之前，区域国别研究方向被划入了外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五大专业方向之一。因为外语学科本身就是按照国别的划分来进行人才培养，所以在外语学科下培养区域国别人才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区域国别学进入交叉学科的一级学科目录以后，各高校开始了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自主探索。以武汉大学为例，2023年武汉大学在“区域国别专项”[29]下设立区域国别政治与经济、国际组织研究、边疆与周边问题研究、区域国别传统与变革研究、区域国别语言与文化五个培养方向。武汉大学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法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历史学院、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六家培养单位中分别遴选1-3名优秀博士生进行培养。这是武汉大学“区域国别学专项”工作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上的首次实践。

国内高校间的联合培养模式也对区域国别学人才培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四川外国语大学与西南政法大学推出了以“一带一路”为背景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项目，即“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两校能充分发挥各自的学科、专业和资源优势，用“法学+小语种”专业特色，培养拥有良好外语沟通运用能力，了解国际法律规则与国别法律制度，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法律制度的卓越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30]这一人才培养合作模式突出了知识供给的多学科、跨学科性，以及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交叉融合特性。

区域国别学多元的人才培育方式能够给我国带来高水平复合型人才，他们能够积极推进国际合作项目，提升和维护国家形象，推动国际事务中中国观点的形成和传播，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支撑，为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以及国际社会与中国和谐共生、共话发展贡献智慧。

3.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与咨政服务

区域国别学自发轫以来就被打上了时代烙印和国家属性。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仅要有深厚的学理性，也要具备清晰的时代性和实用性。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必然与中国的国家总体外交、“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息息相关。[31] 也就是说，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所应具有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咨政，而咨政功能是以大量的知识生产为基础的。

区域国别学要能把对象国的事情说清楚、讲明白。每当世界上某个地方发生事情时，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就应该能够“摸得到路，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相关研究成果与专业人才应做到“国家用得上、部委离不开、队伍靠得住、建议可信赖”。[32]

因此，要做好区域国别学，首先要梳理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多方面，并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例如，可以通过文献汇编、资料整理构建一个全方位的语料库，以便为政策研究提供服务。其次，要为国家提供政策规划服务。政策规划包括与对象国在未来一至五年的政策指引、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内容。在需要智库学者、专家提供专业性指导意见之时，我们可以通过撰写年度政策规划、咨政报告等方式提供智力支持。再者，可通过组织有显示度的相关活动，如国际研讨会、国际论坛为国家对外交流助力。

在做区域国别研究时，我们还应注意聚焦国家关心的重大议题、核心议题、突发事件和战略要地。首先，重大议题主要指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区域国别学研究者应通过探究外交政策、外交手段、外交成果来掌握双方外交关系的态势和趋势；通过研究中外经济合作、贸易争端以总结其经验或警示；通过对对象国语言、文学、文化、风俗、艺术等领域的研究来帮助我国以尊重、理解的方式促进交流沟通，缓解文化冲突。其次，核心议题是指我国重要的外交事件以及国家战略，如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这类议题通常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是我国对外连接的关键要素。对核心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洞察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和动向，从而更清晰地定位合作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角色其与我国的关系，为双方发展战略规划进行有效对接提供支持。再次，对突发事件的关注也必不可少。典型突发事件如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西非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突发的军事哗变等。突发的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会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了解这些事件的性质和发展对我国制定应对方案至关重要。最后，战略要地的研究（如海湾地区、非洲之角等）可谓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战略要地是指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层面对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和国家。战略要地是国际关系的关键节点、是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压舱石，因此其对我国理解全球政治关系格局，预测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促进经济发展与合作，应对恐怖主义与地区冲突有重要意义。

三、建设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评价体系

专注于特定地区和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并非近年来才出现。中国很早便有苏联学、非洲学、欧洲学等研究领域，这些学科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学术文献，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研究的范本。但是，既有的学科体系仍有一些局限和缺失：一是在整体性讨论区域国别研究、中国与各区域或对象国创造性对话、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方面存在缺失；二是缺乏对大变局时代各个区域板块整体联系的理论定位。[33] 因此，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有待从这些方面进行新的思考和重塑。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要想建立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还必须重视弥补学科评价体系的不足和建设反思性对话机制，使得区域国别学成为理性的、完备的、系统的且有生命力的学科。根据近年来历次区域国别学研讨会议中汇集的专家、学者观点，结合关于建设学科评价体系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家各部委的政策性文件，我们提出如下关于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评价体系建设的建议。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建设学科评价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理念：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评价体系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求，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秉持“强基础、重成果、看影响”的基本理念，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强、以评促特，以求建设特色鲜明、和而不同的中国区域国别学。

其次，我们应该把握好学科评估的基本原则：第一，定性与定量指标有机结合原则，即以数据为依据，以实事为基础；第二，效率与效益并举原则，既强调学科基础建设与学科成果的效率，又强调学科建设所带来的社会效益；第三，规模与数量并重原则，既重视人才培育、科学研究、咨政服务的数量又重视其质量。

最后，评审环节应严谨客观，可采取高校自评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定量指标可通过高校自评展开，并附上佐证材料；定性指标可采取专家评审的方式，根据高校提供的自评材料和证明材料评分，最后根据科学客观的分析方法综合给出最终评分和结论。

我们认为对该学科的主要评估指标体系应包含三个维度，即三个一级指标：学科保障机制（一级指标A，权重为30%）、学科综合能力（一级指标B，权重为40%）、学科社会影响力（一级指标C，权重为30%）（见表1）。三个一级指标各自细分为九个二级指标。

表1: 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评价体系一级指标分类

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指标释义
	A	学科保障机制	30%	学科结构
	B	学科综合能力	40%	学科功能效用
	C	学科社会影响力	30%	学科影响力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一）学科保障机制

学科保障机制与学科软硬件基础建设水平、科研与师资人员结构、经费来源与数量相关，特别关键的是学科科研及师资团队，他们的生产能力是保障创造和生产知识的核心要素。因此，对学科的评价可从机制建设、队伍建设、经费投放和资源建设这四个二级指标展开（见表2）。

表2: 学科保障机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学科保障机制	A1	机制建设（30%）	学科定位 学科建设目标 中长期发展规划
	A2	队伍建设（30%）	教师及科研人员学位结构 职称结构 国内高层次人才数量 公司高层、政企代表数量
	A3	经费投放（20%）	政府投入 社会投入 学校投入
	A4	资源建设（20%）	场地建设 数据库、网站、期刊建设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从机制建设到资源建设涵盖了一个学科的诸多方面，从内部建设到外部建设，反映了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状态。在这四个指标中我们应该特别重视机制建设这一定性指标，在评估其三级指标——学科定位、学科建设目标、学科中长期发展规划——时应该注意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属性，这意味着既要把握政治方向，又要凸显中国特色。在意识形态方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中国特色上要致力于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凸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34]

在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上，武汉大学法语系提供了较好范例。武汉大学法语系主要依托法国研究中心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该中心成立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均是围绕我国战略需求实现发展升级。第一阶段：2012-2013年，通过对法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探索该国的国民性和民族特点，为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对法投资提供指导；第二阶段，2014-2017年，为了适应国家新时期对法交流合作的需要，除了继续发挥优势语言文学的优势外，中心积极开展对法国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全方位的研究；第三阶段，2017年至今，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考虑到非洲法语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中心积极开展“中法非三方”研究。此外，高校应结合地缘优势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平台。例如吉林大学在东北亚研究方面具有较长的历史，具备丰富的研究经验，先后成立日本研究所、朝鲜研究所、俄罗斯研究所等，1994年合并成立东北亚研究院。

队伍建设这一指标可以反映科研人员、师资的整体实力。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国际化程度有助于其在研究中深入理解当地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提高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我们还特别强调政府人员和企业高层参与到学科建设中，这一指标也直接反映了学科的专业化水平，让学科更加贴近实际需求，更具实际问题导向。政企人员的参与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实用数据和案例支持，促进学科更好的发展和创新。

经费投放指标反映学科整体的学术研究的支持保障机制是否完善。资金会影响区域国别学学者和学生开展域外实地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影响研究的组织化程度。充足的资金保障能够给区域国别学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资源建设是后续研究成果产出的平台化保障。资源建设指标又被分为数据库建设、网站建设、期刊建设三个三级指标。数据库为学科提供了一个安全、便利、结构化的环境，可提高研究的效率与透明度。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区域研究就高度重视资料和数据库建设，执行能收尽收的资料收集政策。网站是一个学科发布信息的平台，也是展示学科交流成果的重要途径。期刊是一个学科的自主性和内在独特性的体现。期刊能够准确反映该学科的研究方向、传递该学科的核心价值观和学术追求，也表明该学科有足够的实力和自信。

（二）学科综合能力

学科综合能力是学科的核心竞争力。有实质影响的咨政服务、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综合性的人才培养是学科的立足之根本。因此该一级指标分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咨政服务，这三个方面应该互促互进，形成学科独有的发展模式和特色，使学科更具竞争力（见表3）。

表3：学科综合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学科综合能力	B1	咨政服务（40%）	咨政报告采纳数量、质量/级别 参与编写政策性文本数量、质量/级别
	B2	科学研究（30%）	科研项目数量与级别/质量 学术著作数量与级别/质量 学术论文数量与级别 科研获奖情况 国内外会议论文集收录报告数量 国内外会议主旨发言数量
	B3	人才培养（30%）	学生培养方案 硕士/博士研究生数量 学生发表论文数量与级别 学生参加科研项目数量级别 参加咨政报告的数量与级别 学生赴研究区域、国家短期交流人次 学生参加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人次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咨政服务功能是区域国别学的首要功能，因此被给予了更高的权重。咨政服务主要通过咨政报告和编写政策性文本给予国家战略支持，这一指标主要反映了学科对政府、社会的贡献及其影响力。例如，参与或承担两级政府的政策规划，被采纳的研究报告或咨政报告可以直接反映研究对政府工作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对咨政功能的评估应体现出对咨政成果质与量的重视：评估其是否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酝酿出一批优质且影响广泛的成果，是否开展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政策性研究。

科学研究指标中特别强调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可以说专译著、文献汇编与发表论文同样重要，因为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学者/团队对研究对象地区（国家）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收集、整理、分析文献方面的能力。科学研究中还应强调区域国别研究的全覆盖，特别鼓励冷门小国研究。全覆盖是全球性大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应有的品格：对于世界大国而言，其国家利益会随贸易、资金、技术、人员在世界上的流动而得以延伸，这就伴随着大国对相应区域国别知识的需求。区域国别学被视为世界大国知识投射的基石，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高质量、全覆盖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可或缺。[35]重视冷门小国有至少两个原因：其一，中国区域国别学是一项服务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科学工程、知识工程，中小国家，尤其是南方中小国家，往往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只有通过加强研究才能更好地与其开展合作，共创发展机遇；[36]其二，小国能够给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且小国因其数量众多正演进为国际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37]中国要走向世界也必须关注这群数量庞大的中小国家。

人才培养能够给咨政服务和科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人才培养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学科的繁荣及持续发展。考虑到区域国别学学术与咨政的两大需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的指标中，强调了学术层面的论文及科研项目成果，在战略服务层面强调了咨政报告成果。学科的整体目标是培养服务国家战略与积极投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双能型人才。指标中出现了赴研究区域/对象国短期交流，这是为了引导研究生加强在地知识学习。指标中也涉及对学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的评估，这是为了引导学生通过多渠道与国际接轨，增强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三）学科社会影响力

区域国别学的社会影响力是该学科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显著特征，因此也是评估的重要指标，它包括媒体影响力与国际影响力（见表4）。

表4：社会影响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社会影响力	C1	媒体影响力（50%）	广播、电视等新闻类报刊中发表政策性观点的次数与级别
	C2	国际影响力（50%）	与国际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的数量 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场次 教师赴研究相关区域/国家研修的人次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媒体影响力指标衡量研究成果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我们首先强调学者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各主流发声，因为这既丰富了学科的研究方式，又获得了更多热点问题的研究机会，且将更多的研究成果传递给更广泛的公众。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全球媒体格局仍是由英美媒体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滥用话语霸权，经常做出不实的涉华报道。中国学者在国内外新闻媒体上发声，能够向国际社会提供客观实事及专业解读，纠正误导、驳斥不实指责，并阐释中华文明特质，阐释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所包含的世界价值，确保国际社会更理性、全面地感知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华文明。

国际影响力指标主要衡量学者、学术团队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的贡献度。如通过举办关于政策性议题或热点问题的国际会议，中国学者可以更好地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方案。考察与国际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教师赴相关区域/国家研修情况，是因为这能够促进中国区域国别学学者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实现知识共享，并获取国际最新研究成果，能提升中国智慧在国际学术界的可见度，也有助于中国区域国别学更好地融入全球学术体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评价体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一步。中国特色首先意味着“非西方”视角，意味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结合，让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成为学科底色。一个客观、合理、准确的评价体系对学科发展具有明显的提质增效作用。通过学科评价，我们可以全面了解我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现状，为制定学科发展规划提供切实依据。同时，评价体系能够鼓励学科更具前瞻性和创新性，有助于合理配置资源，把资金引向国家亟需布局的重点地区或对象国研究，引导国内高校教学、科研活动沿国家战略方向展开。

四、结语

本文系统性地剖析了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创建原因与内涵、发展历程、功能特点，并尝试探讨如何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评价体系。通过对这一学科的深入剖析，我们希望更为全面地认识区域国别学在中国的独特地位、重要作用及持续发展。本文认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创建既源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愿景，也得益于国内创新环境的滋养，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这一学科的崛起使我们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提供了知识养分。在其内涵的探讨中，本文主要是从“区域”和“国别”两个基本概念出发，认为“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都应以多学科为基础，综合运用外语工具，以区域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及其外部的发展、运行、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强调不要将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混淆，因为国家有很强的个性，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与区域可能不同。当然，也不可否认国别与区域研究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关系为对两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广泛的可能性。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指出区域国别学具有战略性、创新性、融合性、发展性，具有育人、知识生产和咨政服务的多重功能。

为推动学科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本文认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应建立自己的学科评价体系，从学科保障机制、学科综合能力和学科社会影响力三个维度展开评估。通过合理的评价和反思机制，中国区域国别学将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学科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未来，中国区域国别学将持续受到全球化与多极化趋势的影响，科技创新与数字化的影响，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影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区域国别学将会在有效的评价机制指引下，在融合与发展的内外环境中表现出更强的韧性与发展动力。

来源 国际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