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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战斗民族养成记》

市界  · 公众号  · 社会  · 2016-10-05 19:42

正文


真是黑得一级棒……可以,这很战斗民族……


文 / 徐欧露 曹畅

图 / 尹夕远

编辑 / 汤涌

编者按 / 大桃


编者按:


大桃昨天终于追完了同事给安利的一部俄剧——《战斗民族养成记》(又名:《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讲的是一名叫阿列克斯(Alex)的美国傻白甜记者被“发配”到俄罗斯分社时的搞笑经历。


主人公一出场就淹没在弹幕之下了:




然鹅透过弹幕依然可以感受到纯纯的傻白甜气息……


刚到莫斯科就被报社董事……的司机兼寡头女儿的男朋友(罗马)直接忽悠到寡头家中,陪着罗马见未来岳父。




随后又被告知在俄罗斯不跟别人喝酒——




看看那认认真真的小眼神儿~反正我是信了哈哈哈。


wuli傻白甜阿列克斯不知道在俄国送给活人的花不能是偶数朵,愣是挑了8支康乃馨送给分社的主编(一个rio狂躁而且长期被下属吐槽木有性生活的精英女魔头),看到女魔头当场暴怒也是一脸惊呆。




这位萌萌的记者小哥后来在剽悍的民风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对俄罗斯风俗轻车熟路的汉子~呐,这是一部特别欢乐的剧,适合在小长假尾声将近时拯救一下快要开学/上班的心情。


中国本土版《战斗民族养成记》也不容易,他们是来这儿实习的歪果仁——





黑肤色的安东尼从10号线牡丹园站上车,在开往“惠新西街南口”方向站台的第三节车厢第二个门那里站定。


“这个门离换乘口最近”,他解释。


2015年7月19日早上9:06,这个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小伙子学会了“错峰”。


经过一次地铁换乘和将近500米的步行,安东尼将到达位于北京城北立水桥的实习公司,穿着得体的衬衫和西裤,背商务双肩背包。


9点打卡,但规则之内的迟到是允许的,安东尼昨晚多加了一小时的班,晚来一会儿在他看来理所当然。


他并不是故意把要老板的时间挣回来,在搭出租车到地铁站的路上,安东尼又一次被拒载了,大多数中国司机嫌外国人麻烦,觉得他们肯定不会说中文。


漂亮的白人姑娘会好一些,有的司机对她们仍然抱有好奇心。


和被拒载一样尴尬的另一件事是:不论地铁里是否拥挤,安东尼都甩不开乘客们黏在他身上的目光。“他们就那样盯着你,好像你身上哪儿不对劲。”


“可能是因为我看着黑吧。”过了一会儿,他说。


眼下,他放心地靠在地铁门上,戴着耳机刷新闻,他现在已经不用数地铁站了——他终于记住了车厢广播里的××××北、××××南这样复杂的中文站名。


如今,在非官方的统计中,像安东尼这样来中国实习的外国学生,每年能达到几千人。仅美华弘联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每月就能收到三四百份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


“10年前,中国还不是这个样子。”安东尼说,“这里变化太大了,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希望到中国来,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安东尼5个月前申请来中国实习,因为“简历太好”,直接被美华弘联这家实习生中介公司截留在了本公司,做市场营销。


这家公司从2009年正式开办外国实习生业务,这正是欧美经济低迷,而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可观增速的那两年。


公司总经理张勇告诉《博客天下》,除了上海和北京两大办事处外,他们正计划在青岛等地开办分支。有国际化大企业的地方,就需要外国实习生。


他们总结了一套中国企业,也包括西方企业在中国分公司的面试官们心仪的类型——欧美人、就读于世界前100的名校。印度人和阿富汗人不在考虑范围内。


这批肤色各异的青年人和以往的在华外国人完全不同——与援华专家、外交人员、游客、外教、志愿者相比,他们目标明确,和中国乡下的少年们的北京梦、上海梦并无二致。


“我要在这里实习,我要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


他们是中国公司喜欢的劳动力,虽然有些公司也会担心他们的签证是不是工作签证,但大多数公司都不会拒绝一个母语为英语的求职者。


西方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会发现聘用他们比从总部派一个人要划算,而这些欧美青年也希望能从中国分公司起步,平步青云或者调回总部去。


中国本地的公司则各怀心事,除了切实用途之外,把公司变成一个小联合国也能充分显示本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


资本在哪里,人就在哪里。欧美实习生来到了中国,确切地说,是京沪两市,他们必须迅速适应这里的一切。


脖子后面的呼吸


立水桥熙熙攘攘,但在某些细节上仍然是城乡接合部。


安东尼路过天桥下的自行车停车场。他躲开头顶上低垂的黑色电线,又让开脚下的泥水,希望不要溅到自己的黑色西裤上。“你听说了吗?昨天好像有40度!这里的天气太奇怪了,40度!”他一边调整步伐、设计着路线一边回头说。


来到中国以前,他对这里生活的设想并不多,脑中只闪烁着“中国经济实在太好了”。他甚至对著名的“北京咳”(BeiJing Couph)并没表现太多的顾虑,“我并不是很在意污染,只要能在这里获得很好的中国经历就可以了”。


来了之后他才发现,还是有不少的不适应,中国的早餐太油,灌饼豆腐脑炒肝小笼包好像都不是西方人能接受的食物,他每天早上只吃饼干。他打不到车,在小商店买东西会被坑钱,他虽然也喜欢干锅包菜,但是想吃美式快餐时,本地人只能指着肯德基和麦当劳,另一种问法则是:“啊,还有美式快餐?”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毕业的内森学的是国际关系专业,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China”出现的频率都越来越高。今年1月份,他和女友艾米找到了一份北京的实习,“想看看这个正在变成东方政治中心的地方。”


内森和艾米心中,一个经济奇迹的缔造国,人民应该是严谨、认真和高度自律的。“我以为中国是一个像德国那样的国家,一切井然有序,路边是整齐的楼房。”艾米说。


直到他们走在了街上,“这里的车就像这样‘噗’地插在一起”,内森用一种眩目复杂的手势表示路口有多混乱,情急之中,把旁边的水杯碰洒了。


他俩还曾听说,北京这个内陆城市非常干燥。但是今年7月中旬的几场大雨把他们惊呆了,那两天,汽车漂起来了。


来到这里以前,内森和艾米曾在中东有过短暂的停留,他们喜欢接触不同文化,但是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神奇之处仍然让他们感到惊讶:咖啡馆一年四季都在播放圣诞歌、人们能在三轮车上绑那么多东西,大家喜欢送礼以及从不排队。


“意大利人就不排队,他们简直疯了,还相互拥挤!”内森说。意大利在欧洲以混乱著称,有人称之为“欧洲的中国”。


但真正震撼内森的是他第一次看见广场舞大妈的那一刻,“我爱死他们了!”他觉得中国人的锻炼方式太新奇有效了。坐在桌子对面的他用力拍打自己的双臂,发出“啪啪”的巨响,“我还看到有人在马路上这样打自己!”


内森和艾米来到东北城市丹东,发现这座在西方听都没听过的小城,人口竟和伦敦一样多。后来才发现,内森把丹东人口搞错了,但他确实相信丹东也有700多万人。


“13亿人!”内森感叹。


这也是许多外国实习生的第一感觉,在地铁换乘通道里,他们会打开手机拍滚滚人潮,发给自己家乡的朋友们。后面的中国人怨声载道,这是北京地铁里最招人恨的行为,中国人这么做会被斥为“装外宾”,但他们无所谓,他们就是外宾。


实习生不是游客,几个月的北京生活不能靠礼貌活着。内森已经不再像在英国那样给后面的先生女士开门。他曾试图在中国这样做过,结果“大约有两千个人从我开的门中穿了过去”。


内森夸张地扭动身体,展现自己在地铁上被挤成的各种“形状”。他在毫无秩序、一拥而下的人群中大喊,“请等等!”没有人听得进去。


“可能是中国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人们习惯于去争抢”,他试着表示理解。


他的女友艾米则直接表达了厌恶,“他们就在我的脖子后面呼吸!”这位伦敦姑娘的家乡只有750万人,而她正在投入的是一座近3000万人的城市。


尽管学会了“抬脚就上”,但回到欧洲,内森会在车门口乖乖排队。


比挤地铁更危险的是中国式过马路——西方人缺少肉体和钢铁直接对话的经验。加拿大实习生柯戴特今年5月在北京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实习。她在博客中详尽传授了过马路的经验:“首先,直视司机的双眼。当车停下来以后,大胆地从车前走过去。此时要注意,不能太快,你们刚刚有了眼神接触,太快就表示你不信任他,也不能太慢,这可能激怒司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绝对不要表现出你在害怕!否则你永远别想过这条马路了。”


吃饭是另一种让人“爱恨交加”的体验,很多实习生直接向中介提出要求,不吃味精、不吃内脏、不吃狗肉、不吃臭豆腐。其实除了味精,中国公司人常吃的午餐中也并不包括另外几种食物。


艾米是素食主义者,这让她费了很多口舌去向“惊讶”的中国人解释,并且想方设法婉拒他们的好意。


“真的不吃肉吗?”


“真的。”


“鸡肉也不吃?”


“是的!”


“试试这些鱼吧。”


“……”



英国实习生内森(左)和女友艾米(右)。他们来中国已经超过半年了,非常喜欢这里的KTV


内森来中国之前吃肉,在英国超市,每一块肉都会被标上产地、宰杀时间等信息。但在中国,内森找不到这些,为了安全,他决定也加入素食行列。但是最近,他听说中国还有“假鸡蛋”这种东西,“蛋奶素”可能也无法支撑下去了。


一次同事聚餐,内森在一家超市门口看见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猪,用来展示商家卖的肉有多新鲜。内森不干了,“你们应该尊重动物!”他要求老板当场把猪放了,“这不是扯淡吗”老板说。几番交涉,不欢而散。


内森的同事叨叨当时给两人做翻译,她既支持内森保护动物的初衷,又认为这要求确实有点不合实际,“真要当场放出来,我也担心危险啊。”


内森还是愿意尝试点“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些东西离开中国可能就再也吃不上了。他在火锅店点过一个猪脑和鸭舌,在下锅之前拍照,传给他的祖父母看。在英国人的餐桌上,最有名的菜谱就是炸鱼薯条。内森到了中国才知道,原来动物身上还有那么多部位可以吃。“中国人一点不浪费,这样很好!”他觉得起码这样,动物总算不白死了。


令外国人“闻风丧胆”的雾霾,对外国实习生的影响却很难界定。因为空气污染,几位和安东尼一起来中国的朋友都选择了上海而非北京。但即使身在上海,不新鲜的空气还是让斯洛伐克姑娘西尔维亚感冒的次数变多了,她现在每天坚持喝白开水,因为中国朋友总告诉她“多喝水,多喝开水”。


也有人干脆把“没有蓝天”的生活当作一次有趣的人生经历——他们把昏黄的天空、影影绰绰的楼影传上社交网络,配上文字,“雾霾来啦。”


“mianzi”的问题


这是外企,电脑操作系统也是英文,但软件却是中文的。内森面对满屏幕的方块字儿,不得不回忆按键的位置,猜着用。


一直到1997年,007电影《明日帝国》里,皮尔斯·布鲁斯南还对着杨紫琼满是偏旁部首的电脑键盘呆若木鸡。在西方人眼中,语言一度是在中国学习和生活最困难的部分。


内森不能很好地和不讲英语的中国同事交流。有次他想表示友好,来个拥抱,对方吓得张大嘴巴,表情都僵硬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难呢?他想。


没过多久,内森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语言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东方的职场文化,让很多初来乍到者更难接受。


在一家外企市场部实习的斯洛伐克姑娘西尔维亚觉得,中国同事把钱看得太重,而不是客户、服务,“这并不明智”。


安东尼不喜欢中国公司浓重的等级观念,“在中国,员工跟老板打交道不那么容易,老板在金字塔的顶端,员工在底端。”他在桌上比划出一个三角,指指底端,又指指自己。他很难像以前那样和老板打成一片了。


英国人艾米不喜欢中国人对待“合同”的随意态度,“在英国,签了字就不能随意更改,但在中国,‘如果我喜欢你’,这事就能成。”


内森则被中国人上班的随意着装吓了一跳,他看到有男士穿着短裤凉鞋就走进写字楼了。不过想了一下,他说,“要在北京穿全套西装,在夏天,噢,简直糟透了。”他现在入乡随俗,也会穿着拖鞋去办公室,有几次还光脚在里面跑。


熟练地应对这些文化差异不是简单事。大多数的中介会为这些“新面孔”提前培训,专讲中国公司的“注意事项”。


内森向《博客天下》展示了培训的结果,他“噌”地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名片,两手捏着,双臂伸直,低头弯腰地递了过来。“要这样递名片。”他和艾米都在那儿笑。


他们还知道,绝不能把中国人递来的名片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中;跟中国人开会,小职员应该坐在桌子的末位,而不是愣头青一样挤在老板身边。如果有自己请来的贵宾,一定要陪人留到最后一刻,亲自送他们下楼。


“要非常小心,不要让别人没面子。”内森总结。最后一个词,是用中文说的——“mianzi”,他没找到对应的英文。


每个外国学生都对这个中文词汇不陌生,这可是“公司礼仪”课上的重点。


来到这里之前,艾米完全没有听说过“面子”这回事,即使现在,她也懵懵懂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礼貌的一种,不要表现得很粗鲁。”她觉得自己是英国人,礼节方面很有分寸。


但培训课上的老师还是给她提了建议,“要中庸一点,不要太尖锐”,这让她至今不敢直接对中国同事说“你做错了”。


安东尼是自己发现“面子”这件事的。“遇到问题,中国员工不会主动承认错误,其他同事也会尽量平息这件事。”他后来才明白,他们要保全的“东西”就是“面子”。


安东尼像多数西方人那样直接,“你错了就是错了,我们改过来,还能继续”。但是现在,他要入乡随俗,顾及面子排在了解决问题之前。


他终于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意见照提,只是不再当面,通过邮件、短信或者电话,私下说。


安东尼的上司、项目经理王鹏记得,安东尼曾好几次提醒自己对待下属的态度,“他指出来以后,我肯定会反省自己。”王鹏说,除去开始的一丝不适,他越来越喜欢这种有话直说的习惯,“我觉得公司就需要这样一个人,都做老好人哪儿行啊。”


但安东尼始终没有为这些差异感到多么不快,他就像虚心的学生,观察、试探然后总结一套自己的解决方法。


“如果我掌握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关注中国的跨国企业就会更倾向于录取我,而不是那个从没到过中国的人。”安东尼说,“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动力”。


翻墙与请客


西尔维亚很满意可以在中国的网络上看到很多美剧,这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现在,她可以畅快淋漓地追她最喜欢的《唐顿庄园》,“简直就像在家一样”。只有当她试着点开谷歌搜索一些过去常用的网站时,页面上的“404 NOT FOUND”才会提醒她,这里是中国。


这是所有实习生都会面临的问题,早在来到这里之前,他们就知道这件事:这里的网络是有限制的。“不能上Facebook和推特,就像你不能上微博和朋友圈一样,想象一下!”她说。


但她并没有因此苦恼太久,这里的朋友很快就教会了她翻墙。


同时她也成了墙内的用户。内森、安东尼、西尔维亚都有自己的微信,安东尼的微信名叫“小安”,内森的是“罗内森”,罗是他英文姓的音译。


这几乎是每个到中国的外国实习生来此学会的第一技,可能比学会“你好”还要快。有时候,使用vpn网速太慢,西尔维亚也会用用百度,“还好,不难用。”她觉得这里并没之前担心的那么不好。


4个月前,西尔维亚刚刚结束了中国实习,在上海一家负责文化交流的外企找到了全职工作。


在她的家乡斯洛伐克,人们对这个迅速崛起的东方国家抱持着一种说不清的好感。“老师一直在跟我说,中国很棒很棒很棒,你绝对应该去。”她把“很棒”连说了三遍。这个形容词起码让15位西尔维亚的大学同学和她一样来中国参加了实习。


西尔维亚还记得自己初到上海时被那里发达的商业震慑时的心情。这个城市那么大,到处都是生机,半夜还有商店营业。来这里两年,她还是没能把上海转遍。


与十几年前的中国不同,这个地方已经没有那么艰苦了,物质差异正在缩小,即使是观点也在不知不觉中趋同。


内森的公司在三里屯,是北京有名的外国人聚集地,走在路上,他已经很少经历那种被人盯着看的窘境。稍远一些的地方还有可能,但程度上不会让他感到不快。


这个国家在面对外国面孔时已经平静了很多,大城市的中国人不再像“看猴子”一样看他们了。


中国有的食物特别便宜,中国有的娱乐特别刺激。采访那周的周五,内森正准备带一位来刚中国的澳大利亚朋友去唱KTV。英国没有卡拉OK,这种发源于日本的技术在中日韩的市场最好。


“我只有在做饭或洗澡的时候才能练歌。”内森掩饰不住他的兴奋,他太喜欢这个能和朋友一起正经唱歌的地方了。


现在,实习还剩不到3个月的安东尼想赶紧报个汉语班,巩固一下自己的中文。在公司,他经常听同事们的中文谈话,喜欢问“这个怎么说?”


而每天早上到公司,内森都要专门跟保洁阿姨聊天,用中文,说的全是自己新学的汉语。


“你昨晚睡得好吗?"


“你今天开心吗?”


……


他还把西方人用来安慰打喷嚏的人的那句“blessing you”改编成了中文版,一有人打喷嚏,他就喊“祝你一百岁”!


最近,内森觉得自己的中文又有些进步。服务员送上他的茉莉花茶时,内森礼貌又带点得意地说了句汉语“谢谢美女”——“英伦”味儿的。


他喜欢三里屯这家咖啡馆的花茶,更喜欢三里屯。这批欧美用户熟悉朋友圈的每一个视频每一个梗,站在太古里优衣库的门口,他狡猾一笑,“我们可以在门口照张相?”


内森是从艾米口中听说“优衣库事件”的,“我们觉得他们很笨蛋”,他一字一顿地用蹩脚的中文评价。“如果没有网络上这些限制,这件事不会这么火。”


人们会喜欢一个能聊爱侃的外国青年,内森喜欢在网上关注中国的边边角角。“中国正投入大量努力去治理环境,比如运用新能源。”“我觉得政府应该更加限制汽车,这里打车比骑车还慢。”


这个学政治学出身的男生很清楚怎么获得中国人的喜爱。跟普通中国人拉近距离只有两个办法,夸这个民族的食物,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他说自己喜欢习近平,“他很强大,又聪明。”


安东尼也自认为找到了跟中国人交往的“诀窍”——不管对方说什么,先表现出“你对这个很感兴趣”。碰到陌生人,他会先聊些家长里短,“你是做什么的?”不管对方怎么回答,他都赶紧接一句,“那可真棒!”


现在跟中国同事一起出去,安东尼会抢着结账。在公司附近的小饭馆,大家吃毕放下了碗筷,他会大声说,“我请我请!”用的是中文,口气就像常跟哥儿几个这样抢似的。


和有些中国人不同的是,他语气坚定,说完钱已放在桌上,绝不是客气客气,虚晃一枪。


临时工,洋北漂


“因为这一轮经济危机,西方的发展速度减缓了,找一份好工作不容易”,安东尼说,“但在中国,年轻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和实习,比美国容易太多了。”


中国大陆的应届毕业生已经连续几年经历了“最难毕业季”。2015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749万,是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


王鹏告诉《博客天下》,安东尼这样的实习生在公司拿不到工资,一般只有每天100到150元的补助。“如果是花旗、安邦这种世界五百强的公司,实习生可能还会放弃这个(补助)要求。”很少有人对此抱怨,获得一份有利的实习经验,是日后好工作的保障,这比几个月的工资重要得多。


英国人内森最终被实习公司留了下来,他的同事叨叨还记得内森刚来时的“拼”样,大家都是6点准时下班,他最早也要八九点才走。那时候加班没有一分钱。一个明明可以下周再做的项目,内森一定要提前准备。周末,叨叨被他拉着一起加班,心里一边“很崩溃”,一边觉得,“这个英国人还挺能干啊”。


这样靠谱的实习生会成为实习中介公司的口碑,但也有一些“吊儿郎当”的,王鹏就遇到过,“他来到中国之后,只是玩,不按时工作,外国人也喜欢去夜店酒吧这些地方。”中介不得不把门槛抬得更高,争取在简历那一关把贪玩的早早筛除掉。


“欧美实习生,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经历更吸引人,中国的大学世界前50都进不了吧。”王鹏说。几天前,安邦保险的HRD(人力资源总监)向王鹏提出的要求是,实习生学校最好是世界排名前100的。


实习公司青睐欧美实习生的另一个考虑是他们的“国际视野”,“国外的实习生肯定比中国人更有国际视野、触角,去联系当地人,拓展一些国际业务。”王鹏说。


也有一些“不能放到台面上的”东西,种族始终是一个暗条件。许多公司显然更喜欢在商务会谈的时候带一位白人小伙子,而不是印度人。


至于日韩的青年,看起来和中国人外观无二,有时候恐怕难以发挥企业需要的作用。在中国,一张迥异于白种人的脸有特有的价值,在网络上著名的化肥添加剂广告“金坷垃”里,非洲黑人和日本人争夺化肥,邀请美国白人来评理决胜负。


“说到底他们还是喜欢欧美国家的”,王鹏说。其实水平相当的实习生做得都不错,没有肤色区别,王鹏甚至觉得“黑人比白人更努力”。


这些外国实习生在实习公司主要从事的都是对外网站的运营、管理Facebook、收发英文邮件或者联络外国客户,难度系数并不大。王鹏也承认“他们到这里来主要是积累经验来了”。


王鹏告诉我们,这些来中国实习的欧美实习生,有1/5会留在中国工作。至于他们公司,正准备和安东尼正式签约。


欧美人一样需要工作签证和各种居住证,才能便利地在这座3000万人级的城市中奔走生活。


安东尼们也将面临着中国同事的竞争,一些核心城市的初等教育水平很高,而且非常国际化,在BBC的纪录片里,中式教育甚至漂洋过海去影响着英国的学校。


毕业于欧美名校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回到安东尼口中“经济太好了”的中国发展,可能只有最顽强、克服了种种文化不便的欧美人才能最终征服北京。这座大城用一种资本的冷冷的逻辑,洗掉那些本领不足、说话浮夸、仅仅依靠欧美户口本和一张外国人面孔的人。


安东尼现在还没想好要不要接受公司的邀请,留在中国工作。他的梦想是回到美国,进入某个跨国企业。至于这家身在立水桥的中国公司,他要“仔细考虑一下”。


(应本人要求,叨叨为化名)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总第201期,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