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的经历来看,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从来没有能力在装备相对良好的现代军队面前取得类似于尼坎和斯大林格勒式的军事胜利,通过给对手重大物质损伤来摧毁对方的反抗能力。
事实上,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战争方式,与其说是追求传统意义上通过军事胜利促进政治胜利的战略,不如说是试图通过非正规的军事手段为其军事对手制造政治灾难,从而摧毁其战争意志,反过来造成己方军事上的胜利。这实际上是克劳塞维茨“军事服务于政治目标”之逆反战略,而现代社会政治生态在技术和组织的两方面发展,也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践行这一战略制造了可能的土壤。
一方面,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讯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超出控制,使每一个的受众都极易感受到杀戮现场的可怖和残酷。
现代国家犹如一个痛觉神经极其敏锐的巨人,恐暴分子只需要一场低烈度冲突的大规模暴恐,将可以让一个国家的民众置生于恐惧或者仇恨之中,削弱与其对抗的战争意志和胆量。
从这个角度看,2004年的马德里爆炸、2005年的伦敦爆炸对西班牙与英国的战争意志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塔利班或者基地组织在战场上所遭遇的无数次溃败;同样2009年的西域大规模恐袭,极端分离势力成功迫使大量西域汉人逃亡内地,从事实上为其后续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基础。
1940年5月,阿道夫希特勒通过无情轰炸的阿姆斯特丹,摧毁了比利时人和法国人的抵抗意志
另一方面,现代通讯的发达传播体系和现代政治的大众化参与特征,使得恐暴袭击能够轻易通过讯息扩大其影响范围,从而摧毁现代政府的政治威信。从2015月1月开始的法国恐暴袭击,彻底摧毁了奥朗德政府的执政威信,加剧了法国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也使得西方政治家对采取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军事行动心怀疑虑——从事实上毁灭了西方体制政治家的进行战争的政治意志。
武元甲不计牺牲的军事策略,通过美国的媒体对美国政府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尽管美军在军事战术上屡战屡胜,但其战争意志则被越共的政治策略所摧毁,最终将军事胜利拱手相让。
从这个角度看,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胜利并非巧合,而是建立在对军事策略随着现代政治发展而改变的深刻理解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