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廖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
自从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经济稳中向好,PPI由降转升,工业企业效益好转,财政收入增速回升,整体杠杆率继续上升,但企业杠杆率有所趋稳。金融体系在支持实体经济补足供应短板,产业升级,增加有效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金融业单靠“量”的扩张已无法满足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多类型的金融需求,难以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且“量”的过度扩张还会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催生金融风险隐患。要化解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关键在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杠杆”的要求。去杠杆首先是稳杠杆,要让杠杆的增速降下来。这既要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即通过增大“分母”降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杠杆,也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分子”,降低金融体系内部的杠杆,使金融改革适应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因此,在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的背景下,有必要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低效金融供给,增加有效、高效金融供给,提高金融供给满足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的能力,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发展的平衡。这既是供给侧改革对金融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金融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具体来看,金融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可包括五方面:稳总量、调结构、防空转、控风险、补基础。
第一,管住货币总量。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管住流动性总闸门,既要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资金需求,防止总需求出现短期过快下滑,也要避免过度放水,推升债务和杠杆水平,固化结构扭曲。同时要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且发挥好资本的约束作用。
第二,优化金融结构。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加快过剩产能、落后低效企业特别是“僵尸企业”的退出;另一方面调整金融体系的结构,对于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金融供给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应当实施市场化退出。
第三,限制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一方面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将表外理财业务对应资产纳入宏观审慎评估,并逐步探索将更多金融活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另一方面要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对复杂跨界业务进行“穿透式”监管。
第四,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强化微观审慎监管,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释放金融体系的压力,消化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第五,补齐金融发展的短板。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的安全高效运行;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在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的基础上形成有效制衡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金融科技发展,使金融朝着个性化、多元化、精细化等方向发展。
在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的背景下,有必要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低效金融供给,增加有效、高效金融供给,提高金融供给满足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的能力,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发展的平衡。金融标准化工作要进一步为金融监管提供支持,为金融业发展创建标杆。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包括五大任务:稳总量、调结构、防空转、控风险、补基础。保险业供给侧改革要以形成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为前提,以服务实体经济和保障民生为落脚点,以防范风险为保障夯实供给侧改革基础,并以深化改革和创新为手段培育供给新动能。应将保险纳入绿色金融体系,使之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田静: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拆除影响资源有效配置的障碍,促进生产率提高,其中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完善价格发现机制。积极利用数字技术特别是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管涛、韩会师:加快外汇市场供给侧改革夯实汇率市场化的微观基础通过加快外汇市场供给侧改革、夯实汇率市场化微观基础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作为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业投资领域的信托公司,应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信托制度优势,积极开展股权信托投资实现自身业务转型。中国银行业亟须顺应监管形势新变化,深化“轻型银行”转型、提升精细化定价能力、防范流动性风险,以改善金融供给总量和质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楚序平、俞立峰、张佳慧:中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模式探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对于国企改革有重要意义,应继续着力推进“两类公司”的体制改革、架构改革、机制改革和模式改革。张幼林、苏诚、胡靖怡:关于推动北京金融新发展的思考作为北京第一大支柱产业,金融业的重新出发已刻不容缓。2014年—2016年,M3增速系统性高于广义社融增速,背离时间之长、幅度之大,在此前的几年没出现。在全面数字化的世界里,不能因为表面上、形式上都是数,就混淆数字背后的经济金融内涵。鄂志寰:从中间价定价机制调整看后SDR时代人民币汇率政策取向中间价加入逆周期因子,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要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政治稳定,二是有比较平衡的金融体系。省联社在推动农信社改革发展中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新的形势下其这一作用已在逐步消退,急需进行改革,重新构建作用机制。黄丁聪:商业银行大数据应用:业务驱动还是数据驱动?商业银行应逐步推进业务驱动和数据驱动相结合的大数据应用模式,通过两种模式的相互补充,扬长补短,实现大数据应用的“双轮驱动”。数字化将成为银行业下个十年的战略重点,商业银行应利用金融科技推进自身全方位转型与数字化重塑。香港回归20年来,两次金融危机改变了其资本市场的格局,形成了外资和中资金融机构两分天下的局面。苏培科、郭鹏:构建“一带一路”国际指数 打造“一带一路”金融生态圈中国可考虑主导构建逐步覆盖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国际指数系列,打造“一带一路”国际金融生态圈。上一轮的债转股主要是报表重组,而此次债转股面临的情况更为严峻,其成功的关键是企业价值重构。余利明:“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下的人民币投融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正转向国际投融资货币为主导的模式,中国应系统性开拓“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人民币市场。开展《标准》宣贯培训,有利于公司金融顾问行业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运作。中国养老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空间巨大,随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加快,养老金管理公司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区块链支持的点对点、智能、可审计交易为自由、快速、高效、低成本的价值交换提供可能。智能投顾进入2.0时代后,大型机构不再犹豫,新兴公司也在积极拓展新业务模式。在中国现行金融体系下,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会导致资源在国企和私企之间的再分配。针对美联储行动的外溢效应,未来应注意其他主要央行的反应与全球金融条件是否恶化。钟正生、夏天然:基于产业和企业视角的日本房地产泡沫启示对当前房价高企、泡沫之声不绝于耳的中国来说,日本是非常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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