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欧美国家无暇东顾之机，积极谋求扩张在华权益，意在独霸中国，日本的扩张行为引起英美两国的警惕。美国坚持晚清以来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英国作为在华利益的最大拥有国，则希望维持中国现状，故两者均不愿看到日本在华独大之局面。英国虽不愿日本独霸中国，但因英日系同盟关系，使得英国在反对日本扩张在华权益时不便公开走向前台，需借助美国之力暗中牵制日本。围绕此问题，学界的宏观研究已经相当丰富，这些从国家政策层面进行的研究，为一战时期的日、美、英关系大体搭建了一个框架。
综观以往有关中国反日运动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学者注意到中国民族主义在其中的作用，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张惠芝《“五四”前夕的中国学生运动》，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小野信爾《青春群像：辛亥革命から五四運動へ》，東京，汲古書院
2012
年版。，但对于在华英美人士的活动与作用，却鲜少研究。已公开的中文资料中也几乎没有对此的记录。日本刻意独占中国的企图，导致中国国内反日浪潮高涨，并进而引发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就大背景而言，中国反日民族主义运动与美英两国的外交战略存在重合之处。具体到山东地区，可以发现五四运动期间在华英美人亦曾参与到当地的反日运动中。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五四期间山东反日运动中英美人的活动进行梳理，希望能够厘清两个问题：第一，介入山东反日运动的英美势力是什么；第二，他们如何介入到中国的反日运动中，同时又是如何影响本国外交政策的。
一、
英美传教士与山东反日运动的酝酿
在五四运动中，山东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较早发起运动的地区。当时驻扎山东的日本青岛守备军曾经组织特务收集与山东反日运动相关的情报，并将之收录在不定期发行的油印本《民谍》中。在这些情报中，除涉及中国的学生和商人外，还包括了山东当地的英美人士，而主要是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和齐鲁大学的英美人士。根据相关报告，在
1919
年
4
月
20
日济南召开的国民请愿大会上，甚至反日群众手中拿的白旗亦为当地英美人提供资金所购。同一时期日本的主要媒体《大阪朝日新闻》《国民新闻》等报纸，也经常报道一些在华英美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反日活动。
英美人之所以能参与到山东的反日运动中，是因为两国的传教士长期在山东活动，在山东各界具有相当的基础。据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调查报告，至
1919
年，在山东的英美人士约
400
名，基本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主要以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齐鲁大学作为活动的中心，同时也经营广智院、共合医院等教会机构。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基督教青年会将学生工作及海外传教运动作为主要的活动方针。
1913
年，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总干事穆德（
John R
Mott
）访问济南，成立青年会筹备处，成员有美国传教士、共合医院院长巴慕德（
Harold Balme
）、英国传教士、广智院院长怀恩光、中国基督教徒袁曰俊、解保罗、张达忱等
8
人。是年
10
月，济南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该会自成立后即把对学生的传教工作作为重心。
1916
年，北美协会派陶德满（
Lawrence Todnem
）到济南担任青年会总干事。陶德满担任总干事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英语夜校。通过英语夜校的活动，吸引希望通过英语技能获得较好工作机会的中国青年，青年会培养了一批忠诚的基督徒。这些人不但直接影响了当地社会，而且在日后为密切山东劳工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发挥了作用。
齐鲁大学源于登州文会馆，该馆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
）创办。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1902
年
6
月，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联合召开会议，决定合办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
1904
—
1917
），此即齐鲁大学的前身。
1917
年，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将分设济南的共合医道学院（医科）、潍县的广文学校（文理科）、青州的神科和师范科合并，正式定名为齐鲁大学。齐鲁大学的教师均为传教士，其中有
5
名英国人和
8
名美国人。创办伊始，约有
250
名在校生，平均年龄为
15
至
24
岁，多为基督徒。他们毕业后，或前往英美留学，或成为牧师，亦有为在华英美公司雇佣者。
在基督教青年会以学生工作为重心的指导方针下，齐鲁大学与济南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非常密切。齐鲁大学的不少教员在济南基督教青年会中任职，而济南基督教青年会的第一任总干事、美国人赫起陆（
Charles Herschleb
）在卸任后也成为齐鲁大学的教员。辛亥革命后，济南成为山东的基督教中心。在传教士的积极活动下，山东省议会部分成员及一些社会精英成立了中西俱乐部，联系频繁。五四运动前，基督教青年会在山东的上述活动，为五四时期美英传教士参加山东的反日运动提供了基础。
1919
年
5
月，中日两国在巴黎和会上进行激烈的交涉。和会上的中日之争主要是关于山东问题，中国能否直接收回山东主权，取决于美、英两国在和会上的态度。英国受限于英日密约，虽然内心并不情愿由日本直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无法公开拒绝日本的要求，美国威尔逊总统虽有心帮助中国，但无力改变和会态势。
1919
年
5
月
22
日，巴黎和会五国会议再次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要求英法意美等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侵略要求，并以退会相威胁。大会最终同意了日本的要求，拒绝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提议。
梁启超获悉后，即从巴黎致电国民外交协会，要求警告政府与国民。
5
月
2
日，林长民发文，呼吁群起抵抗日本的要求。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经林长民一文的呼吁，迅速发酵，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
山东的反日运动与北京、上海等地情况类似，最初是以学生抗议的形式爆发，至
5
月底
6
月初发展成罢课、罢市与罢工的三罢运动。而这一时期，济南基督教青年会与齐鲁大学利用英美背景，暗地配合了山东反日运动的进行。
5
月
5
日晨，济南各校学生“集中西门大街，分赴商埠、城郊，进行讲演，抵制日货，不坐日本人霸占的胶济路火车”，开始反日活动的宣传和游行。对于济南的反日游行，日方一开始即加以监视，日方报告指出：齐鲁大学门前时常聚集着一些英美人，他们暗地与美国领事馆一同鼓动学生宣传排日排货，并向日本人经营的学校学生喊话，要求他们不要在活动中偷懒。
5
月
7
日，山东国耻纪念大会在山东省议会召开，齐鲁大学学生携旗整队赴会，“各旗均大书勿忘国耻，力争主权等字样”，其中“几位青年学生鼓吹罢学、罢市、排斥日货”。济南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陶德满与齐鲁大学的教务长宝福德也列席了这次集会。会议结束后，宝福德秘密在济南城内的一家中国餐馆宴请参加当日演说会的
17
名各校代表。他向学生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学生可以参加政治运动，因为学生参政在英美各国已非常多见；第二，中国问题尤其是眼前的山东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解决，否则中国将落入日本囊中；第三，国家危亡时刻，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应该开展救亡运动。概言之，就是让学生通过政治运动的途径进行反日救亡。当晚，齐鲁大学发表《为力争青岛敬告全国各界书》，呼吁“各地各界，同心同德，思来日之大难，惧山河之不复，际千钧之一发，合众志以成城，出以决心，持以毅力，使巴黎和会而能解决吾青岛也”。
日系报纸《济南日报》探知这一消息后，于次日即
5
月
8
日刊出其日本经理田中逸平的文章，称某大学教师陶某，以万金巨贿煽动学界进行排日运动，断言山东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是由齐鲁大学煽惑所致。此处“陶某”应该指的是陶德满，他也列席了当天的国耻纪念大会。尽管《济南日报》误把他当成齐鲁大学的教师，不过，由此可以推断的是，济南基督教青年会也介入了这场运动。在日方交涉下，济南道尹唐柯三奉山东督军张树元之命前往齐鲁大学请校长严禁学生集会演说，“谓此种行动非学界所当有”，遭到了齐鲁大学校长的拒绝：“敝校学生都是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爱中国，我怎么好意思禁止呢？！”
5
月
9
日，《济南日报》发文《齐鲁大学之暴戾及近来耶稣教之衰颓》，批评“该校生受英美之贿赂，仗外人之护庇，恣意横行，违抗官府”，“西国教士乃其政府之走狗，借端唆使离间我同种同文之中日”，将中国学生的反日归结为当地英美人的金钱支持和基督教传教士的鼓动。
齐鲁大学很快做出回应，对《济南日报》的无端捏造和任意诋毁表示愤怒。为进一步回击日方的污蔑，继而商同其他各校召开第二次联合会，并于
12
日组织成立山东学生联合会，由齐鲁大学学生负责具体事务。
山东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在学生运动中引进救国十人团的运动方式。据时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张公制的回忆，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方法出自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开始时，他和王鸿一适在北京，二人相约同去访问北大校长蔡元培。蔡拿出油印的十人团章程，由两人带回济南，交给学生。学生将章程加以补充改进，此后，十人团的组织在济南风行起来。十人团的组织方法是：先由宣传爱国运动的一个人发展团员十人，十人各再发展团员十人，十人又发展十人，如此分途并进，使组织迅速地发展壮大，分布到各阶层中去。时人评价“十人团是学生联系群众的基层组织，是学生的有力助手。当时各商店店伙差不多都成了团员，这个组织给罢市和抵制日货铺平了道路”。
救国十人团的活动，暗中得到了英美人士的支持。该团借助齐鲁大学的场地进行秘密活动，且有意依靠英美人扩大影响。
5
月
14
日，山东各校学生代表在齐鲁大学就山东的反日运动做出决议：“十人团代表由现在各校代表充当，但需为天主教徒，最好是中国人传教士，以先整顿学界，后再向商界扩大。”可见积极主动利用基督教和英美人的影响力，在当时山东的学生运动中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