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对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是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也是潘汉年的人生出现决定性转折的一年。这年5月，潘汉年受命在最短的时间内移交原来的工作，断绝与自己保持密切往来的同志和友人的联系，去接受一项他从未想象到、也极不熟悉的工作……
1931年3月，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完成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的任务后，没有及时返回上海，而是逗留汉口，并化装登台表演魔术，结果被叛徒识出，随即被捕。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
由于顾顺章在中共党内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所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高首脑的保卫工作，他们的办公地点及住所，所有反敌特的工作，包括安插在敌人营垒的谍报人员，都是由顾顺章掌握的。他的叛变，对中共首脑机关不啻灭顶之灾。
幸运的是，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的钱壮飞及时截获情报，周恩来果断采取措施，将顾顺章叛变带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但所有由顾顺章掌握的中央特科情报系统，却从此几乎陷于瘫痪。如此一来，中央特科特别是情报系统必须重组，补充新的领导骨干。
周恩来
在1931年6月10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就中央特委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检讨了顾顺章叛变一事，对特委以后的组织、纪律、工作方针提出新的建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潘汉年，被调来参与中央特委下辖的中央特科的领导、重组工作。
潘汉年在文化宣传领域历练经年，理论积淀日厚；走上更高领导岗位后，审时度势，政治上更趋成熟。考虑到情报工作的发展，要获取更核心、更高质量、更准确的情报，必须同敌对营垒的上层、社会名流建立曲折的管道和广泛的联系，因此，除了政治立场坚定外，具有非凡的沟通交际和社会活动能力的、智力型的博学儒雅之士，方能在今后更趋复杂的特殊战线游刃有余。周恩来慧眼相中潘汉年，正是基于对未来情报工作趋势的敏锐感觉。
在上海诞生的中央特科，是一个人们迄今谈及犹觉神秘的机构。作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潘汉年，虽说对特科的存在是早已知之，并与特科的某些人打过交道，但对其内部构成和如何运作，却不甚了解。
潘汉年
潘汉年接手特科情报科工作后，刘鼎成为他的主要帮手。此前，刘鼎作为陈赓的助手，协助陈赓建立了上自青帮大亨杜月笙，下至国民党军、警、宪、特中的普通工作人员的情报网系。特别是与陈立夫、张道藩有着特殊关系的杨登瀛，就是由刘鼎直接负责联络的。有这样一位出色的特工人员辅佐，使初到隐蔽战线的潘汉年，在熟悉和展开工作上受益匪浅。
潘汉年新接手情报科长不久，新组建的中央特科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对如何展开工作做了认真筹划。作为新班子领导的陈云认为在这个时段，适当地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十分必要。
陈云、康生和潘汉年经研究决定，在近期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在敌特机构中有一定影响、又对中共构成威胁的人物，以消除顾顺章叛变后给革命阵营内部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利影响，显示革命的力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仍能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为组织新的内线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任务意向确定后，首先要由潘汉年负责的二科在最短的时间内，选择出合适的镇压对象，并做好一切侦察准备工作，协同行动部门制定实施方案。但作为新手的潘汉年，对敌情尚不了解，对选择谁为镇压对象心中茫然无绪。此时此刻，作为副手的刘鼎给了潘汉年非常有力的支持和协助。
刘鼎提议，以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为镇压对象。刘鼎向潘汉年介绍说，在租界区，国民党当局不能随意地捉人，所以，中共的机关及领导人寓所，都安排在租界区内。如果国民党方面侦知设在租界区内的中共机构或中共人员在活动，必须先同上海租界当局交涉，由租界当局出面查办或实施逮捕，然后，国民党当局再向租界当局提出引渡。而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就是专门办理与租界当局交涉和引渡事宜的主管。刘鼎之所以提议组织考虑将王斌作为惩处目标，是因为过去国民党当局在租界上逮捕共产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的许多案子，都是通过王斌交涉和引渡的，他是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头面人物。
潘汉年认为刘鼎的分析很有道理。在与陈云、康生的碰头会上，潘汉年将刘鼎的建议和自己的思考都端了出来。三人很快就首选王斌作为镇压对象达成共识，随后即将他们的意见报请中央予以批准。
不久，陈云就得到中央批准特科行动计划的反馈。他与康生、潘汉年又聚在一起，对具体实施的计划和人员分工进行了商议。商议的结果是：此次镇压行动的总指挥由兼管三科的康生担任；潘汉年分管的二科负责查明王斌的具体地址、起居行踪。
二科的任务已经非常明确，但一着手操作，潘汉年立即感到事事棘手。以潘汉年昔日积累的经验和所有的关系，在调查王斌这件事上皆无可利用。几经辗转，潘汉年终于掌握了王斌的基本情况。在这之后，潘汉年布置有关人员，进一步观察了王斌每天乘车出入的必经路线，经综合分析，连同设法拍摄的王斌近照一起交给了行动部门。
行动部门立即根据潘汉年提供的情况，对王斌的住所环境和行止规律，进行实地勘查和摸底。不久，一个在龙门路狙击王斌的方案缜密地制定了出来，并付诸实施。敌特首脑人物王斌，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处决，顿时成为报界热炒的新闻，上海的街谈巷议一时皆以此为话题。
顾顺章投敌后曾经吹嘘，说以他曾是中共保卫机关首脑人物的身份，必能说动一些中共重要干部投效南京政府。他还夸下海口，说有了他的参与和相助，定能在短期内破获中共首脑机关，即便不能一网打尽，也将使上海和几个重要省市的中共组织元气大伤，在一定时期销声匿迹。
不料，话音未消，王斌殒命，可见，中共依旧保有相当的活动能量，加之中共重要干部投效南京政府的预期迟迟不见兑现，顾顺章在敌特眼中价值遂急剧下滑。
王斌被镇压，给敌特心理造成一定的震慑，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高级华人警探，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些专门对付共产党的要员，从南京派到上海来专事破坏革命组织的叛徒、特务，不得不稍稍收敛了一度抬头的张扬与狂妄。
敌特的惶恐情绪，为中共特工部门争取、收买、利用和分化敌特，建立新的情报关系，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氛围和机遇，也使中共保卫机关得以腾出手来部署反特防奸工作。
在执行镇压敌特任务的同时，中央还急需恢复和重组特科的工作。包括物色一批新的骨干，接手被迫撤离干部的岗位，并迅速完成交接工作；在旧的关系再难发挥作用的部门，发展新的关系；在特科人员撤离的敌特机关，设法重新打入，使残破的情报网络得以修复；此外，还要重新选择总部办公地点，设置新的基层情报网点。
选择机关地点，设置工作站，对隐蔽战线来说是非常有讲究的。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后，就由他重新选定租赁了总部办公的房屋。那是在五马路(今广东路)上的一个写字间，为做掩护，挂出了煤球制造厂的招牌。又由潘汉年出面，在中山路赁了块厂基，订购机器，组织煤球生产。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上午，陈云、康生和潘汉年会堂而皇之地到五马路的“煤球厂”上班。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如顾顺章一人叛变就导致中央主要机关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的危险，潘汉年拟定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防范措施：所有办公地点、每个工作人员的住所，都安置了警号，安全与否远远一望便知；每个工作人员的住所，严格限制人员往来，不得将住所地址随意透露给非指定的人员；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且不时地变换，工作和联络时，必须使用化名或代号。
这一切更为严密的规定和措施，都是在中央主管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亲自提示指导，陈云具体操作下快速成型的。对及时扭转顾顺章叛变带来的巨大威胁和不利局面，颇见成效。
(摘自《党史博采》 文／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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