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所有成功者案例都遵循某种可预知的线索。这条线索并不完全是智力因素，如果是这样的话，克里斯托弗·兰根就要比爱因斯坦更成功；这条线索也不完全是个人选择和个人努力的结果。这条线索，确切地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天的成全”。“异类”是那些获得特殊机遇之人——是那些耐心等待，当机遇到来就当仁不让把握住机遇的人们。
- 这对孩子来说要求太高了么？的确太高。但是请想一想，玛丽塔因为上了KIPP学园，她的前途有了多么大的改变。玛丽塔与KIPP达成了一项“交易”——玛丽塔必须每天早晨5点45分起床，周六上课，晚上做作业到11点。作为交换，KIPP承诺给予这些身陷贫困的孩子摆脱贫困的机会。KIPP的学生中会有84%的人数学成绩居于同年级平均水平之上，90%的学生毕业后会考取私立或教区高中，而不是布朗克斯区那些教学质量差的高中。高中毕业后，又有80%的KIPP学生最终考取大学。这些孩子很多都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 社会对她的要求和对韩国飞行员的要求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就必须牺牲自己的部分个性。
- 改变需要挑战自我
- 成功就是坚持不懈，就是顽强不屈，就是别人花30秒钟就放弃的事你却花22分钟去思考的坚定信念。
-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本书所涉及的成功案例均是那些比同辈更加努力工作的个人和团体。比尔·盖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沉迷于电脑，比尔·乔伊也一样。甲壳虫乐队花了数千小时在汉堡练习演出，而弗洛姆在机会降临之前，已经在不入流的并购诉讼生意上打拼多年。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 想象一下珠江三角洲农民的生活吧。每年3 000小时的工作量是超乎想象的，农民们时常要在烈日炎炎之下，在稻田里耕种、除草。 以这种强度的劳动为职业的农民们会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呢？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与投身纽约制衣业的犹太移民很类似。他们都追求有意义的生活。首先，种稻农民的劳动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明确关联。他们在地里干活越卖力，收获也越大；其次，他们的工作由一系列复杂工序组成。种植稻米并不仅仅是春耕秋收这么简单，它还要求农民们从事农产品及农用物资的买卖，他们要有能力调度全家劳动力参与劳动，同时要在选种、维护排水系统以及协调第一次收割与第二次播种关系上开动脑筋，并全力以赴。 更为重要的是稻米经济的自主性。在欧洲，本质上来说，农民都是贵族地主土地上的农奴。然而在中国和日本却没有发展出这样的封建系统，因为这种封建系统不适应稻米经济模式。稻米种植的过程复杂而繁琐，没有哪种封建系统可以长期精确控制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实际上到14世纪至15世纪，中国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地主对佃农只收取固定利率的地租，生产活动则是由农民自主决定。 “水稻种植的关键是，你不仅要付出大量劳动，操作时还要严格精准。”历史学家肯尼斯·帕默朗茨说，“你必须加倍小心，灌溉前地面一定要平整，如果有一点不平的话，也会大大影响产量；同等重要的还有稻田的蓄水时长；另外幼苗是否严格按照相等间距排列成行也会极大影响最终产量。这不像玉米种植，只要在降雨季节来临之前播下种子就万事大吉，稻米种植需要农民精准控制一切要素。为了适应水稻种植的特点，地租制度要保证丰收之年让农民也能增加收入，以此激励农民。这一制度就是固定利率地租，地主们会说，无论丰收与否，我只收定量的粮食，如果今年丰收了，你们的余粮也多了。水稻种植不适宜使用像农奴制或工资制这样的生产形式，因为这些制度下很难保证劳动者有真正的热情和责任心，促使他们精准控制大米生产的每个环节。”（论东亚的水稻种植文化对人的信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 中文的数字系统非常简洁。大部分数字可在25毫秒内读出（例如4和7，中文读“si”、“qi”）。而英语的4和7读音则更长：这两个数字的发音需要约33毫秒。中文与英文对数字记忆的差距完全是由这种读音长度的不同造成的。无论哪种语言——不管是威尔士语、阿拉伯语、汉语、英语还是希伯来语，人们记忆数字的长度与该语言的数字发音长度有相当的关联性。在发音效率方面，中文里的广东话堪称登峰造极，它使香港人可以在单位记忆周期内记住10个数字。
- 看看下面这串数字：4，8，5，3，9，7，6。大声读出来。现在放下书本，花20秒时间记忆一下，然后把数字按正确顺序背出来。 如果你说英语，你只有50%的可能在20秒内记住这串数字。但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正确记住数字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大脑存储数字的记忆周期是2秒钟，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很容易记住两秒钟内读完的东西。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之所以能够很容易记住“4，8，5，3，9，7，6”这串数字，原因是他们的语言系统在两秒钟内就能读出这7个数字。而英语则不行。（以上两个说明的是使用的语言不通队人的思考方式和信息储存方式的影响）
- 我们每个人都成长在一个文化环境之中，而文化环境又是集优点、弱点、素质和倾向等各种属性于一身的综合体，为什么人们通常不愿正视这一事实——我们不能割裂我们的行为与成长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那么，坠机事故就会不断发生。
- 离开大韩航空以后，格林伯格组建了自己的货运航空公司Cargo 360。他从大韩航空带走了一批飞行员——主要是随机工程师。在等级森严的大韩航空公司当中，随机工程师排在机长、副机长之后，位列第3。“他们在大韩航空的老环境下扮演着十七八岁孩子的角色，”他说，“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从属的角色，他们处在机组等级阶梯的底端。我们重新培训他们，让他们与西方机组人员一起工作。最终他们改变了行事风格，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他们对待工作非常积极，主动承担责任，不再需要别人指示他们做什么。有些50多岁、资历老的工程师，虽然在老环境下工作多年，但经过再培训都能与西方机组人员一起出色完成工作。我们把这些工程师从旧有文化传统中分离出来，并成功地再造了他们。”
- 他为大韩航空的飞行员提供了曾促使冰球明星、软件巨头、企业并购律师走向成功的一个要素：改进个人自己与工作之间关系的机会。（上面几个写了公司文化的影响，大韩航空的坠机率始终无法降低是因为副驾驶在权力结构中的劣势）
- 侯名松提供了一段对话案例以解释“以聆听者为导向”的沟通方式，这段对话发生在雇员（金先生）和一位部门经理之间。 经理：真冷，还有点饿呢。（意思：你为什么不去买点东西来吃。） 金先生：来瓶烈酒怎么样？（意思：我会给你买瓶酒。） 经理：行啊。但是别麻烦。（意思：如果你再说一次我就接受邀请。） 金先生：你一定是饿了。我们出去看看怎么样？（意思：我坚持要请你。） 经理：我去不去呢？（意思：我接受。）（这是典型的日式和韩式的对话）
- 游牧文明和耕种文明大相径庭。从事耕种的农民能否活下来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而从事游牧的牧民则更多依靠自己。农民不必担心他们的庄稼一夜就被人全部偷走，除非盗贼有本事一个晚上就把地里所有庄稼全部收割完。但是牧民就有这样的担忧，实际上，他们一直生活在牲口被偷，整个生活被毁的恐惧之下。所以他们养成了好斗的性情：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对危及他们名誉的哪怕最轻微的挑战予以最坚决反击——这就是“荣誉文化”的含义。游牧文化所在的地方，荣誉感在男性那里占据存在感与自我价值的中心。(描述某个山区中的青年男子为何好斗)
- 成功不是随机事件。成功是由一系列可预知的、强而有力的优势环境和机遇构成。
- 只有艰苦从事没有意义的工作才称得上是艰苦工作。一旦这项工作变得有意义，它就会使你快乐地拉住妻子的手跳起快步舞。
- 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3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
- 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栖身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我的读后感：
总的来说，《异类》从描写人类中特别突出的个体开始，试图分析除了所谓个人努力、天赋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对于人的成功至关重要。使用的工具、语言、环境、文化背景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人浸没其中，往往不自知。
当然，对于我来说，最近的感受是，浪潮和大势也非常重要。常说人要加入一个好的公司、好的平台，航空母舰肯定比舢板开得快，我就算站在母舰上什么也不干，也比我在舢板上用力划要速度快得多。
另一方面，俗话说男怕入错行，所谓入行，就是在行业爆发前夜加入。无论是早年的VC、移动互联网、文化娱乐，感谢我以前的选择。
最近我在想...接下来的中国，会发生些什么呢？接下来的我，应该干些什么呢...
总之，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能简单地复制自己：要不断以现在所有，作为筹码，找到杠杆，进入到未知的领域，塑造起我个人的人生壁垒和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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