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地震：人类历史上唯一准确预报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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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说明，在人类完全掌握地壳运动的规律之前，也还是能找到某些可行的办法，最大程度降低地震造成的危害，特别是人员的伤亡。

海城地震：人类历史上唯一准确预报的地震

文 / 红色参考综合报道

来源 / 红色参考

地震灾难似乎无法预报，所以不可避免。其实，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一次准确预报并作出成功防范的地震。这就是海城地震。这次地震之所以能够将灾害损失降低到最小，又和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有关。

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我国辽宁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了7.3级的强烈地震，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经过我国地震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对这次地震作出了准确的预报。

震区广大军民及时采取了有利的预防措施，使这次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地震，造成的损失减轻到了最低限度。消息迅速传遍了国内外，各国的地震工作者公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准确地预报了大地震，并且大大减少了损失。

辽南地震预报的成功，有力地说明地震是可以预测的，是可以实现预报、做好防御的。--尽管这是第一次，也只是一个开头，我们面前的路还长，对地震规律的了解还很不够，还可能会有很多失败，就好像气象预报，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没能准确预报的事还常发生。面对海城地震预报的胜利，既要鼓起自信心，又不能盲目乐观。

自从1966年邢台大地震以来，我国就开始了对于预报地震防止地震破坏的工作。邢台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但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周总理亲临灾区视察，做出了依靠专业人员和群众群测群防地震搞好地震预报工作的决策。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辽南地震得到及时准确的预报就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就是这一正确路线的胜利。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1966年邢台地震后地震预报工作就在当地匆匆上马。起家时一切都是那样地简单幼稚，也不能不简单不幼稚，任何事物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起来的。科学工作者们到各个村子里，向人民群众广泛地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声、光、电、磁、直到井水变化寻找"预报方法"。3月26日中国地震工作者做出了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它发生在国务院总理发出庄严号召仅仅十八天之后！但这不过是很不成熟的一次经历，真正的辉煌正是这九年后的海城。

经过九年的探索，我国广大地震工作者研究了许多预报地震的方法。有人从地质学上去探索地震的成因和规律，有人研究我国历史上关于地震前兆和防震的记载，有人研究古代地震资料的科学价值，有人根据地震历史资料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地震发生的几率。有人从声、光、电、磁、潮汐、水文、地质、地壳变动、气候乃至天体运行等等来研究和地震的关系。

根据这一切，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早就把眼睛盯向了辽南。早在1970年1月辽南便被圈定为重点监视地区。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确定把辽宁南部作为重点监视地区。北从辽阳市到锦州往南到大连，再转东北到东沟、丹东，然后向北、向西北回到辽阳这么一圈。会后，中共辽宁省委加强了对辽宁地震工作的领导，组建了地震工作机构和专业地震研究技术队伍，逐步开展了各项工作。

圈定了地震危险区，为进一步预报提供了战略工作区域。在加强前兆观察的基础上，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发现一些新的异常现象。旅大金县观测站在水准观测中发现从1973年9月到1974年6月，金州断裂南端地面大幅度地向西北倾斜，倾斜率为正常年变率的三十倍。国家海洋局几个潮汐观测站的多年海平面升降纪录，反映出辽东半岛向北西方向倾斜，营口从1972年起就出现不稳定的趋势性下降。尤其1973年渤海海平面出现十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反常上升。北大在大连观测到地磁场垂直分量的变化也大大超过了正常值。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分析了这些现象，做出了中期预报，认为渤海北部地区构造运动加剧，一、二年内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提出加强这些地区的预测预防措施。把短期预报圈定在以上那个圈内，从鞍山以南到大连以北的一个狭长地带，另外还圈定了一个从丹东到岫岩作为重点控制区。

根据这个判断，中共辽宁省委进一步对辽宁地震的预测预防作了部署。一方面加强对专业台站的领导，同时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尤其在辽南地区群测群防网站遍布城乡、厂矿和社队，初步形成了专业和群众相结合的预测预报监视网，开展了仔细的监视、测报活动。在这个基础上，1974年11月东三省地震形势会商会更加明确地提出："营口至大连近期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今后工作的重点，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强监视，充分做好捕捉大震的准备。"

钱钢是这样描写辽南地震预报的：

地震工作者当然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不能仅仅归功于他们，否则就难以理解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没有预报成功。海城地震时，地震工作者还不能说完全破解了地震之谜，只能说有了一些初步肤浅的了解，说不上神机妙算，如果说那时已是神机妙算，难道到了唐山，地震工作者就不是神机妙算了。

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群测群防起了极大的作用。地震工作专家，不过定下了长期的、中期的预报，他们的预报是正确的，工作是卓越的。但是仅仅有着长期和中期的预报对于救灾还是毫无用处。他们确实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预见到的地震也许今天晚上就会发生，也许三、四年以后才会发生。也有的地震专家"敢报大震"，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如果贸然作为定论发布出去，也很可能使得人们像说谎的孩子喊"狼来了"那样，到了真正狼来了，人们不再相信了。

不是别的，正是群测群防收集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现象，并且到了地震专家面前汇总，才使得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和国家地震局敢于判断出大地震就在眼前，把发生地震的圈子圈定到了海城到营口的小圈子里，才敢于做出临震预报。

由于辽宁省委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迅速地建立了群测群防队伍，大量的地震前兆由大批参加地震预报工作的群众汇总到辽宁的各专业台站以及国家地震局。

如：动物异常，冬眠的蛇在冬天出洞，老鼠不怕人，在大白天成群搬迁。

水异常，井水水位突然上涨或下落，以及翻花、冒泡、变色、变味等等。

各种群测群防的土仪器突发异常，数据急剧摆动，为正常变化的几倍到几十倍。

◎海城地震纪念碑

辽宁省地震办公室综合分析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资料确定很可能海城到营口地区将会发生较大地震，立即报告辽宁省委。1975年2月4日上午10时30分，省革会根据省委决定，向全省做出了预防工作的电话通播，并相继向鞍山、营口两市党委传达了省委的防震指示，14时又在海城召开了有海城、营口两县和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参加的防震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委的防震知识和措施。

海城大地震发生了，房倒屋塌，但是绝大多数居民撤离了住房，牲口赶离了圈厩，人畜伤亡大大减轻。

专业地震工作者的功劳自不用说，但是广大参加群测群防的人民群众难道是没有功劳的？辽宁省委的功劳难道可以忽视？制定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的正确方针，难道其功劳是可以忽视的。辽南地震预报的最后两个过程就是由于在辽南地区密布的群测群防网点报来的大量前兆现象引起了注意，结合专业台站的观测数据，经过会商，综合分析做出的。其中由三个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女话务员组成的营口县虎庄公社邮电支局业余预报组和由家属、干部组成的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102队群众测报组，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前者在1971年5月就成立了，她们四年如一日地从事单调、刻板、枯燥的工作，观测仪器、做记录、画图表、报读数，积累了可靠的数据。努力学习地震知识，向群众普及地震知识。在公社党委支持下，在所在地设立了六个群众测报点，还选择了一口水井，作为固定的室外观测点。她们的努力得到了群众的响应，全公社干部群众、男女老幼都来关心地震测报，发现异常及时向她们报告。在地震发生前发现了蛇、鼠、鸡、青蛙等不少动物异常，以及各种水异常等，结合她们自己观察到的土地电仪的数字异常，进行综合分析，及时向上级报告。

近四年的努力在1975年2月4日一天内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就是那天下午13到15时，她们发现土地电仪出现了几年来最大的异常变化，立即报告上级。地震发生时，她们不顾安危坚守岗位。地震后墙倒房塌砸在她们身上，她们仍然在余震不断中坚守了七天六夜，保证电话畅通无阻，又日夜注视着土地电仪的变化，监视震情。

没有这一切，没有群测群防，那会有海城营口地震预报的成功。日本等国的地震专家在总结了我国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经验后得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能够及时地收集大量地震前兆的异常情况，并且及时归纳、分析、总结的结果。

海城地震能成功预报并及时采取防范措施，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

◎毛主席和毛远新

1975年10月1日，毛远新去新疆参加纪念活动，9月底路过北京去看望毛主席，先向毛主席汇报海城地震情况。毛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主席指着毛远新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对照杞人忧天）的故事”。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6.8级地震，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力量救灾，周恩来总理迅速赶到灾区看望受灾群众，检查落实救灾工作。邢台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预测、预报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周恩来讲，“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专家和群众结合），土洋结合（土办法与洋办法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要各级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抓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专门会议。会后国务院又发了文件（国发[1974]69号）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把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定为地震高危地区，包括京、津、唐、张地区，辽南地区（大连、营口、鞍山）。该文件说上述地区在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会上有些同志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中科院的报告提出：“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并具体提出四条建议：

一、加强对地震工作的领导，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七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要有一名负责同志主管地震工作，建立健全地震局或地震办机构。

二、积极发展群测群防网，大搞群众运动。在生产大队和重要厂矿企业建立群众业余测报小组，农村特别要发挥中小学、气象站和群众科学实验小组的作用。

三、地震专业队伍要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力争及时做出震前预报。专业队伍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把开展群测群防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四、加强有关地区协作。

辽宁省地震办参加了这次会议。

历史已经证明，1975年2月辽宁海城7.3级地震和1976年7月唐山7.8级地震都在1974年召开的上述会议的预测之内。历史同样证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

从1974年开始，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震，省地震办（局）经常向省委报告地震发生的情况。1974年夏，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发后，辽宁省委非常重视，专门开了几次会议，还请专家上课讲地震知识、监测方法等。辽宁省委常委按照国务院文件精神，决定：

1、各级领导要重视地震监测和预报工作。

2、建立健全省、地（市）、县、公社各级地震办公室，负责组织领导地震专业人员和群众业余的地震监测工作，宣传地震知识。

3、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贯彻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准备大震”的指示精神，在辽南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中小学校建立群众性的业余地震监测小组，形成网络。配备简单设备、仪器，监测地磁、地电、地下水、井水、氡气、环境、动物异常反应等变化，并注意收集整理民间地震知识、经验。

4、组织地质、地震专业人员对业余人员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

5、对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加强领导，严格纪律。各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不得擅自发出地震预报，只能将异常情况向当地地震办汇报，再由地震办逐级汇报。地震预报权只能属于政府。

从1974年开始，辽宁全省，特别是辽南各地迅速行动贯彻省委决定，建立了大量群众性业余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1974年12月发生过一次4.8级地震。在地震前，群专结合的监测网及时准确的作了预报。实践证明，他们的预报是正确的，国家地震局还专门破格为此发了简报。由此，专群结合监测地震的情绪更高了。

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初，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小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省地震办不断的将地震情况上报给省委。当时辽宁省委的主要领导对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发生较大地震高度警惕。特别是地震专家给省委常委上课时讲的“小震闹、大震到”的规律给他们非常深刻印象。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要求，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亲自负责这项工作。

1975年1月4日，辽宁省委又专门召开了预防地震的座谈会，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专程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刘局长肯定了辽宁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成功预报了4.8级地震的成绩，并说：“过去有人说，地震预报外国人没解决了，中国人也解决不了。这是错误的。我们解决地震预报，就是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具体体现。”

主持座谈会的李伯秋书记对全省下一步的防地震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说：“就像打仗一样，我们要立足于早打，打大仗，打原子战争，立足于敌人突然袭击。要做到有备无患。”会后，全省防地震的工作，更进一步展开。

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沈阳有强烈震感。李伯秋、毛远新等省委主要领导立即查问地震情况。省委办公厅主任尹灿贞根据华文（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具体负责领导省地震办工作）凌晨的报告汇报说：省地震办（局）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是“在近期内，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李伯秋问：“破坏性地震具体指什么？”回答是5到6级地震。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主张向营口、海城一带群众发出地震预报，毛远新提出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李伯秋说：“预测说是‘近期内，很可能’，什么叫近期内？一小时叫近期，十天半个月也算近期，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毛远新说：“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

然而，当时正是春节前夕，室外都在零下十几二十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发出地震预报，还可能造成恐慌，可能有坏人借机造谣、捣乱，甚至形成难民潮，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特别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影响了鞍钢的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的结果，预报要发，但要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个市，先召集海城县（属鞍山市）、营口县（属营口市）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省地震办派人去传达李伯秋代表省委提出的主要防震措施，然后通过各级干部、民兵下去动员群众不要在室内过夜。同时，通过县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

◎李伯秋

毛远新又把商量的意见向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沈阳军区政委）作了汇报，曾绍山表示同意，并说由他负责向当地驻军传达，要求当地驻军做好防震准备，还要随时准备派出部队去帮助地方救灾。

当天下午二时，在海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意见，布置具体的防震措施。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主要是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到室外去。在生产队，在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搬到室外居住，要做到家喻户晓。

2月4日下午，尹灿贞打电话向李伯秋、毛远新汇报：在海城的紧急会议已开完会，正在全面落实省委要求。李伯秋对毛远新说，他准备第二天去海城、营口等地检查落实情况。当时李伯秋正在生病，毛远新说他去。但李坚持说他先去。

2月4日19点36分，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整个辽宁省都被震动了。沈阳、辽阳等地都有房子倒了。地震发生后，李伯秋当晚就赶到海城。不久，他给曾绍山、毛远新打来电话，说灾情比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倒塌房屋很多，但群众情绪还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说：“共产党、毛主席真神了，下午让我们搬出去，晚上就来地震”。群众还说：“房子倒了，但没伤着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李伯秋还说，39军救灾部队已迅速到达灾区，正在开展救灾工作。

李伯秋书记从灾区回到沈阳后，毛远新即前往海城、营口等地，继续组织救灾工作。在大石桥（营口县政府所在地）39军驻地，39军副军长在军部礼堂的废墟前对毛远新说，2月4日那天真是巧了，当天下午鞍山市委、市政府带着春节慰问团来部队，四、五百人在军部礼堂开联欢会，地方领导、军队领导讲完话后，主持人宣布，接省委通知，所有人员不要留在室内，文艺演出不演了，请大家按秩序退出会场。人员退场后二十多分钟，大地震来了，整个礼堂塌下来，夷为平地，参加联欢会的军地双方人员一个也没伤着。

海城大地震后，据统计，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一千三百余人（主要是老人、病人冬天不便搬出来，还有一些“胆大不怕死”的）。

有关部门估计，如果不发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可能近十万人。

◎被江青叫作“小豆子”，视若己出的毛远新（右一），右二为李讷。

1975年10月1日，毛远新去新疆参加纪念活动，9月底路过北京去看望毛主席，先向毛主席汇报海城地震情况。毛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主席指着毛远新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对照杞人忧天）的故事”。

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

毛主席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委上午10点发出了地震预报，当天晚上7点36分就来了地震，这纯属偶然。但从1974年国务院根据地震专家的预测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发出国发[1974]69号文件，辽宁省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应对准备工作，健全了机构，组建了专群结合的监测网，普及了地震常识及防震教育，加上老天帮忙，4日凌晨将近5级的地震，提醒辽宁省委果断拍板发了预报。这大概就属于毛主席所说的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必然性。

地震预报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无法观测到地壳运动的实际情况，也就无法确切掌握地震的规律。海城地震属于“小震闹，大震到”的类型，这只是地震的一种形式，唐山地震就不是这种类型。对地震专家提出过高的奢求是不客观的。

但是，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地震灾害是不能预防的。

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说明，在人类完全掌握地壳运动的规律之前，也还是能找到某些可行的办法，最大程度降低地震造成的危害，特别是人员的伤亡。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被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实践证明，至少在大量减少人员伤亡上是行之有效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说到底，在预防地震灾害的问题上，还是需要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没有专家的地质结构分析、中长期预报和日常的专业性工作不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组建业余地震监测网，没有普及地震常识和进行防震教育，也不行；没有党政领导的当机立断，采取有效的措施，还是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地震灾害的预防及救助，更象是党政领导的一项系统工程。

如果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前，四川能象当年辽宁那样，形成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体制，各级都建立了地震办公室，建立了大量的群众性的业余的地震监测网络。就可能发现大量临震前的异常现象和信息，这些信息经各级地震办汇集起来，就可能促使各级党政领导形成决心，哪怕是基层领导及时采取某些临时措施，就可能大大降低人员伤亡。这就是“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的人民战争思想，在预防地震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