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记录了女孩小咸12岁那年，妈妈去世前7天的时间。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海报
导演李冬梅出生在巫山附近的小村庄，是家中长姐，有4个妹妹。在她的成长记忆中，这个家庭里没有快乐。父亲长年在外务工，母亲从李冬梅记事起，就一直在经历着怀孕和生产的循环。而祖辈因为“三代单传”心事重重。
母亲一心想要一个男孩，这份心愿终结在第五个女儿诞生后。胎盘卡在身体里，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更令人揪心的是，造成胎盘膨胀的原因，正是母亲生下孩子后，一听又是女孩，“气到了”，用拳头捶胸口，血灌进胎盘造成的。
影片中，是四个男人抬着滑竿运送母亲，一路小跑着下山，山村离镇上的医院遥远。其实母亲本可以在离医院更近的外婆家生产，但那时候的村里习俗认为，女人在娘家生孩子不吉利。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李冬梅和她的家人来说，这个悲剧，是“医疗落后，地方偏僻”造成的。
姐妹们在妈妈坟前
“我妈妈觉得，生儿子是她的责任，生不出儿子是她的罪过。”李冬梅在幼年时，很想问妈妈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就偏要生一个儿子？”连带的一个问题是：“我哪里不够好。”
这种残忍的心理暗示不约而同地留在李家五个姐妹心头，彼此心照不宣，但都感同身受。“那是一种愧疚感，会觉得，如果自己是个儿子，会不会妈妈就不用吃这么多苦了。”
电影里，在妈妈的坟前，小咸对父亲说，“我会像儿子一样孝顺你”。现实中，她的所作所为全然超越了一个儿子。
母亲去世后，父亲有长达7年的时间没有露面，而她承担了“长女如父”的角色。
她谈起电影里这一句刺痛无数观众的台词，“它确实是让我这几十年都在践行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自己像一个儿子、像一个男人一样去生活，我没有给自己权利去柔弱，我要去赚钱，让我妹妹去读研究生，我甚至觉得我的爸爸是我的孩子，我照顾他的情绪，关心他今天有没有开心。
”
五个姐妹都一样的要强，成绩优异，事业有成。她们成了幼儿园园长、律师或特殊儿童教育工作者。“不比别人家的儿子差”的信念成为了五姐妹上进自强的动力，却也像一道枷锁，为女孩子幼小稚嫩的心带来沉重的负担。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
李冬梅算是个异类。她的前半生是乖乖女，村里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获得体制内教师的体面工作。之后创业，她甚至赚到了数目可观的钱，还供妹妹读完了研究生。
31岁那年，迟来的叛逆让她做出身边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决定——只身前往澳大利亚从零开始学习电影。在此之前，她不是影迷，对于电影的知识积累寥寥无几，但她热爱文学，喜欢叙事，又被身边同事发现给一草一木拍摄时都能够进入极其专注的安静状态。
另一个有点心酸又动人的初心是，那时候她以为电影都很赚钱，她想用拍电影赚钱，给和妈妈一样的女性成立一个生育基金。
2019年电影开机纪念照，当时片名为《小咸》
2020年，不惑之年的李冬梅交出自己的长片处女作《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影片雕琢了李冬梅童年记忆里与母亲相处的最后时光，悠长冷静的长镜头穿越两场新生与死亡。“电影里每一个镜头里的时光，都是我的记忆里二十几年以来反复的回响。”李冬梅说。
此后几年间，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日最佳影片”、平遥国际电影节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哥德堡国际电影节英格玛·伯格曼最佳国际影片处女作奖……这个“中国式乡村生育故事”在不同的国度与文化环境中获得回响，有人对女性的命运感受到深刻的共鸣，有人为勇敢而精准的简练电影语言感到赞叹。
在媒体视角里，李冬梅的人生是一个好故事。上一代的悲剧映射着时代令人扼腕的无力悲歌，自强不息的下一代热血励志。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段伤痛不可磨灭也无法被荣誉和褒奖粉饰。
电影获哥德堡电影节英格玛·伯格曼最佳国际影片处女作奖
成为一个创作者后，李冬梅有很多机会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说起这段成长的创痛，从不同的角度剖析读解，但和自己的家人，这段真实而具象的痛苦反而谁也不会谈起，姐妹们在一起，聊得更多的反而是明星八卦。她的父亲，想要给女儿帮很多忙，但至今拒绝看这部影片。
平遥的颁奖在冬天，紧接着要过年。李冬梅从觥筹交错的名利场抽身，转身进了寺庙做义工，过了一个特别宁静的春节。之后疫情三年，她进入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教书，在这里写了新的剧本，又重新出发完成第二部长片。她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曾经内心惶恐的小女孩找到了坚实笃定的力量。
一晃三四年过去，《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将于5月8日在全国艺联上映，上映期间适逢母亲节，李冬梅觉得，这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
当年用平遥奖金还完拍电影的“花呗”，又开始“被掏空”——为了让小众的电影与更多的观众相遇，李冬梅选择尽可能多跑一些城市的路演。以主创亲临交流，组织观影团的方式把想看电影的观众聚集起来，是李冬梅和发行团队能想到的“打捞”观众的最好办法。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路演时间表
过去这些年里，《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在各种影展放映，每每结束，总有感慨万千的观众向李冬梅讲述他们被电影深深刺痛或抚慰的地方，甚至有中年人观影后抱着李冬梅痛哭。“当初拍摄这部电影的一个初衷是希望像我妈妈、像小咸、像外婆这样的女性，她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的处境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和理解。”
电影上映前，澎湃新闻记者再次和李冬梅谈起这部电影。关于家庭历史的讲述里，她是那个直面着伤痛破茧蜕变的小女孩；关于电影的阐述中，她是坚定了自己独特风格美学的创作者。
李冬梅
【对话】
长出新皮肤的伤口
澎湃新闻：
电影里面的时空设定是妈妈去世前的最后七天时光。现实里妈妈去世后，围绕在你们身边的人的状态有什么变化？
李冬梅：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的两个妹妹，她们分别比我小4岁和8岁。那个时候爸爸在妈妈去世后就走了，他离开了7年，没有回来过一次。刚开始他还会给我写信，后来连信都没有了。有四五年的时间，我们甚至以为他不在这个世界上。
小时候可能有更多的恐惧，也有怨恨。但后来也能够理解。实际上，那些年我爸爸过得也非常艰难，他在外面还债，带着很大的负疚在生活。这次回老家放映电影的时候，爸爸说他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但就是不能去看这部电影。
他其实还没有走出自己心里的那个阴影。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在我爸爸心里也特别重要。他可能从来不敢面对。我们是小孩子，我们知道自己是无辜的。所以我可以以讲述者的身份来讲这个故事，爸爸却不会这样觉得，他的愧疚可能从来不会跟任何人讲。
而我的外婆，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每次提到妈妈她都会特别伤心，每年我们姐妹去我妈的坟地，外婆都会跟着一起去。但过了十几年后，外婆跟我说她哭累了，不想再为这件事情难过了。
至于妹妹们，大家都很勤奋，也都很坚强，每一个妹妹的成绩都挺好的。大家好像都心照不宣地憋着一口气，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做得很好，想证明不比别人家的儿子差。
村子里其他的人后来也没有再说什么，其实他们还挺有同理心的。这次回村子放电影，很多乡亲都去看，他们也还是对我妈妈的命运感到惋惜。
电影中的外婆和妈妈
澎湃新闻：
之前电影获奖的那年，你接受了很多采访，也分享了很多你的经历和伤痛。这种直面内心最痛苦的回忆一遍遍讲述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感受吗？
李冬梅：
从我真正开始写这个剧本，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这七年里，我几乎每一天都与这个故事相关。电影上映前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是一条漫长的与观众相遇的路。在这个过程中，我接受了很多采访，每次采访都需要我直面那些经历和伤痛。但我已经能够用电影去拍这段经历了，所以采访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多负担。
但有一个感觉确实很有意思，我发现在讲述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变形了，它变得模糊了。曾经那么深刻的东西，当时在我的心里很具体的感受，已经完全被抽象成了言辞，这种抽象是一种剥离、一种异化。但我觉得也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