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反抗的善意，或许跟恶意并没有太大分别
。
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
「你愿意跟我谈一谈那段经历吗？」台上的心理咨询师问。
「
随便
。」来访者漠然地甩出两个字。
他们坐在一个舞台上。台下有几百人在观看。来访者是一个年轻女士，中学时有过被性侵的经历，现在她要在众人瞩目之下，讲述那段经历——目标是为了「治愈」自己的创伤。咨询师准备好了纸巾，和处变不惊的心情。
进展不太顺。咨询师遵照创伤治疗的步骤，顺次询问事发经过。来访者弓着身子，埋着头，像挤牙膏一样往外蹦字。说几句之后就切换话题，反问咨询师：「我真是好蠢，当时怎么不知道跑呢？您是不是也觉得我很蠢？」更多的时候，她说话像蚊蚋一样听不清，也许是无意，她把麦克风拿得很远。
台下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此起彼伏的叹气。
我坐在台下，看着纸上的材料：
咨询师与来访者约好，本次咨询对性创伤经历进行工作。
我在「约好」两个字下面，一遍一遍地划线。
「真的吗？她自己真的有这个意愿？」
这是我最近参加的一场心理咨询师集会。主办方请了一位演员扮演来访者，由几位心理咨询师作为代表，对着扮演的来访者，各自演示一节咨询。
说是「约好」，演员为什么那么不配合？
她在抗拒什么？
这些问题，我不得不思考。
因为——下一个上台演示的就是我。
「台下有这么多人看着，你还好吗？」我问。
她坐在我对面，表情麻木：「已经参加了两场，我习惯了。」
「你想怎么用这次的时间？」我晃晃手里的材料，「上面说是处理创伤。」
「我随便。」她还是那句话。
我停了下来。
「你说随便的意思是什么？」我问，「把你介绍过来的咨询师，他的想法是要治疗你的创伤。但我更想知道，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她有点不耐烦：「我的想法就是随便。」
问题在第一分钟就暴露出来，我越发警惕了：「随便的意思是，你想谈那件事？还是你其实不想谈，只是因为我们要你谈，你才不得不谈？」
她的眼神有点闪躲：「我不知道！」
后来，在整场扮演结束之后，这个演员找到我，向我解释，她不是故意难为我，她也是有点慌了，因为我问她的问题，她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跟事先安排好的不一样。」她说。
我当然知道跟安排好的不一样。在每个人都能看出她明显不情愿的前提下，我仍然要她去接受那些被安排好的事，
那我们是在做什么呢？
「安排」，一直是围绕着这个案例的关键词。在那份材料中显示，她一直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十几年前，性侵她的对象是家庭老师，她作为学生无力反抗。十几年后，她被家人安排了一场婚姻，作为女儿她也无力反抗。但她无法跟丈夫有身体的接触，所有人都相信这源于十几年前的阴影，要通过咨询帮她走出阴影，跟丈夫圆房，享受婚姻和身体的乐趣。
但，那是否是加诸她身上的
又一个——出于善意的——安排
呢？
咨询一开始，演员足足迟到了十分钟（注意，这件事不是被安排的），她低着头，表情阴郁，眼神空洞，不看台下的观众，讲话的时候不对着麦克风。她在用一切方式表达，哪怕这个安排是为了她好，可她并不情愿。
但她嘴上说的是：「随便。」
我最终没有进入创伤治疗。
如果是点菜，「随便」是表达许可，
允许你可以提出任何安排
，她客从主便。但是一个人要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对如此私密而重要的个人事务，发出随便的邀请呢？她真的愿意交出掌控权吗？——何况她看起来是那么别扭。
在得到她更明确的态度之前，我不会「随便」向前走。
我问我自己，这个咨询是她真正想要的吗？
咨询是有好处的，毫无疑问。疗愈可以减轻她内心的痛苦。但
疗愈同时也是一种推动，推动她必须向前走
。向前可以走到哪里呢？我翻她的资料，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她在羞辱，忽视，指责和操控中长大。工作和婚姻由家人一手安排。她无法名正言顺地反抗，能做的就是一面答应，一面用身体不配合。
某种意义上，痛苦或许是一个挡箭牌。因为痛苦，她总算有理由可以不配合安排给她的婚姻。我们是要帮她减轻痛苦，但那样就足够了吗？如果治疗的目的仅仅是抽掉她的借口，让她可以更好地配合这段婚姻，配合家人替他挑选的男人，成为他自愿的，可以产生性关系的妻子。
我们做的事，不就是以善良之名，努力「帮助」她去跟另一个男人圆房吗？
跟性侵又有什么实质区别？
坐在台上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些。
我体会到一种焦灼的心情：「快啊！人家都说随便了，那就开始吧！大家都等着看你是怎么做的！」但我心里始终过不去，那一句「随便」。
正是在那样巨大的压力下，我好像能多理解一点女性遭受的侮辱和压迫了。有
一些伤害并非来自于邪恶和蛮荒，恰恰来自于文明的社会，善意的围观群众
。他们满怀爱心地看着你，说：「姑娘你真不幸，你结了婚，却没法跟丈夫上床」。他们真心实意心疼你遭遇的一切，是因为他们相信，它阻碍了你融入你本该融入的女性生活。他们照顾你，保护你，疗愈你，不愿让你像「不正常的人」一样，逃离结婚或生子。有些善良的人还会想：都是因为你遇到了坏人（性侵的罪犯，愚蠢的父母），要是遇到像我这样的好人，一定能让你重回正轨。
但我认为心理咨询的目标，不是狭义的「疗愈」，不由分说的治好你。
而是对方
重新获得为自己做主的自由
。
「想象一下，如果创伤治好了，你现在是健康的，但你不一定非得要跟丈夫发生关系。你会怎么选择？是接受你丈夫呢，还是继续拒绝他？」
她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再说话，等她表达更明确的态度。
过了很久，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假如她的创伤好了，她更愿意养一头宠物独自生活。那是她想要的。她不愿意跟现在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实话说，作为一个女孩的父亲，每当看到新闻里提到对未成年女性的侵犯，我都会头皮发麻。林奕含的书我买了，但我几次都没有勇气看下去。
我会教我女儿如何保护自己，如何表达拒绝。但我很讨厌「受到性侵是因为她们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论调。我在咨询室里接触过一些性侵的受害者，
她们对自己的谴责不是不够，而是太多了，远远太多了
。某种意义上，自我谴责对她们造成的影响，甚至比身体上的伤害更严重。就像台上扮演的来访者一遍一遍说的：「我真是好蠢，当时怎么不知道跑呢？」
这不正是问题所在吗？
她们怀疑自己
。
无论是什么导致了这份怀疑，那都是一根捆住她们的绳索。
让她们顺从，让她们闭嘴，融入主流。她们怀疑自己的声音，是因为说出来也很少真正被听见。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
她们习惯了随时随地听任别人的安排
，无论是被侵犯，被羞辱，或是跟并不相爱的人结婚，被迫接受主流价值观的疗愈，忘记伤痛。明明不愿意，却迟疑着上台，面对几百双眼睛，低着头说：「随便」。
「你说出自己要什么，不就好了吗？」
这些置身事外的话，有时真的太过轻巧。
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提到了这样的困难：这个社会并没有给女性留出那样的空间，可以大声表达出「我要」或是「我不要」。
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社会习俗，层层的压力封锁着那个空间
。坐在台上的我，那一刻就体会到那样的封锁，我几乎忍不住要说：「要不，我们还是顺应大家的期待吧？」
身为男性咨询师的我，那一个小时当中，几乎是舞台上的绝对权威，我都能感应到这种困难，对那个女生来说，又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那一刻突破层层「善意」的压力，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呢？但能觉察到这一点困难，就说明情况还不是最坏。更可怕的是我们根本意识不到，且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她最后表达出来的，是愤怒。
咨询快结束的时候，她瞪着我，喊：「停下！」
这是她第一次对准麦克风，对着几百个人，清晰地喊出自己的需求。我立刻停下来。我邀请了几位女性参会者，讨论咨询方向的不同可能性。但就在她面红耳赤喊出「停下」的同一时间，每一个人都毫不犹豫地停下来。
那是奇迹般的一刻，每一个人都听到她的声音。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而不再是随便，随便，随便……
她开始哭，巨大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几乎怀疑那一刻不再是扮演出来的情绪，而是真正
积压了好几十年的委屈，愤怒，和反复任人摆布的耻辱，通过那短短的十分钟喷发出来，投射到整个会场
。我试图告诉她，她刚才做了一件很不一样的事，她保护了自己，那真的很不容易。但她哭得如此厉害，已经听不进去了。
我问她：「现在你想做什么？」
她继续哭。她的表现完全超越了扮演，仿佛回到了灾难发生的当时，在那里真的看到一个不知所措的女孩，面对那个强壮的，道貌岸然的，看似慈爱却对她步步紧逼的男性，她张开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她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一切发生……她只能默默忍受着，直到很多年以后，她才大声哭着喊出来：「
停下！
」
我停下了。整个会场的人停下了。心理咨询师们面面相觑。
这场咨询失败了，我不无欣慰地想。
她止住哭声，抬起头：「我想离开。」
我站起身，拉开会场大门，强烈的阳光照进来。我告诉她：
门打开了
。
（注：这是公开展示下的扮演个案，一切信息与真实人物无关。但由于不确定是否涉及到保密议题，对少数与案主自身有关的情节仍然进行了模糊和修饰。）
——原文首发于公众号Mom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