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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抗疫连续剧编剧六六女士到武汉了,一下车就奔着感动去了,各种造泪。她婆婆说一个月没吃肉,馋肉了,她落泪了;她问“假的,假的”这事儿,他大伯作为社区工作者给她到了苦水,说“我倾尽全力,但工作肯定有不到位的地方”,成功把做假逆转为工作不到位,她感动的鼻头酸了;新加坡人六六感动到说,全世界只有那谁谁才会把灾难当成国家重任,中国广电总局的乙方可真乙方啊。六六照顾感动,可谁来照顾这么多人离世的哀痛和愤怒?
我发小的堂妹作为山东医疗队支援湖北,我中午给她发了微信,今天晚上给我回微信:“朱主任的同事说,从没见过一个医生低调成朱主任那个样,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他在同事、病人心中的口碑特别好。”“安静地给人看病,安静地跟人谈话,安静地戴上老花镜,安静地交给患者处方。安静地感染上病毒,安静地在家隔离,安静地因为病情加重来到急诊,安静地住进重症监护室,最后今天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他这种安静令人窒息,这近似对某些人和事最深刻的嘲讽。
“走了”只要与人命沾上边,任何时候都是个很悲伤的词。可我觉得,它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带给人如此复杂的感受。事到如今,有些人就是把锅甩到天上去,也无法推翻这样一个事实:造成这么大伤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功于隐瞒实情。如果说之前大家对谁隐瞒了实情是推测或者猜测,袁国勇给大家理出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晰。专家组到武汉,钟南山拿到了实质证据,他一再追问“究竟还有没有?”,“究竟还有没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们讲这么多的个案?”“一个副市长,面色好差,心情沉重,他们那时候应该已经知道出大事了。”看到没有,一个副市长,但是副市长就有胆量隐瞒实情?这么清楚的脉络如果再抓不住人,简直没脸面对那些亡灵。网上有种流行说法:主要原因是人性之恶,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就算杀了那个人,还是无法去除人性之恶,要对这种人性之恶开炮才对。这好比,有人捅你一刀,你伤好了,要找这个人报仇。当你准备挥刀时,有人说,都是人性之恶惹的祸,不是某个人的错,难道你要对着空气砍两刀就行了?不谈人性之恶还是人性之善,太费费脑细胞了,就说一个朴素的道理:谁执行的,谁就是责任主体,那就必须让他得到应得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法律还有什么依据。从袁国勇的叙述来看,主事人对1名病人传染14名医护人员的事实非常清楚,也明白1月8日出现了死亡病例。作为一个有点基本良知的人,按照情理,都会竭尽所能地规避悲剧的发生,可有人却隐瞒了实情,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我依旧想不通,1月12日开的会,这之后应该公布实情了吧,为什么还要隐瞒呢?到底是什么占据了他们的大脑?我特别想知道,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