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引领新时代中国边疆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
隋唐“大一统”格局的源与流
蒋爱花 郎朗
隋唐结束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建立起兼跨长城内外的统一王朝，将众多族群纳入国家的疆域及文化圈中。在治理过程中，唐朝中央政府逐渐孕育并确立了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华夷一体”族群观念，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天下一统的疆域观、王权一统的政治观、家国一体的文化观。这一深刻而多维的观念促使边疆与中原的互动日益密切，推动了多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成就了中国古代疆域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盛世记忆。
关键词
隋唐 大一统 族群观 多民族交融 源流
作者
蒋爱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郎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唐代源建夫妇墓志考释
——兼论入唐前后源氏家族的身份转变
吴正浩
《源建墓志》《新乡县主墓志》为南凉秃发鲜卑后裔唐代源氏家族夫妇墓志。这两方墓志不仅可以补充入唐源氏家族世系及仕宦，也反映出秃发鲜卑与拓跋鲜卑具有同源关系。通过对墓志所涉唐德宗时期选尚等史事的考证，可以发现唐代中后期源氏家族处于衰而不败的地位。源氏一族与牛僧孺等文人名士的交往、对儒学文化的学习、与皇室及其他世族的通婚、在朝中及地方多任文职等史事，是唐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反映出源氏一族逐渐由北朝文武兼备型家族转变为文官型家族的历程。
关键词
源建 新乡县主 秃发鲜卑 选尚
作者
吴正浩，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师资博士后。地址：西安市长安区学府大道1号，邮编710127。
早期入辽汉官群体与辽朝华夏化研究
——以墓志为中心
齐伟
辽朝早期，大量汉地官员入辽，并逐渐进入辽朝统治阶层，全面参与政治建设。辽朝统治者确立尊儒崇佛的文化政策、推行科举取士等，为汉官在辽朝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契合了汉人入仕的传统路径，为入辽汉官跻身于辽朝统治集团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保证。早期入辽汉官从最初“水土不服”到最后成为推动辽朝融入中华文明的重要力量，恰恰是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例证。
关键词
辽朝汉官 群体研究 民族交流 墓志
作者
齐伟，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历史学院教授。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大街恒山路3-1号，邮编110031。
《金史·百官志》姓氏谱与金朝
姓族秩序的演变
姜宇
《金史·百官志》姓氏谱是将《女直郡望姓氏谱》和金章宗重修之谱的内容重新整合而成。金朝官方姓氏谱的文本编修与谱中姓族秩序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该谱在建国前及建国初的择姓标准，是以女真诸部部长姓号、女真军事贵族姓号、归附于金的部族名号为主。金熙宗时，随着新官制的颁布与实施，以及女真传统“猛安”“谋克”官称内涵的变化，该谱的择姓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转为以收录位及三品及三品以上的非汉族人物的姓族名号为主。此种择姓标准，促使谱中姓族内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等级分化，推动了金朝姓族的秩序化、制度化运转，确保了金朝统治者“定姓族”政治目的的实现。
关键词
《金史·百官志》姓氏谱 姓族秩序 政治等级 政治文化
作者
姜宇，1989年生，历史学博士，山东航空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院讲师。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391号，邮编256600。
民国时期多语合璧官定历书的
时间秩序构建
朱文哲
官定历书作为构建时间秩序的工具，在近代国家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辛亥革命不仅重构了官定历书的内容，也改变了官定历书的颁行方式。民国建立之后，政府在向蒙藏等地颁发历书时，既试图借鉴清代时宪书的颁行传统，又期望构建边疆与内地一体的标准时间体系，以维持时政有效运行。但以阳历为主要内容的官定历书与蒙藏等地多使用阴历的状况有巨大差异，加之其发行受到空间距离以及蒙藏等地使用多种文字的影响，汉与蒙古、汉与藏、汉与察合台文合璧历书编印发行成效并不显著。此种困境反映了民国时期全球标准时间扩展与中国传统时间体系的冲突和调试，以及地方时间与现代国家时间秩序构建的内在张力。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官定历书 时间秩序 标准时间
作者
朱文哲，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南路1023号，邮编510515。
清代雍和宫金瓶掣签的实施
与藏传佛教管理国家化
赵令志
清代首次正式举行金瓶掣签仪式是在雍和宫，此次掣签形成的寻觅灵童、掣签仪轨、官员主导、奏准确定等过程，成为以后雍和宫、大昭寺金瓶掣签必须遵守的规章。驻京及蒙古地区、甘青地区的活佛转世必须于雍和宫掣定，不但减轻了各地信众的经济负担，也彻底解决了这些地区活佛转世由西藏高僧把控的问题。其对促进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稳定社会局势，安定北部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各级官员主导金瓶掣签，实际上已将活佛转世纳入国家的管理范围，进一步加强了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同时对促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清代 雍和宫 金瓶掣签 活佛转世
作者
赵令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清代乌鲁木齐都统述论
——兼论清代新疆两军府制
王希隆
清朝统一新疆后，传承与发展汉唐军府管理体制，设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伊犁将军与参赞大臣组合制是清朝军府制的基本结构，乾隆三十八年乌鲁木齐都统的设立则是对这一基本结构的完善。都统的设立是出于乌鲁木齐军政区处于双重管辖事权不一以及管辖驻防满营和加强对新疆东部的控制等原因。乌鲁木齐都统统辖驻防满营、绿营，镇迪道府厅州县系统官员为其属员，并监察境内维吾尔、土尔扈特札萨克王公家族，负责喀什噶尔军政区的部分防务。虽然有都统受将军节制之规定，但将军、都统品秩相等，直辖兵力相当，清朝在新疆实际上设立了两个军府。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成为省会，重要原因之一即军府制施行期间，乌鲁木齐军政区各方面的发展领先于其他区域，具有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清朝 新疆 乌鲁木齐都统 两军府制
作者
王希隆，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地址：银川市西夏区文萃北街217号，邮编750021。
雍正朝东川、乌蒙、镇雄
改流及辖权归属考述
段金生
雍正四年至五年，鄂尔泰、岳钟琪出于不同的治理思路、政治利益，在乌蒙、镇雄改流的步骤、方式等方面产生分歧，围绕改流后的辖权归属亦采取了不同的对策。鄂尔泰能取得雍正皇帝的全力支持，既是君臣二人彼此高度信任的结果，也是清朝统治秩序日益稳固，北部边疆渐趋稳定，整体上要进一步加强对边疆地区管控的内在需求。岳钟琪的思路及对策，既有居于川陕总督这一职位的考量与权衡，亦是其将清朝边疆局势整体认识与个人边政经历结合思考的一种治理取向及思维路径。鄂尔泰、岳钟琪围绕改流和辖权归属的博弈与调适，本质上均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边疆的控制以巩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
关键词
鄂尔泰 岳钟琪 改土归流 辖权
作者
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月华街2929号，邮编650504。
汉收燕、代边郡时间考
——基于对汉景帝治国方略的考察
但昌武
学界一般认为，“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将所有诸侯国的支郡(含边郡)皆收归朝廷，燕、代二国的边郡也在此时被收夺。然而这一观点并无坚实的史料基础，也与汉景帝治国方略的演变历程相悖。此外，燕王定国诛杀辽西郡肥如令之事，也证明“七国之乱”后燕国依然辖有其北部边郡。燕、代二国边郡纳入朝廷的时间应在景帝中二年(前148)至中六年(前144)之间，与这一时期汉景帝治国方略变化息息相关。
关键词
汉代 燕 代 边郡 治国方略
作者
但昌武，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地址：合肥市蜀山区肥西路3号，邮编230039。
唐初对西州的治理
——基于“来丰案卷”的探析
孙丽萍
吐鲁番出土文书“来丰案卷”由门陁辩辞、官府判词和坊正辩辞三部分组成，重新缀合后官府判词在前，门陁辩辞和坊正辩辞是对官府判词的回应，在案卷中位于判词之后。从唐初辩辞形式、来丰案卷内容和出土墓志来看，备受学界争议的节义坊是居民里坊，且是武城城中之坊。西州的坊制属于中原制度，而非沿用高昌旧制。来丰和何射门陁疑为胡人，唐朝早期胡人广泛参与西州治理及西域经营活动。唐太宗对胡人“爱之如一”，西州官府对胡人的态度可能受朝廷影响，但唐太宗“华夷论”的提出，也不排除其受到了西域胡汉交融历史与现实的影响。
关键词
来丰案卷 西州 坊制 胡人
作者
孙丽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副研究员。地址：乌鲁木齐市西北路581号，邮编830000。
试论开元后期唐对剑南道北部诸羌州的治理
——以王言为中心
景凯东
开元后期，唐玄宗曾派遣宦官王承训安抚剑南道北部岷江西山地区的当、悉、柘、静、维、翼六州，其所携的三篇蕃书王言保存于张九龄的文集，其中记载了唐朝治理该地区的诸多细节。针对这几个正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分布情况，唐朝实行的是一种羌酋世袭长官、及时回应诉求、驻军控制、塑造认同相结合的羁縻统治，这种治理方式使得岷江西山诸羌州在唐朝与吐蕃的交锋中成为唐朝可依赖的力量。同时，这些羌人地区的正州成为唐朝边疆治理的示范区，为争取弱水西山诸羌的归附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诸羌州 剑南道 吐蕃 羁縻统治
作者
景凯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地址：山东省曲阜市静轩西路57号，邮编273165。
唐代保州地望及其移治天保军新论
杨倩丽 陈乐保
开元二十八年唐朝析维州定廉县置保州，定廉县在今理县以东的薛城，而非以往学者所言的理县西侧朴头镇。天宝八载，保州移治西130里的天保军，其地约在薛城西北的柏树桥一带。保州西北的盐溪路是唐蕃往来的重要通道，唐前期白狗羌、索磨诸部以及小左封羌等都由此路内附与朝贡。天保军的设置及保州移治天保军，标志着唐朝由保州盐溪路经营弱水八国的交通格局正式形成，史书中经常出现的滴博岭路实际就是盐溪路。反观维州西侧的沱水大路因长期为吐蕃控制，且道路相对迂远，并非唐朝经营的重点。
关键词
唐代 保州 奉州 天保军 盐溪路
作者
杨倩丽，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陈乐保，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新区上海路101号，邮编221010。
辽金天辅议和发覆
——从《金史·斡鲁古孛堇传》谈起
常志浩
辽金“显州交涉”可视为天辅议和的先声，通过梳理“显州交涉”的时间线可知，天辅议和正式开始于天辅二年正月，发起方是辽朝，原因在于其反攻金朝的战略受挫。杨朴“封册十事”是辽金双方经六次交涉在天辅二年八月所达成的议和条款，并非金朝单方面的要求，或者杨朴的个人建言。杨朴的贡献在于将议和从疆界谈判推向了封册谈判。然而因辽人议和不诚，封册之事经七次交涉，至天辅四年三月仍未完成。其后，阿骨打起兵攻打上京，意在以打促和。可惜上京失陷造成了天祚的战略误判，议和功败垂成。
关键词
天辅议和 显州交涉 “封册十事” 辽金
作者
常志浩，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柳树南街1号，邮编116081。
《河源志》所见忽必烈经略吐蕃史事考
胡康
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都实考察黄河源头，此次考察除探查河源，兼有经略吐蕃的目的。都实一行深入黄河腹地，沿路勘探，就是为进一步经略朵甘思做准备。在黄河沿线设置驿站，不仅可以使元朝势力深入朵甘思腹地，还有利于强化对朵思麻诸部落以及乌思藏的控制。都实考察后，黄河道正式开通，元朝不久之后在朵甘思黄河河段设置了驿站。依据《河源志》提供的线索，可以将吐蕃等路宣慰司的设置时间进一步限定在至元十七年到二十五年间。
关键词
忽必烈 《河源志》 都实 黄河道 吐蕃
作者
胡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2号，邮编410082。
明末至清中叶中国帆船越南沿海贸易探析
尤云弟 钱江
明末至清中叶，中国帆船在越南沿海的贸易活动历经由兴起到鼎盛，由鼎盛转入低潮，一度在西山叛乱后陷入衰微，之后逐渐复苏等不同阶段。中国帆船对越南贸易不同阶段变化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中国海商的贸易活动不仅促进中越经济交流，而且促使大批华商侨居当地。中国帆船在越南沿海的贸易活动是明清时期东亚和东南亚海洋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当时中国逐步融入亚洲海上贸易体系，进而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融为一体。
